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虽然光鲜但也是人,所以在自杀背后的心理原因上,和普通人自杀拥有一些共性,也有其独特的心理原因:
国内外心理危机研究已经证明63%～97%的自杀者都有精神问题。比如抑郁症、酒精和物质滥用、幼年曾被虐待、人格障碍及精神分裂症等,在大部分自杀中起着重要作用。躯体疾病,特别是那些让人疼痛和致残的疾病,更会增加自杀的危险性。此外,自杀工具容易获得既是自杀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自杀行为是否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
七年前跳楼身亡的明星富豪张国荣是个拥有童年不幸心理阴影的典型个例。从小生活在大家族的他,父母一直感情不合,父亲因为做洋服生意长年不回家。而母亲因为与父亲的关系疏离,加上要独自在家料理生意而无暇顾及膝下的10个子女,而年龄最小的张国荣不得不在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和自己的哥哥姐姐住在一起。
说起童年,生前的张国荣总是充满遗憾和落寞,有些记忆总让他无法释怀。他曾经说:“小时候很寂寞,我是不爱吵闹、没有声音的小朋友,任何人来我家,你在厅,我在房,你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婴孩时期已经是这样。懂事之后,觉得家里很混乱,有好多人物,但没有一个关心自己,唯一最疼我的人是家中的一位保姆,3年前也过世了。”
张国荣在13岁时就背井离乡,独自去英国读书。在如此小的年纪离开父母和家乡,张国荣后来竟说当时“一点伤感也没有”。对送行的家人挥了一次手,就头也不回地走上舷梯,离开了从未给过他温暖的家庭。张国荣在生前的自传中写到:“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自杀率处于上升趋势,很多人无法让内心的压抑得到合理的释放。面对可怕的金融危机,人们应该好好想一下,每天忙于于赚钱的生活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困境的出路有很多条,但自杀绝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如何能做到防止自杀行为的出现,也成为大家争相探讨的话题。自杀的人通常内心充满矛盾,既想离开人世又眷恋世间的美好。大多数考虑自杀的人会在生活中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如:经常与人讨论有关自杀的话题;日常生活中一反常态,表现出厌世悲观的情绪,睡眠饮食毫无规律,情绪喜怒无常等等。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高度引起重视,积极建议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专业人员。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也有许多保护因素可以阻止人们产生自杀的想法或行为。这些方法包括:提高自尊心,加强与家人及朋友的联系,有联系紧密的社交圈子,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有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以及持有,能够帮助自己处理困难。
专家简介:
刘华清,男,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性学会性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华北煤炭医学院应用心理学教授;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学咨询中心督导。
金融风暴消灭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宣告了曾经横行无忌的“炫富”时代的结束，同时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消费理念的价值所在。
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
金融风暴在全球引发的恐慌还在蔓延，股价下跌、金融巨头陷入困境，财富由此缩水……波士顿咨询公司下调了它原先对全球财富规模作出的预测。根据此次调整，2008年的全球财富将比去年缩水12万亿美元。
这家全球性咨询公司报告说，去年全球财富增长近5%，超过了109万亿美元。但因为金融危机，今年全球财富将下降到97万亿美元。在亚洲，今年已有1.9万多亿美元的股市市值蒸发。那些出口依赖性较强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萎缩，出口业务开始下降，一些小工厂不得不关闭。这些亚洲国家获得的外国投资也开始下降。亚洲的消费者信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国内需求下降、零售额下滑。此外，一些亚洲国家的金融、食品饮料、房地产等行业，也受到了日益明显的冲击。
英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金融体系因次贷危机损失或将达到2.8万亿美元。该报告显示，全球金融业将因为次贷危机而损失1.4万亿美元。按照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市值，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工行市值的7倍。
从个人来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无情地吞噬着许多亿万富豪的资产。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个人净资产同期减少15亿美元；拉斯韦加斯矿石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尔登阿德尔森个人净资产损失40亿美元；俄罗斯最富有25人5个月的资产损失合计超过23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资产市值的4倍。刚刚出版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所评的中国400名巨富，全部财富加起来达到52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去年相同的统计，减少了57%。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有钱人也不能幸免不受打击，富豪们的财产严重缩水，超过一半企业家财富下降。其中，李嘉诚的损失超过200亿美元；27岁的中国房地产皇后杨惠妍从去年的140亿美元跌到今年只有22亿美元。面对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和对中国潜在的负面影响，马云、史玉柱、冯仑、任正非都在喊“过冬”，并认为，“也许2009年、2010年还会更加困难。”
在席卷而来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受到影响的绝对不只是银行和金融从业者们。现在，这股风暴已经“刮”向了老百姓。接连不断的破产风波，剧烈震荡的股市表现等使普通美国人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轻生者有之，做劫匪者有之。而其他国家的百姓生活也同样如此：物价涨了，饭碗没了，他们的不安感再度出现。
“这回，金融风暴真的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初，大多数普通人看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犹如内陆人看台风预报，错以为那样的海啸只是停留在电视新闻或报纸报道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美国到欧洲，从澳大利亚登陆到日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独善其身。格林斯潘所说的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切实地侵袭着普通人的生活。
金融危机在消灭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在消灭国家的财富。在美国，光次贷危机整个损失就达2万亿美元；在冰岛，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在亚洲，韩国的韩元已暴跌到接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水平，外债规模已经接近1800亿美元。因此韩国被称为亚洲版的冰岛。濒临破产边缘的还有巴基斯坦，目前巴基斯坦被标准普尔调降债券信用级别为CCC+，这是仅高于破产的评级。据报道，巴基斯坦的外汇存底只剩81.4亿美元，仅够支付进口一个月生活日用品的费用，巴基斯坦卢比至今已贬值21%，通膨也高达25%。巴基斯坦已在破产边缘游走。在中东，仅10月6日至8日的三天，6个海湾产油国的7个股市市值共缩水1500亿美元。
金融危机就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财富被消灭的既有穷人也有富人，还有国家。而这场“战争”，直到现在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一个“炫富”时代的结束
在20世纪30年底的大萧条中，作家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男人的刮胡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1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2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圣诞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就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几个月之前，该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以32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海滨豪宅。而在最先感觉到这场风暴的游艇市场上，那些一度很少有人愿意出让的、价格超过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豪华游艇也在被富豪们抛出。华尔街金融危机让纽约的富人们心惊肉跳，他们一改过去挥霍铺张的消费习惯，开始节俭起来。
自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企业大量裁员，各家公司财务吃紧，金融从业人员的个人消费开始下滑，失业和破产成为困扰华尔街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吃喝上。美元疲软，爱好旅行的美国人现在都选择了较少出游，经济寒流袭来，大手大脚惯了的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开始“勒紧腰带”过日子。勤俭、节约，在最近一段日子，正成为不少美国家庭的必修课。
在意大利，人们普遍认为奢侈品消费者将在明年春季寻找“投资型”服装――那些能经受住潮流冲击、质量上乘、能穿上好几年的衣服。在冰岛，这个2007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的北欧岛国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了地狱，现在的冰岛人民不得不面对9倍于GDP的银行负债重担。冰岛总理甚至建议国民自行捕鱼来节省粮食开支。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也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危机。
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当盛宴中断，狂欢的人群散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华尔街用泡沫支撑而起的奢侈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裸泳的，不仅有个人，还有国家！
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消费理念的价值所在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暴发至今，对于危机的起因，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与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脱不了干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的新闻主播安德森库珀在评点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十大罪魁祸首时，将YOU――普通的美国消费者――列为十大罪魁祸首之一，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被视为金融危机产生的基点。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美国联储局今年4月份公布的资料，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美元。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凶。
美国人崇尚“花明天的钱”，享受举债消费的生活方式。美国消费模式在为全球经济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经济、贸易结构的失衡，并向全世界传播了一种奢侈消费的欲望。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称，美国的消费者“消耗地球上的一切（帮助美国鲸吞世界石油产量的25%）却从不储蓄”。他还说，“拜美国无与伦比的财政制度所赐，其消费者可以几乎不用首付就购买豪华轿车。他们能够以房产的价值作抵押，每年都贷更多的款，并花光每一分钱。他们能以自己越来越少的积蓄享受越来越早的退休生活。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勇气和能量。”
许多美国家庭的超前消费主要是靠借贷实现的。这种消费方式是建立在未来经济将持续繁荣、个人收入将继续增加、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这一幻觉上的。纽约市议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纽约人要么没有积蓄，要么积蓄少得可怜。根据这份报告，20％的纽约人根本没有任何积蓄，45％的纽约人虽有积蓄，但只够维持其3个月的生活开销。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钱，其经济之所以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是超前消费导致的，而正是这种超前消费，才为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目前，美国家庭的负债金额与其一年的经济生产总值是大体持平的。他们将未来透支到了极限。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实际上有一些人在大把大把地花根本不可能挣到手的“明天的钱”。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有不少美国人宣布个人破产，直接原因就是他们偿还不了信用卡的借款和高利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可以赚到“明天的钱”的能力。
美国俄亥俄州退休教授杨江拄认为，美国人“寅吃卯粮”，以过度消费来刺激市场，造成虚假繁荣。事实上，美国的储蓄率近年来曾长期为负数，欠账的人多如牛毛，一旦潜伏在虚假繁荣下的各种泡沫破灭，立刻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对于现在美国人消费的萎缩，人们认为这是“对过去过度消费的惩罚”。
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暴露出了美国消费模式的问题所在，这一消费理念造成的危害显示，选择什么样的消费模式是一个关系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美国的消费模式中吸取教训。
为什么一个外国企业家在中国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在于稻盛先生和稻盛哲学本身。
稻盛先生出身是科学家，出名是企业家，但我认为稻盛先生本质上是一位彻底追求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的哲学家，同时他还是教育家和慈善家。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就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像稻盛先生这样的人物是极为罕见的。
稻盛哲学的核心是“作为人，何谓正确？”他认为：作为人，应该正直而不应该虚伪；应该勤奋而不应该懒惰；应该谦虚而不应该傲慢；应该知足而不应该贪婪；应该勇敢而不应该卑怯；应该乐观而不应该悲观；应该自利利他而不应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样简单朴实的道理，不仅每位企业家、而且每个普通人都能理解、接受。
稻盛先生创办企业的目的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不仅经营者，而且全体员工都是企业的主人，都热爱自己的公司，都愿意为企业繁荣而努力工作、出谋划策、团结奋斗。
稻盛哲学中还包含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孔子、孟子、易经、了凡四训、菜根谭、录等中的名句格言，稻盛先生不仅常常引用，而且贯彻实行。
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稻盛先生赤手空拳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同时两家企业自创办以来从未亏损，而且利润率至少都在10%以上，稻盛的企业从不解雇一名员工。
依靠这种哲学，稻盛先生的企业成功地克服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的泡沫经济危机，新世纪初的IT泡沫危机，以及09年的金融危机，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特别是，2010年2月1日稻盛先生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以78岁高龄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的会长。他从改变日航员工的意识着手，仅仅一年，就让日航大幅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日航60年历史上最高的利润。第二年，在大地震、大海啸、核辐射三重灾难之下，日航的利润和利润率依然攀升，仅仅2年7个月日航就再次上市，创造了日本上市公司破产后重新上市的最短纪录。
在中国出现“稻盛热”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企业家。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实行社会主义，但却有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就压抑了国民的积极性，结果经济停滞，导致民众共同贫困。
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追求富裕的热情迸发出来，许多人创办企业，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凭着中国劳动力优质廉价的优势，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财富。
但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许多所谓成功人士精神空虚，道德堕落，作风傲慢；有的人发财就靠，行贿受贿；有的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甚至出现了毒牛奶、毒胶囊等伤天害理的事。
同时，许多企业靠引进西方的绩效主义来刺激员工的积极性，虽然一时有效，但因为中国缺乏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变成庸俗的金钱关系。
欧美的某些经营管理模式、特别是创新精神，固然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借鉴。但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的天才，一般人学不来。
于是许多人的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想从所谓“国学”中寻找出路。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之下，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非常初级，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企业这样的组织形式，更没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哲学和模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东西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许多企业家在苦闷彷徨之际，读了稻盛的《活法》，听了稻盛的讲演，就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原来正确的企业经营应该是这样的！”“理想的人生该这样度过才对！”“做人就要做稻盛这样的人，经营企业就要像稻盛这样去经营”。有的企业家和学者甚至把自己的经营和人生分为“稻盛前”和“稻盛后”两个阶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以历代圣贤为代表，中国文化中一贯就有追求正确的为人之道的、深厚的思想底蕴，这与稻盛哲学的原点不谋而合。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
这是梁鸿笔下的梁庄。一个中国中部再普通不过的村落，也是四十万农村的一个缩影。这样的缩影里有宗族势力，有村庄政治，有邻里恩怨。
王家少年了82岁的老太、光河用儿女交通事故的赔偿换来一幢楼房、道义伯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梁鸿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危机。
对多年负笈城市的梁鸿来说，她爱梁庄。那里埋葬着她的母亲，生活着她的父亲、兄长、姐妹；她依恋它，在这里她度过自己的青春。
一个乡村女子，走着一条和众姐妹不同的道路，读书求学，在千里之外怀乡，直到2008年，她决心不再单纯“回娘家”，而是给这片土地一个记录。
“真正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梁鸿说。
于是，她用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眼睛记录下那些故事，写下那些连筋带肉的疼痛与困惑。
于是，就有了写给自己的村庄的书——《中国在梁庄》。
村庄缺失的精气神
一个乡村的真实与矛盾，类似密码。只有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了然于心。
梁鸿曾是“在青石板上崴过脚的人”。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那些开花的枣树、苦楝树，都留驻在她对于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
真正开始调查，她发现对梁庄一点也不熟悉。越走进梁庄，越走进每一个人，乡村的复杂形态就慢慢呈现在她面前。在她看来，朴实温暖的故乡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
记忆中的坑塘种满了莲藕，干净清澈，鸭鹅掠过水面，会留下白色划痕。而今成了污水坑，黑色的淤流，滋生着苍蝇和虫蚁。《水经注》里记载的湍水，早已不见了河坡青翠，黑亮的河面上漂着各色泡沫，用打火机点燃，能蔓延百余米。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几乎是村中老人的共识。所以，哪怕再苦再累，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带一帮孩子的现象，在梁庄极为常见。
梁鸿还写到了乡村文化的衰败、精神的困顿。随着撤点并校，书声琅琅的学校已经十来年没有学生了，甚至一度变成了臭烘烘的猪场。儿童逃学、上网打游戏，初中生等着退学，出去打工，对于梁庄而言，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在人们心中弥漫。
除了村庄大事，更有让人心生恻隐的人物小传：
村里有个媳妇春梅，丈夫常年出门打工，春节才回一趟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了。
村里有一位五奶奶，在青岛打工的儿子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调皮的孩子。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这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小人小事，在梁鸿看来，却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经济可以计量，可以作为功绩，人心却看不见。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民族情感健康和心灵温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涣散了，我们拥有高楼大厦，拥有那么高的GDP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也会累积出许多社会矛盾。”
2010年12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开始接触中国的乡村建设团队。
2011年夏天，梁鸿开始考察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她买了地图挂在家里，以梁庄为原点向外辐射，确定了南阳、广州、福建等七个地方。
她去西安采访蹬三轮的堂哥，去青岛采访镀金厂的老乡。这样的采访让她发现很多意味深长的细节，比如：你想听他谈在城市的生活，结果他们谈的都是梁庄。他们也在外面制造一个小梁庄，认干亲、走亲戚，即使在城市里，他们也在以村庄的模式、以传统的社会模式建构一个小环境。
“每次我都信誓旦旦地计划至少呆个七八天，但总是呆了两三天就想逃跑。他们生活条件之差总出乎我的意料。”梁鸿坦言，怀念能洗上热水澡的北京的家。
对于梁鸿来说，这本新书或许能将《中国在梁庄》中缺失的“精气神”补充完整，然而，那些日益凋敝村落的“精气神”，又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补充完整呢？
回望故乡，不只是伤感或幸福
《中国青年》：一本原本打算印刷几千册，供朋友之间交流的书，写出来之后家乡人疯狂去买，现在我手里的这本已是第九次印刷，这出乎你的意料吗？是因为书写当下中国农村的作品太少了，还是因为这本书的非虚构，触及到了村庄的真实与疼痛？
梁鸿：是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其实书写当下中国农村的文学作品非常多，并且，许多作家写得也非常好。但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作家所运用的叙述方法可能也与大众的经验与阅读有一定距离，所以，社会影响力并不大。
《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方式，尤其是以作品主人公“在场”的方式，带领大家回到乡村现场，回到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之中，更有现实感，更能够触及当代乡村现实的真实和疼痛，也更能触及读者内在的疼痛与记忆。所以，才有意外的反响。
《中国青年》：从城市里回忆，到近距离审视，曾经美好的梁庄逐渐支离破碎，距离成书又过去了一些时日，现在能说清楚梁庄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吗？
梁鸿：我还远远没弄清楚梁庄的形象。梁庄既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现实，也是一个坚硬的历史遗留物。梁庄的人生，梁庄里的传统，梁庄的命运，梁庄与我们这个族群，与我们自身的关系，我还刚刚开始探索之行。所以，回望故乡，不只是伤感或幸福，而是要弄清楚这伤感的或幸福的河流是怎么流淌，又是怎样扭曲、断流和干涸的。
梁鸿：我们正处于一个断裂的时代，这不只是农村，而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正处于一种下坠的过程中。经济在增长，城市在增多，高楼在更高，广场在更大，我们的躯体在不断丰盈，然而，我们的内心却在不断萎缩。道德、传统、良心、公平、正义等等，都处于下落过程中。正如写作《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当代农村正在呈现出这样一种“盛世的危机”。看起来，农村挣到钱了，但是他们的生存空间、精神存在、家庭际遇和幸福感反而越来越小。他们被迫与父母、孩子分离，他们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在越来越差，他们的工作环境也非常糟糕，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村庄也在经历着环境污染、人口减少、亲情淡漠等问题。他们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这就是中国当代的农村和农民。
《中国青年》：如果说村庄是一个国家的温度计，那么，透过梁庄这枚温度计，我们能够窥到什么样的时代气候？
梁鸿：它让你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有一天，我们，整个民族会失去村庄，失去自我，变成一个绝对的赝品。同时，自我也在扭曲，变成一个伪自我，像很多传统。
我悲观，但还要行动
梁鸿：只悲观叹息肯定不行。但是，现在的教育模式只能使厌学更加严重。乡村“撤点并校”，镇上办大规模的寄宿小学、寄宿中学，甚至寄宿幼儿园。一个班里有一百多个学生，学生只能侧着身体坐，老师只能轮流改作业。这些孩子，被关在学校里，就像被封闭在一个容器里，没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没有机会体会亲情，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儿童、少年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怎么可能热爱学习、热爱家乡呢？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新的调研，反思现在的教育模式，尤其是小县城和乡村教育模式。
《中国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说：“它向我们呈现出农村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你在书中提到的控制土葬、扒坟烧尸等事件，你觉得这些粗暴对农村伦理道德的割裂会在将来得到修复吗？
梁鸿：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反讽意味。这些事件和问题非但不会得到修复，反而会完全“消失”。中原大地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村头田地里的坟头要全部被铲掉，因为它们占了耕地面积，一平百事了。坟既没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民众的反对、对农村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对一个民族生命观和伦理观的轻视则完全不被考虑。
《中国青年》：是不是会有某些顷刻，你会想着如何介入村庄复兴村庄的文化或者经济，比如也来一个乡村建设实践？这也许压根不切实际。
《中国青年》：听说你之后一直在考察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准备写《梁庄在中国》，现在写作如何？这些老乡又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梁鸿：去年至今我跑了十几个城市，去调查梁庄在外的打工者，已经基本完成，可能在下半年出版吧。
我重点考察几个层面：梁庄的打工者们在城市究竟如何生存？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如何？他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以此来透视整个中国乡村在现代性思维和都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境况。
调查的结果让我很意外，也很沉重。这群进城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被遮蔽的生活。
那么,营销人员如何才能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复苏中对其品牌进行定位,以期实现增长呢
为未来做准备
回顾一下由经济衰退进入复苏的历程,营销人员肯定会认为他们将要面临新的消费者心理和遭遇重新洗牌的品牌版图的挑战。
首先,重新评估新的、后衰退时代的消费者。“婴儿潮”一代自二战结束以来已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受益,同时也对此加以推波助澜,他们现在已经成为遭受经济危机影响的重要群体之一。在这一年龄段的另一端,“Y世代”也未能幸免,他们的繁荣之路毫无保证。例如,在主要欧洲国家里,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要比普通人口的失业率高出3～4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因为消费品购买量的下降已开始对一度欣欣向荣的市场产生起伏不定的影响。
经济衰退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体现在消费者信心水平降低上。尽管消费者信心在过去6个月里已趋稳定,而且约有29%的消费者表示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好”或“有点好”。不过,看似没有发生变化的一组数据是:有73%的消费者削减了开支,平均说来,41%的人减少了在基本日用品方面的开支。“少量”、“简朴”和“必需”现在成为消费者的口号,营销人员注意到了这种转变并采了取行动。
还有一点认识是,后现代主义拜金思想已经不再有效,是时候改弦易辙了。不仅从经济角度看是这样,从健康和幸福、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令“削减”成为政治正确性之新的表达方式的经济危机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同样,一项调查显示40%的消费者不赞成以下说法:一家声誉良好的公司不会出售质量低劣的产品。这说明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和信赖度。
其次,了解价值的作用。传统品牌如今面临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自有品牌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Mintel的报告称,2008年,美国自有品牌销售额增长率为9.3%,而名牌食品产品的销售额则仅增长了4.5%。此外,尽管这种趋势稍显缓慢,但预计2009年自有品牌食品的增长率仍将高达8.1%。益普索《经济危机监测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法国消费者预计会减少购买大品牌的产品,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购买额会增加。
自有品牌之所以吸引消费者,价格并不是唯一因素。这与总体的品牌价值体验有关。Costco、TraderJoe’s、WholeFoods、Aldi、Tesco(销售额的50%来自自有品牌)和Wal-Mart(其GreatValue品牌宣称其销售额均来自自有品牌),这些都是零售商将其自有权益的绝大部分转移至其所售产品上的绝佳实例。对此起到促进作用的还有经济衰退造成行为、态度和需求状态上的变化,品牌版图正在改变。
让营销人员真正诊断出消费者对其品牌有何感知的时机,而且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如何才能在无所畏惧的新世界里为未来的增长进行定位,现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确定推动品牌的因素
其一,重新评价品牌感知。通过消费者视角对品牌进行重新评价,是很有必要的。这意味着,对按其主体和精髓定义的品牌DNA进行剖析(参见下图)。“主体”由两种关键元素组成:定义品牌绩效(其擅长的,如“清洁力”或“华丽的味道”)功能性属性和其形象(其代表的含义,如“传统的”或“先进的”品质)。这些都是营销人员通常在传统战略概述时会审视到的方面。品牌的主体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通常占品牌权益的60%～70%。然而,令品牌活灵活现同时满足消费者的情绪需求(唤起诸如“让我变得更年轻”或“给我信心”之类的情感)以及促进品牌偏好平衡和确立区分度的品牌关联品格(品牌宣称与用户有关的方面,如“年轻的”、“有趣的”)。
相反,品牌定位的改变,尽管难以实施并产生关联成本(有时还很高),却有可能对品牌忠诚度产生更长远的影响。由于价格与组成品牌权益以及感知价格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相互影响,所以有必要在衰退期间短期销售额和该品牌的衰退后长期定位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就是采取更全面的手段的好处,这种手段同时考虑了品牌DNA和价格作用。基于广泛的研发,我们已经研究出一种方法,它可以根据竞争情况下品牌推动力和价格的贡献确定85%～90%的品牌选择度。
其二,利用前瞻性工具。只是对品牌DNA进行剖析,而没有能力向前展望并动态预测变化的影响,会对衰退后复苏时有效的品牌塑造产生限制作用。围绕一个优化的品牌定位,了解、保持和构建顾客忠诚度是势在必行的,尤其是态度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中,更是如此。
这时候,了解个别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并且还会导致应用个别消费者模拟的方法。我们的研发工作表明,个别模拟在预测消费者行为方面,至少比综合模拟的准确度高出30%。
在将消费者划分为忠诚度群体时,应采用将品牌权益和价值推动力联系在一起的亲和力模型。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惯性―个别消费者由一种品牌变换为另一种品牌的难易程度―也应被纳入到模型中。惯性可通过方方面面来调节,从创造出近乎巴甫洛夫样响应的单纯习惯,到更杂乱无章、寻求多样化的行为。但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衰退期结构突变会对惯性动力产生显著影响,并迅速改变实际和潜在的行为。
利用亲和力模型方法,并将品牌价值水平与改变的倾向性等同看待,可以鉴别出忠诚度部分―从根深蒂固的、承诺遵守的部分,到更为浅显和相对不连贯的部分。这种方法为优化品牌定位及针对核心和潜在顾客制定保持与获取策略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