如今，金井胡同一号沈家本故居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科研基地，也是许多机关单位进行优秀传统法制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沈家本先生前后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只有最后的十三年是住在自己购置的金井胡同一号的这所院落。
其实“金井胡同”的名称，直到民国以后的地图上才出现，因为现在的沈家本故居西侧的金井胡同，原来只是一条从上斜街通往校场五条的狭窄的巷道。留有这条巷道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一口供给周边邻里用水的水井。这口井正在湖州沈寓大门的东侧。由于冬天井台结冰，取水时常有人滑倒，且有落井的危险，为此沈家本先生命人给井台周边安装上了护栏。由于护栏使用黄铜制成，金光闪闪，人们称之为“金井”，于是这条无名窄巷就有了“金井胡同”的俗称，直到民国初才被正式命名。胡同口的第一宅，也成了“金井胡同一号”。这所宅院，在被沈家本先生买下之前，是在京湖州吴兴（归安）人，为方便乡人来京暂居而购置设立的会馆——吴兴会馆。当时，由于位于广安门内北半截胡同的更加宏大的湖州会馆的兴建，这所总共不到三十间客房的吴兴会馆渐次冷落。由于公选的“会馆提调”沈家本，1893年出任天津知府，他在向同乡会交代了账目，辞去提调之职后，会馆由此彻底停业废弃。
1901年，沈家本在西安行宫，受命任光禄寺卿，为慈禧、光绪一行回京开路，将至北京时，受命任刑部右侍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谕旨：“转刑部右侍郎沈家本为左侍郎”。二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三人保荐沈家本、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从“从二品”升格为正二品大员，开始了他修订法律的艰苦生涯，为中国法制开启了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华法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刚到京时，沈家本暂住湖广会馆。家眷到京后，自然不能久居。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沈家本征得湖州同乡会同意，买下了金井胡同一号已经废置多年的吴兴会馆。留守看管旧吴兴会馆的刁成一家，因为是老熟人,就成了沈宅的管事家人。经过几个月的挑梁、翻顶等土木工程及置办了家具后，时已入秋，沈家人择就吉日良辰迁居。于是这金井胡同一号门前，挂上了“吴兴沈寓”门牌，这个门牌一直挂到1940年院落易主。
沈家本酷爱读书。读书、藏书、编书、印书成了他终生的嗜好。他在天津知府、保定知府任上收集的书籍，陆续托朋友送到了北京。四房儿孙加上自己的住房、书房、厅堂，三进院落已经不够居住。扩建房屋就成了一家人的议题。议来议去竟过了一年，最后还是尊重了一家之主的意见，决定盖一座江南风格的二层小楼，作为书斋，以慰藉老人那怀乡的游子情结，满足老人家建自己书斋的愿望。
楼址定在前院正房的东耳房并向东推至东围墙，正房与小楼之间留出进入二进院的通道。特地从湖州请来了匠人帮助施工。三爷佑甫（沈家本三子沈承烈的号）总揽其成。直到光绪三十年秋，才算大功初成。虽是木质结构，但两面山墙还是砖砌，房顶的瓦还得按北京的方式装修。南方是直接把瓦排列在檩条上，晚上躺在床上，有时甚至能看到月光从瓦缝中洒下。北方因风大天寒，必须在檩条上铺席，在席上铺泥，在泥上铺瓦，一则防寒，一则防止瓦被风吹落。初建成时很潮湿，不能即时使用，必得晾一晾潮气。再加上置办书橱书柜、书案、座椅等等，一切办得停当也到了年底。上下各四间的二层小楼，上面藏书、写作，下面客厅茶室，舒适、典雅而宁静。
那是1905年之初，光绪三十一年的新年之际，小楼正式启用。还是在董康、章宗祥、徐世昌前来拜年之际，老少四人交谈中，选定了“枕碧楼”斋名。其寓意是小楼枕于碧水之上。一个“碧”字，既代指护城河，又寓指沈家本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州旧宅附近的碧浪湖。徐世昌当场题写，董康请人刻制，挂在了枕碧楼正面二层的檐下。
枕碧楼落成后，楼上就成了沈家本藏书与工作的主要场所，楼下成为沈家本待客的会客厅。枕碧楼曾藏书三万余种五万余卷，在京城一时称盛；沈家本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也都是在这里完成。
1913年，沈家本去世，沈家本四子沈承煌成了枕碧楼的第二代楼主。
沈承煌是笔者的祖父，因为他老人家去世的那年，笔者刚刚周岁，对他老人家毫无感知。要说他长得什么样儿，那还是祭祖时，从墙上悬挂的影中看到的。笔者所能记录的关于祖父及当初金井胡同一号的情事，都是听祖母赵六如和母亲董曼英的叙述。
沈承煌也曾进过法律学堂，清末和民国时，在大理院做过推事（审判员）。日伪政府成立，沈承煌就隐退回家了。可是他不像他的三哥沈承烈那样杜门谢客，他成天往来于酒肆茶楼，做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不问世事之态，以杜章宗祥、董康等旧友之口。
大概就在这时，他染上了痨病（就是肺结核）。那时，肺痨是没有特效药的，整天咳嗽不止，愈演愈烈，以致吐血。有人告诉他，抽大烟既止咳又治病，但因为抽大烟那是伤风败俗的事，自己不能败坏门风。然而，病入膏肓，痛苦至极。夫人赵六如看着他不停地咳嗽、喘息、吐血，真是心急如焚，于是劝慰道：你又不是纨绔世家子弟，不是吃喝嫖赌抽，你是为治病啊，就试试吧，要是不管事就算了，试试也上不了瘾。要是管事，你不是少受罪吗？
沈承煌也真是苦不堪言，自然有病乱投医，而且夫人都如此说了，那就试试吧。一试，果然止咳，也不那么难受了。一开始，家人，特别是其子沈仁坚（字子固，1911-1953，笔者父亲）十分抗拒。但据祖母说，只要一咳喘不止，抽上几口当即止咳，沈仁坚也就无可奈何了。就这样，祖父染上了烟瘾，痨病加烟毒，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沈家本先生过世后，枕碧楼也没有了当初的兴旺，虽然还不至于“门前冷落车马稀”，偶有文人墨客登门拜访，或吃茶、或谈书，但已经不复以往景象了。“七七事变”以后，时不时来做客的客人中，多了一位姓丁的前清举人，此人自称与沈家是世交，可沈承煌并不知其为何方神圣。丁举人每到一次，必定前后院参观，啧啧称赞，时而还隔着窗户往屋里张望，弄得女眷十分不满。但来的都是客，沈承煌也不好说什么。
谁知这贼人竟是惦记上了这所宅院。
丁举人向沈四老爷（沈承煌）提出了购买这个院子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沈四老爷对他说：“祖传之业，焉能售卖，望勿置我于不孝。”但丁举人并不甘心，仍三番两次提出无理要求。沈仁坚怒不可遏，一次竟将其推之门外，并声言：沈家不欢迎你。
从此，丁举人再未上门，想必怀恨在心。
沈仁坚是沈承煌的独苗，自幼好文字训诂之学，同时又酷爱围棋，曾经在北京小有名气，与当时围棋名人雷浦华、顾水如等是博弈好友。下围棋并不打紧，麻烦的是，沈仁坚自恃棋力，竟赢了日本一名五段棋手，那日本人死不服气，几次三番约至西绒线胡同的一家棋馆对决。沈仁坚不悦，后来就拒绝了这日本人的棋约。
忽然有一天，刁玉(沈宅管家刁成之子)匆匆进屋对沈四老爷说：巡警刚来过，说是日本人要来搜查，说是有人举报沈家大院里有人私藏烟土，让四姥爷留点神。沈四老爷一听，气得立时咳嗽不止，稍微镇定，问了半天，刁玉也不知所以。又过了一两天，那巡警又来说：“我来知照一声，别在您院子里真搜出烟土，沈四老爷不好办，我们也不好交代。”
这难坏了全家。老爷子一时离不了烟，要是日本人真来搜，即便是找出一两，硬说私藏，也是有口难辩。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全家都不知就里。笔者母亲董曼英后来回忆了此事的经过。
沈承煌问沈仁坚在外头得罪日本人了？沈仁坚说：“就是下棋赢了一个日本人。后来他约我去海丰轩下彩（海丰轩在西绒线胡同，是一个开设棋局的茶馆。下彩，即赌博的彩头）。我不去，他不太高兴罢了。”
沈承煌教训沈仁坚：“你看，跟日本人置什么气，躲还躲不及呢，你就输他一盘，又怎么了？”笔者母亲后来回忆说：“可大家也还是觉得，因为下棋也不至怀恨如此啊。”
全家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谜底，他就是觊觎这个院子很久的汉奸——丁举人。丁举人阴阳怪气地对沈承煌说：“听说贵公子得罪了日本人啊，这事可闹大了。”这时沈承煌心里已经明白，一定是此人买房不成，衔仇报复故意挑事。
沈承煌问：“丁老爷有何见教？”
丁举人大言不惭地说：“如若在下相助，此事不难。沈子固（沈仁坚的号）得罪的日本棋手，既然已经知道贵宅地址，也知道四老爷你有食烟雅好，恐怕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日本人真的上门搜查，沈四老爷恐怕是有口难辩。那日本棋手可不是普通棋手，可是有来头的。”
丁举人按捺不住地说：“贵府不如避而远之，由在下代管此院落，破财免灾，岂不安稳？”从此，三天两头就有日本兵、伪巡警或丁举人到宅中恐吓骚扰。
沈承煌想到了时任伪华北政府政务委员的董康，又不肯舍了气节，去找这位给日本人干事的老朋友帮忙。无奈之下，沈承煌在那张屈辱的所谓卖契上签了字。家人另找房子，经过十几天的准备，打扫好了房子。老宅院这边也收拾好了东西，于是搬家了。搬家这天，丁举人送来了购房银票。祖母赵六如告诉笔者，那银票钱数当时仅够买八袋面粉。
新居在宗帽头条内的城隍庙街。沈承煌说：“沈承煌住进了城隍庙，我命不久矣。”就在当年之秋，抑郁中的沈承煌故去了，享年五十五岁。
不过半年，老人家整天抱在怀里的长孙，年仅四岁的沈厚錧，也因痨病随之而去。
金井胡同一号由吴兴沈寓，变成了汉奸丁举人的产业。
1945年日寇投降，丁举人被民国政府处决，宅院作为敌产被充公。北京和平解放以后，这座宅院与当时北京市政府接收的所有敌产一起，经吴晗副市长批准，作为国有公房租给市民居住。改革开放后，笔者作为沈家本后人、沈家本文化研究者，与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们多次呼吁将沈家本故居腾退，作为传统法律文化展示场所。
在多方努力下，2017年，这所宅院经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出资，沈家本故居进行修缮。2018年1月18日，沈家本故居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