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流派和信仰各异，观点及研究领域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资产定价的一些理论，在原来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如何利用真实的数据来验证这些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
中国弟子对席勒的四大印象
此届诺奖获奖者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教授，正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在耶鲁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时的导师。2009年12月9日，席勒教授也曾应邀出席了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EMBA项目的启动仪式。
1946年生于美国底特律的席勒教授，就职于耶鲁大学Cowles经济学研究基地，是斯坦利·里索(StanleyB.Resor)经济学教授。他作为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视为新兴凯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获1996年经济学萨缪森奖(PaulA.SamuelsonAward)和2009年德意志银行奖(DeutscheBankPrize)。
“席勒教授作为我的导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个方面，他给我的启发也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
朱宁回忆说，对席勒的第二个印象是他的思维从来都不受主流经济学和现成理论的影响，他一直教育学生自己去找寻答案，而非从现成理论来看待问题。“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他才提出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过度波动的观点，和对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于人类行为的一些复杂因素所导致资产定价的现象的解释，从而开创了行为金融或者说过行为和心理学来解释资产定价的先河。”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席勒注重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和社会相结合，他不断地著述和游学也让朱宁深受影响。席勒曾撰写了全球广为流传的《非理性繁荣》和《动物精神》等通俗读物，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演讲中引用他的“非理性繁荣”概念。从《非理性繁荣》开始，在过去10年里，席勒基本保持以每两年一本书的速度在写书。“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还鼓励我写书，他说，‘我觉得以你之前的研究和回到中国的所见所想，现在应该考虑写一本书。’所以才有了我今年即将出版的《投资者的敌人》。”朱宁向《中国经济周刊》谈道。
席勒教授经常参与世界经济论坛、政府机关和商业机构的活动，把他的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如著书和演讲，普及给大众，在朱宁教授看来，这是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也是朱宁对他的第四个印象。
虽然新获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尚没有对中国市场做过定量分析，但很明显，席勒在中国的影响更大，对于非理性中国市场来说，席勒的观点更深入人心。
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法玛教授的‘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并未得到证实，汉森教授做的是学术工具，是比较具体地用某些测量方法来验证资产定价的理论，而席勒教授的行为金融理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期，席勒成功地用模型预测了房地产市场过热、可能出现硬着陆的问题。他曾创立了“凯斯—席勒指数”，这一指数可以反映不同地区美国房屋价格，包括全美房屋价格指数、20城综合指数和10城综合指数等。
朱宁认为这是席勒重大的研究贡献之一，即对于不同资产类别，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长期波动率来研究整个市场长期的估值水平所出现的大规模波动。股票的估值水平就是市净率或者市盈率，而房地产的估值水平往往是用房价或者房租与收入的比率，席勒收集过美国100多年来的有关数据，并通过他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了解形成一种理论：从长期来讲，任何一种资产定价的水平都不可能长期偏离历史平均水平，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他比较成功地预判了1999年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5年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
·相对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家子气
庞禛钮文新（微博)
201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问世，不出所料的是，三位该奖项得主又是英美体系的经济学家、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不是偶然的事，纵观近几十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无一例外。难道只有英美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才值得表彰吗？难道德、法、中、俄等国的经济学家均无理论建树？还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
在笔者看来，这是“有色眼镜”的作用，也表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家子气”，更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根本不允许“自由”，及其学霸、学阀的本质特征。这样的霸气，不仅渗透于日常经济政策的制定，渗透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见解，甚至在学术表彰方面也显得如此小气。它们只允许在一种经济学语境中表达观点，而根本不理睬异己的声音，毫无学术自由气量和胸怀。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霸权”。这样的理论霸权既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的“洗脑”工具，也是金融巨头控制市场的工具，更是协助发达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劫掠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其实，对于诺贝尔其他奖项的公平性已经受到多方质疑，那为什么我们对经济学奖得主却奉若神仙，并将其言论当成圣经？这其实并不正常。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无非是一些经济学人和官员为了证明自己而搬出洋人压抑异己言论的典型做法而已。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谁，与得主本人的学术偏好无关，而只是这些学者的学术偏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我们尊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成就，而只是厌恶有人将他们奉为神灵的做法。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实在太缺乏独立的经济思维，太缺少独立的经济见解和理论创新，而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有时还经常以偏概全，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只言片语误导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误导老百姓对经济常识的认知。
如果以防范“泡沫”、防止“非理性繁荣”为由直接把经济搞成“非理性萧条”的状态，“负泡沫”状态，而且还振振有词，这属于本末倒置，难以让人理解。比如，2003年之后，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不问本质原因，一方面大手笔放任境外房地产基金在中国攻城略地，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房价，把紧缩货币政策用到极致。结果是什么？中国经济内需空虚。
同样，对股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6124点泡沫破灭，一直到1664点无人问津。这样的资本市场定价失灵将对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恶果，没人提及。“没有力量可以跟市场抗衡”，这就是许多人的理论依据，也是这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玛的重要经济学贡献：有效市场假说。
奇怪的是，法玛都认为这是一种“假说”，但在中国却经常变成定理、定律被著名经济学家们推崇，并奉为圣经。这样的学术风气在中国应当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