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经济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应该实现了，但2024年压力也还比较大。记得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用了“三重压力”的提法，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2023年末的经济工作会议则提了六个方面的困难或挑战。前三个分别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转弱，这三个分别对应了前两年所提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只是提法有所变化，描述困难更加具体。
对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转弱”这两大问题，我认为也与有效需求不足有关。需求上升了，供需关系才能平衡，过剩现象自然缓解，预期也会转强。
另外，这次除了前面三大压力之外，还提了三条，分别是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过去连续两年都会提三大压力，这次又新提了三个，说明什么？我们2024年可能面临的困难更多，任务可能会更艰巨。
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面临的问题讲得比较透，比较深入。这次也不例外，反映出2023年二季度以来，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问题摸得非常清楚。这对于解决问题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
如何看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觉得确实是不同以往了。过去我们讲到困难和问题，感觉都是暂时的，即便这条路走不通还可以走另外的路。现在来看，过去容易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留下来的都是不太容易做的，都是绕不过去的。
比如我们过去有人口红利，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出口的优势非常明显。国内原来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后国内冒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投资回报率也很高，比如修高速公路、修大桥等等。如今则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按照国际标准来讲，我国现在老年人（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5%，达到14%就算深度老龄化了。凡是从深度老龄化演进到超龄老龄化这个过程当中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速都在2%左右，像日本也就1.2%这样的水平。中国老龄化加速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年下降，而且结婚人数也逐年下降，所以消费增速不如预期。
如何解决或应对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就提出要实现高质量增长，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要以科技来引领。但从国际经验看，转型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增长模式，当年日本增长也很快，但是当它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就步入到一个低增长的阶段，甚至是长期低增长或负增长，徘徊不前。
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应对这些困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大任务，九大任务的第一条就是产业政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比2022年会议第一条“扩内需”，这次中央把科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实际上也是要实现经济转型，因为科技创新才是能够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核心要素。
首先，地方债问题不用过于担心。虽然现在各个地方暴露出各种各样问题，但毕竟我们的行政体制跟西方的行政体制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通常是相互独立的。比如美国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完全是独立的，州政府自行选举，他们实际上是两个法人；而我国是一个政府下的分级管理，地方政府归中央政府管，所以是一个法人。
地方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有不同的算法，一般都会把隐形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债算在一起。如果用最宽的口径计算，地方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应该不会超过100%。我的计算大概是90%。那么地方债加上中央债，中国政府杠杆率水平大概是110%左右，这比美国联邦政府130%的杠杆水平还是要低。
而且美国州政府的债务累加起来的余额占GDP比重到底有多少，还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数据。总而言之，从大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杠杆的水平在全球排序并不算高，美国如果是州政府加联邦估计不止150%，而日本仅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就达到250%。
前面讲的是负债。再从政府的资产角度来看，我们仅国有企业总资产规模就超过320万亿元。再加上土地是国有的，各类矿产资源、森林、水资源基本也是国有的，行政性资产也是国有的，把这些资产加起来规模巨大。西方通常有一个算法，就是政府的资产减去政府的负债到底有多少，这么一算，基本都是负资产，而我国是金额庞大的正资产。
之所以中央对地方债务还是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原则，主要是倒逼地方政府转型，期望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投资而不是盲目投资。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再融资债的额度，以降低地方债的利息成本，同时不影响“追责”。
因此，2024年政策环境可能会比较宽松，尽管货币政策要“精准有效”（2022年年末的提法是“精准有力”），但不等于我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一定会缩手缩脚。2024年要防范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故政策的总基调还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保持底线思维，确保不跌破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如果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则政策的相机抉择或逆周期政策一定会是实施的，大可不必过度担心。
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可，就像分析股票市场走势一样，做技术分析的人都喜欢看量和价这两个指标。量比价先行，但不能够只看量，还得看看价格（估值水平）。价格中有一个叫房价收入比，我国房价收入比目前还是很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要高很多。另外一个指标叫租售比，租售比相当于是市盈率的倒数。我国主要城市目前的租金收益率平均在2%左右，2%相当于是50倍市盈率，西方国家的平均租金收益率大概4%左右，对应25倍市盈率。相比之下，我国楼市的估值水平还是比较高。如果说量已经见底，价恐怕还没见底。更何况股票市场搞技术分析基本上也预测不准，要预测股市涨跌都很难，同样道理，要研究房地产什么时候见底也是很难。
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不足。从需求端看，其一，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大概只有43%左右，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个指标全球平均大约是60%。所以我们如果不看需求侧，就很难看透中国经济的结构和深层次问题。其二，就是贫富差距。它影响了消费，也影响到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更偏重于投资属性，而不是偏重于居住属性。这跟高收入群体把房地产作为主要的资产配置是有关的。我觉得在我们的居民收入结构没有很好地改善之前，房地产的刚性居住和改善性有效需求还是有限的。
面对2024年的经济压力怎么来应对？前面提到，九大任务第一条是以科技创新来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第二条还是要扩内需，要促进消费，把扩内需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在扩消费方面2024年应该会有一些举措，有些力度，因为从2023年来看，消费的贡献前三季度占到了80%以上。过去消费的贡献通常只有50%左右，那为什么2023年消费贡献会这么大？其一是因为投资和出口下降比较大，其二是因为2022年受疫情影响，消费的基数比较低，这就导致消费的同比明显上升，但是环比的增长并不理想。大家也看到，像国庆长假，出行人数增加，但是人均消费减少。
另外消费方面还有个特征，即2023年的服务消费增长比较快。这也反映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随着整个居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加大，服务消费的比重应该还会继续上行。比如旅游、休闲、养老、保健等等，随着退休人员数量的增加，在这方面的需求肯定是会上升的。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年纪大的生活方式也明显不一样，他们的追求更加现代。
因此，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还是偏少、偏小，大概是50%左右。美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是80%，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也有70%。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这几年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当中的占比上升过快，应该让服务业发展缓一缓，让制造业不要降得过快。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呢？中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意味着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占比要减少，如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印尼等国，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大概只有中国的1/3到1/4，所以转移很正常。但转移出去之后中国的制造业的劳动人口数量就开始下降了，实际上下降从2012年就开始了。
要成为制造业的强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必然会下降，即便不想成为制造业强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也必然会下降，因为人力成本价格都在上升。这些从制造业离开的劳动力会去哪里呢？那只能去服务行业了。不能够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因为中国的农民数量已经足够多了。美国广义的农业劳动人口只有600多万，包括兼职的农业劳动人口；中国有1.7亿农民。美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到美国整个就业人口的86%，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中国整个就业人口50%左右，所以说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会增加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可以增加制造业的订单，有利于制造业做强，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所以，我们单纯、简单地认为制造业要做强，必须要扩大制造业的规模，这是错误的。制造业要做强，而不是简单扩大体量和规模。
对2024年GDP预期增速及建议
我建议2024年GDP的增速预期目标大概要维持在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到1.7倍。如果2024年全球GDP增速是3%，1.5倍就是4.5%，1.7倍就是5.1%，也就是在4.5%-5.1%之间。那么，如果2024年全球GDP增速是2.7%，那么，就是4%-4.5%之间。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就像三年疫情拉低了我国的GDP增速一样，中国是开放型经济大国，受国际影响较大，应该按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
关键问题还是要提升质量，让国内经济循环能够畅通。有人会提出，如果GDP增速过低，就业就会有压力。这个提法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就业跟经济结构有更紧密关系，跟GDP有正关系，但关联度不是很大。如美国2023年的GDP增速估计在2.5%左右，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水平创历史新低；日本2023年GDP增速大概是1.5%，但是大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7%。所以，中国关键在于要发展服务业，要扩大服务业的规模，因为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制造业只会吸纳越来越少的就业，随着AI广泛的应用，制造业所需要的人力会越来越少。
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吸纳就业最为明显，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中央经济工作会也专门提到了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有堵点就不畅通了，不畅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需要增加居民收入，而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个重要前提就要增加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提高服务业比重是扩大就业的有效路径。
最后回到现实，从2035年的中期目标看，要实现人均GDP的翻番，2024年GDP的预期目标确定为5%左右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因为年平均增长4.7%才能实现翻番，考虑到今后会出现GDP潜在增速下行的压力，故2024年及今后几年不能定得过低。但我还是不认可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拉动GDP的传统套路。
关于2024年的改革
最后，谈一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改革话题。
现实中，改革说起来很容易，也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知易行难，说易行难，真的要做的时候，确实不容易，但是你要不做，以后的日子更不容易。
民间投资2023年是负增长，也出现部分外资撤离。核心原因是投资回报率太低了。因为PPI持续为负，也就是2023年的出厂价比2022年的出厂价要低，成本又在上升，订单又在减少，这怎么做？所以核心就是要围绕怎么提高民间投资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要提高，减税降费固然是重要的，但订单更重要，这就需要扩大消费、增加居民收入。
第三，要进行一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目前居民收入结构还是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比重，也就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对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应该是长期提及的问题了，最终还是要有实际举措，包括养老福利体制改革、个税改革，包括第三次分配等等，要有所行动。
结语
2024年大家的预期可能还是偏弱，我觉得应该看到好的方面。如一些风险在不断释放，房价下跌就是风险释放的过程，股市处在历史低位，机会或大于风险。现在我们认识到问题，且越来越多的问题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经过三年的调整，A股的估值水平已经步入价值投资区间，资本市场或能够见底回升；房地产在调整过程中的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渐渐地减少。当大家预期普遍偏悲观的时候，往往也是机会在增大的过程，因为按照相反理论，大家普遍偏悲观的时候，往往实际结果会比预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