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是经济危机以来第一个“倒下”的国家。去年10月，冰岛的金融系统崩溃，此后，这个2007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第四”小国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游行示威。到今年1月，游行已经发展成民众和防暴警察的暴力冲突，愤怒的民众“砸碎国会的玻璃、朝里面扔雪球和烟雾弹”，直到把总理给赶下台为止。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经济危机是不会使人变得更美好的：它不大可能让你变得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它很可能让你冲上街头朝政府扔雪球和烟雾弹。
其次，经济降温很可能是环境保护的捷径。据说奥运期间北京的环境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围工厂的停工或减产，以此类推，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很可能是给大自然一个喘息的机会。工厂的废气废水排放得少了、几大汽车公司的车都滞销了、人们用暖气和空调更小心了，这些很可能比全球环保活动家们签署无数协议、召开无数大会对环保具有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电站的核泄漏曾导致巨大的灾难，但据说被遗弃的城市遗址20年后变得环境优美鸟语花香。如果人类的幸福是建立在大自然的痛苦基础上的，那么人类的不幸也许可以减少一点大自然的痛苦。
经济危机还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促进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此次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IT泡沫、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之后，全球的资本家们现在都在热切地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据说这个增长点很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如果这将变成现实的话，那么，这场经济危机可以说加速了全球经济从不可持续模式向可持续模式的转型。
在年轻的80、90一代的记忆里，90年代的下岗潮似乎非常遥远。除了刘欢那首脍炙人口的《从头再来》以外，这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经济危机和产业革新似乎也并未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什么遗产――尽管，以宏观的视角，中国的下岗潮和里根经济学、撒切尔改革一样，都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重要进程，代表着旧增长模式的消亡，新的增长模式、财富分配模式的建立。
站在90年代的特殊环境里，中国的决策者面对经济冷热的十字路口，决然选择了一条难走但正确的道路，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阵痛。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产能过剩问题的再度爆发，中国在2013年发现自己再次站在了这个十字路口前。
在经历了3年的踌躇之后，中国会在今年选择经济增长的方式吗？如果是的话（从近期国务院副总理的讲话来看，也极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呢？
似曾相识的困境
与如今的困境相似，当年同样出现了巨量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以及经济发展为纲的政策目标，导致当年的纺织业如现在的钢铁行业一样，野蛮生长，在非市场化的金融业的推波助澜下，过剩产能迅速膨胀，直到经济无法承受这样的债务压力。
在16道政令收紧财根，并亲自担任央行行长治理贷款乱象后，纺织业的破产命运就已铁板钉钉，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纺织业开始迅速崩溃，大规模下岗终于出现。
从宏观的结果上看，本次产业革新虽然痛苦，中国经济也为此进入到长达7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但中国经济在这七年的调整里完成了出口工业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转变，支柱产业也从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业转变成资本密集型的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更重要的是，通过国企的破产重组，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负债压力，另一方面“国退民进”为民企赢得空间，对政府依赖度更小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相似的是，2004年的良性经济增长被08年的次贷危机打破：欧美经济崩溃，外需消失，但机器厂房可不能随着需求一齐消失，它们变成了过剩产能。悲天悯人的“四万亿”计划实施后，中国经济的负债压力越来越大，步履蹒跚――可即使是如斯强心剂下，经济也并没有获得新的增长极或扭转颓势，反而变得更加脆弱。2010年后中国经济表现出“一放就疯，一管就死”的躁动情绪，高位震荡后，2013年后经济终于下挫，引导我们再度走到十字路口。选择难做。
即使我们都知道，根据1998年的经验，经历不到十年的痛苦后，经济就能迎来转机和发展――可谁来承担这十年的成本？要知道，一个人一生也没有几个十年。
从头再不来
1998年一首《从头再来》在央视播出，刘欢在雨中抱着小孩，对着张光北饰演的下岗工人呼喊从头再来，不知道唱哭了多少人，不过，现实残酷，从头再来可没那么容易。
国企工人在下岗前可是典型的社会中层，收入高于公务员，饭碗和公务员一样稳定，福利分房，子弟学校，从出生到坟墓，国企都帮你照料好了，你只需要安心的当一颗螺丝钉。而当人们把自己削成了恰好适合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时，机器倒了――虽然这只是社会演化的正常过程，但从微观看，对个人而言这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最无法适应的是心理，习惯于受到国企照顾的员工们无所适从，国企外的世界发展太快，他们早已脱节――这群下岗员工，除了少数再就业以及极少数创业以外，绝大部分人开始混吃等死，麻将桌成了他们的归宿。
这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阶级下沉还带来了新的问题，影响到你我这些非过剩产能、不太可能会被裁员的人――治安变差。经济衰退后，政府收入锐减，警察的收入同样锐减，而另一方面，无业游民激增也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迅速增加，犯罪率开始迅速攀升。
针对财产的犯罪，见于报纸的通常是绑架富豪，难以见报的则是抢劫、偷盗以及贩毒等，而同期的严重暴力犯罪，如杀人和案件数量也在增加――回想一下，1998～2004年间，绑架、杀人以及黑社会犯罪的报道是不是特别多，远多于经济腾飞的2005～2008年？
向死而生
在武钢宣布裁员时，有一名武钢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了天下第一考，成为一名执业律师，这是在时代洪流中个人抗争的成功案例。如果决策层决心产业升级，那么第二波阶级下沉就将马上来临，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呢？
整体经济数据通常难以让人直观体会危机的影响，但是各国老百姓的工资单，也许是普通人可以最直观感受世界经济健康状况的体温计。
国际劳工组织(ILO)就公布了一份名为《2010/2011全球工资报告》的调查报告，“晒”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变化状况。
全球工资增速骤降
这份报告分析了115个国家的工资数据，涵盖了全球94%的劳动者，相当于全球工资总额的98.5%。
结果显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工资平均增速（不包括中国）为2.2%；2008年和2009年，工资增速分别降至0.8%和0.7%。而囊括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工资平均增速（不计中国）降幅更为明显，由2007年的1.8%，降至2008年和2009年的0.5%。
这些还都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增速，如不考虑通胀因素，2009年名义工资增速降幅要更大，但是由于同期通货膨胀率下降较快，许多经济体通货膨胀甚至为负值，使得实际工资勉强维持微弱增长。
中亚东欧降幅最大
虽然，危机期间工资水平总体增速放缓，但各国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东欧和中亚地区，发达国家情况也较为严峻，危机却对亚洲几乎没有影响。
实际工资降幅最大的是东欧和中亚地区，官方数据显示，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2007年达到惊人的17.0%，2008年迅速降至10.6%，到2009年再度下滑至-2.2%。
从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来看，根据俄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该国实际工资平均增速连续两年大幅下滑，从2007年的17.3%，降至2008年的11.5%，以及2009年的-3.5%。该地区另一个大国乌克兰的工资平均增速2009年甚至一度降至-8.9%。
发达国家初现负数
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28个发达国家中，2008年有12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2009年则有7个国家下降。
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危机期间工资出现负增长。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实际平均工资增速为-1.1%，但这一数据在2009年出现明显好转，达到1.5%。
日本情况更为严峻，实际平均工资增速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为-1.9%，再度引发对工资和价格通缩的忧虑。
由于支柱产业银行业出现巨额亏损，冰岛成了受危机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发达国家，该国的实际工资水平2008年和2009年累计跌幅为12.9%。
就连一向领跑欧洲经济的德国，也难逃工资水平下降的魔咒。实际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该国工资水平就已出现下降趋势，2006年降幅为0.9%，此后降幅虽逐步缩小，但始终未摆脱下降情况。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危机或许只是暴露问题的催化剂，长期数据表明，主要发达经济体自1999年以来实际工资水平累计仅增长约5%。也许人口数量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新的增长点等深层次原因才是工资水平长期滞涨，甚至出现倒退的根源。
亚洲一支独秀
亚洲地区是受此次危机影响最小的地区，也是从危机中恢复最快的地区。亚洲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工资水平方面也不例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亚洲地区工资变动情况跟踪统计，2006年至2009年，亚洲地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速（计算中国）始终保持了7%以上的高位增长态势。2007年为7.2%，2008年与上年基本持平，为7.1%，2009年进一步增至8.0%。
除中国外，印度在这场危机中也表现不俗，印官方数据称，该国在2008年工资平均增速为8.3%。这一数字不仅远远超过本国2007年度-0.6%的增幅，还超过了2008年亚洲平均增速。
另外，从近10年的情况看，亚洲地区的工资自1999年至2009年翻了整整一番，与许多发展中地区一道，推动全球平均工资在此期间增长了近四分之一。
中国领跑世界，还是“被”增长？
在全球工资水平因危机或停滞不前，或不进反退的时刻，中国的工资平均水平连续多年呈两位数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平均工资增速为13.1%，2008年为11.7%，2009年为12.8%。
但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直到2009年才开始将“私营单位”劳动者工资纳入统计范围，一些学者认为统计结果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体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劳动者工资有“被”增长之嫌。
就统计数据中缺失的这部分群体来讲，截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约有6676万人，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所包含从业人员的54.75%。这部分关键数据的缺失，显然会对统计结果的精确度造成较大影响。
此外，国家统计局2009年对“私营单位”工资水平变动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领域工资平均增速为6.6%。结合以上两点，不难推断，工资增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高估，但经过调整加入“私营单位”后的数字至少仍应高于6.6%，显著超过全球平均。
全球收入分化加剧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工资份额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重，即工资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
该组织抽取了24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国家1980年至2007年期间的工资份额数据进行分析，这一趋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一定改观。
另一个长期趋势是，在过去15年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低工资就业都有所增加，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也增加迅速，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形成顶部高收入者“飞离”大多数人，低收入者“底部塌陷”的分化格局。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危机程度
报告的另一项结论是，工资份额长期下降、工资差距扩大和全球经济危机之间存在联系。
危机前收入不平等状况长期愈演愈烈，将货币从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家庭，转向了消费较少而储蓄更高的高收入家庭，造成消费动力不足，导致社会总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本次危机。
美国博士不惜隐瞒学历求职
美国许多高薪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和建筑师，也和建筑工人及零售商一样，被卷入失业的浪潮。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薪白领在失业后找不到合适的新工作，只有靠领取失业救济金度日。其中一些人转而寻求需要技能较少、工资较低的蓝领工作，以支付每月的账单，同时也不至于无所事事。美国网上就业指导公司“经济衰退在线”的创办人之一劳拉里奇认为，白领寻求蓝领工作这一现象，使人们瞧不起蓝领工作的传统观念产生变化。
美国还有一个现象：高学历者隐瞒学历，不愿高攀，宁可低就。原因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一个职位空缺信息披露后会招来大批应聘者，而美国不同的知识阶层有不同的价码，录用博士价码远远高出大学本科毕业生。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出于成本核算的考虑，企业当然录用本科生，博士常常落选。学历越高越难找工作在全世界都是个普遍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有些博士们只好屈尊竞争低层次的工作，又怕招人的企业有顾虑，只好瞒着不说自己有博士学位。竞争激烈到隐瞒自己高学历以求工作的地步。
日本博士失业成“浪人”
日本博士难读，现在更要命的是难找工作。本来在日本社会，能够在学界获得博士，被认为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事。然而，现在高等教育臼益普及，日本博士毕业生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找不到合适工作而成为“浪人博士”。毕业于著名学府的博士，也会与其他失业者上街高喊“反对贫穷”。日本媒体调查后发现，日本有不少博士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他们每年的收入少过150万日元。
日本博士产量从1991年的29911人增加到2007年的74811人，共增加了约2.5倍。根据东京首都圈临时教员工会的调查，获得博士学位后，这些人并非一帆风顺，能够顺利找到一份安定职业者不到6成。目前陷于“半失业”状态的博士却有26000人，他们多数是与学校订契约当“临时讲师”，京都大学推出了博士生赴中小学做讲师开讲座的活动，该校拥有博士学位但尚未找到固定工作的学生愈千人。
日本博士受聘于日企的机会比其他先进国家来得低，美国每三个博士就有一名被企业吸收，但日本却是六对一。一家专门为博士找工作的猎头公司指出：日本博士就职市场很小，其实只需一半的博士就够了。若要避免出现更多贫困博士的局面，当局就必须重新限定博士名额。文部省已责令有关院校缩减博士生招生名额。去年文部省公布了一项500万美元的资助计划，以鼓励日本公司雇佣国内过剩的待业博士后。为了让更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后能到私营企业工作，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奖励政策，企业每聘请一名博士后，可获500万日元的“嫁妆”。目的在于提高企业聘请博士后人员的积极性，解决人才浪费的问题。
韩国高学历女性失业创纪录
韩国统计厅表示：“每年2月均有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寻找就业岗位，因此也会相对增加很多失业者，这种现象似乎对女性的打击更大。此外，最近女大学生毕业人数也有增加，导致大学毕业女性的失业人数增加。”韩国企划财政部有关人士说：“韩国女生的学历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导致女性就业更难。政府为解决高学历女性的就业问题，决定建立高学历女性失业者求职数据库，并对她们进行免费带薪培训。”
从今年4月份开始。韩国政府首先对高学历女性中的文科类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这一项目的参与者不仅能够免费获得培训，还可以每月获得11万韩元的交通和餐费补助。此外，政府将负责在培训结束后把她们推荐给优秀的中小企业。
德国高学历者被认定为“贫穷人群”
德国《世界报》最近公布的一项受联邦劳工局委托的调查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12月份德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高学历者失业人数比同年1月份上升了11.3％，达到16.7万人。这是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高学历者大量失业后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高学历者也越来越多，2009年同比增加了10％，近6万高学历者被认定为属于“贫穷人群”。不仅是青少年或辍学学生在找“技能含量低”的工作，即使是拥有大学学历或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也在为普通工作而挣扎，因为雇主们都不要新手。
德国政府在国内就业市场上采取保护性措施，减轻本国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压力。
对于那些在德国高校就读的外国学生来说，要在德国找到工作更难。因为德国给外来的劳动力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德国劳工局原则上只允许外国人填补德国人不能胜任或无法填补的空缺岗位。虽然大学毕业生也同样受到失业的困扰，但总体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转型就业。所以，德国政府还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
近年来德国人学习文科、学习管理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过剩。德国政府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并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女性学习自然科学。
加拿大，不需要博士的国家
早期经济史中的节约消费理论与实践
现代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也就是传统社会时期，主要的社会经济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方式原始化与消费形式保守化。作为区别现代人的重要指标，这个阶段的实践层面上的极端表现为维持最低限度的食品消费，与之对应的是把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花销都看作浪费或奢侈。
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学者首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他最早把经济理论的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到生产过程，试图阐明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的观点是主张节制不必要的消费，以保证积累，并把税赋看成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比例关系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最不利于生产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费，其次是购买衣料的消费。此外，他还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节制消费的理由，根据当时社会存在的情况，认为消费品丰裕会使人们消费过多，而消费过多，则会使人们变得懒惰。
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主张把资本积累放在首位，对消费采取节制的态度。他身处短缺经济时代，生产者所有的产出都会被社会吸纳、消费，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尚未进入学者们的预测和假设，亚当·斯密首次将收入切割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他认为“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类似的，他指出“用以维持非生产性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在此基础上，若想要增加社会财富，就要多多提倡生产性消费，尽量减少非生产性消费。他解释说，“人们有两种欲望，一是现在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有时简直难以抑制，另一种是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两种欲望往往是冲突的，前一种欲望占上风，就有奢侈性的消费，后一种欲望上升，就会节制消费。这种比例的升降变化决定着国家与国民的财富积累。
近现代经济史中的扩张消费理论与实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代商业贸易体系的建立，“重商主义”渐渐成为主导社会经济的重要思潮，中世纪以来倡导的“禁欲主义”开始显得不合时宜，奢侈消费得到推崇，这种思想观点也被政府应用在对外贸易扩张中，从而影响到普通人的消费生活。
发表了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马尔萨斯，提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的思想，即“有效消费”概念。他认为，所谓“有效消费”，是指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马歇尔用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人的欲望的满足情况，指出当消费者收入既定不变，商品价格的变动将同时表现为商品销售数量的变动。他还提出了需求弹性理论和消费者剩余概念，说明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消费者为满足自己欲望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那么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这些理论对后来的微观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
凡勃伦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的消费思想主要反映在《有闲阶级论》一书，该书认为社会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离，使消费在性质上也相应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闲阶级为了过有闲生活而从事的消费，一类是劳动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便于继续进行劳动所从事的消费。有闲阶级的摆阔气消费对社会较低阶层会产生影响，发挥消费示范的淘汰作用。他的学说反映了消费理论发展新的社会化转向。
与之呼应着，1913年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出版了《奢侈与资本主义》，试图完全颠覆陈旧的论证，大胆提出不是节欲而是才催生出资本主义。他的另一本著作《资本主义的精华》中指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当然这种大胆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为什么他的学术生涯、思想发展脉络存在着明显的转折。
在实践层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技术推动力，现代化的生产体系把愈来愈多样、愈来愈大量的消费品推向社会，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进入了生产快速发展的时期。
以美国为代表，大型现代生产企业崛起，使得消费观念的现代性特征逐步张扬，400美元的福特T型汽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受益。城市规模化发展，引发了消费的集中，人们的消费比例越来越高，商品购买行为更多的从基本的衣食指向了精神层面，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念在大众消费模式的影响下被人们逐渐搁置。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整个经济体系中最快的增长点，由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的巨大变化，大规模的消费逐渐被个性消费与概念化消费所取代，“后福特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的生产更富有弹性，消费开始反过来主导生产，买方市场得到主动权，西方从“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随着奢侈消费的与道德的解体，单一的主流消费观念已经不能概括出整个社会的消费取向，于是表现为多元化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相安、理性消费与非理性消费的观念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