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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8
贷款减免与利息挂账
宁波银行：储江南
为尽量降低银行债权的损失，或尽速处置完成不良贷款，债权银行与债务人达成部分清偿的方案在实务上甚为常见。在具体操作上，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达成，一是债权减免（下称“减免”），二是利息挂账（下称“挂账”）。减免其实就是民法上“免除”的概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债务人之债务。而挂账通常是指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且因银行内部或外界的因素，该贷款本金及利息亦不能在短期内获得偿还；为财务管理上之便利，银行对该贷款余额不再做计息处理，但贷款本金及先前产生尚未归还的利息仍记在原借款人名下。故，挂账本质上是一种会计上的处理方法。本文拟从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入手，结合法律规定、监管政策、司法判决及实务经验，对两者在实践中的运用做出整理、比较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适用建议。
一、区别与联系
从前述之定义中，即可得出减免与挂账之主要区别与联系，分述如下。其一，性质上，减免是单方法律行为，需由债权银行向债务人做出意思表示，具有对外性；而挂账纯系银行的账务处理，操作上与债务人无涉，似仅具内部性。唯应注意的是，银行既同意做减免，其中对债务人必另有所图，为重新明确债务人之义务，故实务中减免仍多采书面协议之形式，将单方行为变成双方行为甚至多方行为；挂账的操作亦不例外，除在实质意义上适用于前述道理外，理由还在于形式意义上，即借助书面形式将挂账原本的内部效力显露于外，以对债务人之债务履行产生实际影响。更需引起重视的是，实践中的减免与挂账虽多用书面协议，但在文字言语的表述上却大相径庭。个中差异，留待后述。
其二，对象上，减免针对的可以是主债务人的主债务，也可以是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而挂账的对象仅能是主债务人之主债务。因担保人并未在债权银行开立了专门的贷款账户，其根本无账可挂。
其三，效果上，减免乃债权消灭之原因，会导致债权本身全部或部分实质上的消灭，债务人与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局性的终止；挂账仅是会计上做停息处理，银行对债务人法律上的债权未受任何影响。即便是银行系统上已自动停息，但也不表示银行不能就停息处理后所产生的利息向债务人进行主张。
其四，适用上，减免和挂账分属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既可同时使用，亦可分开使用，互不羁绊，在适用的先后顺序上也并无讲究。具体说来，针对同一笔债权，若银行做出减免的动作时，可以同时选择在账务上做挂账处理，亦可事后再做，甚至不做；若银行走挂账的路径，则可以同时选择做债务减免，抑或不做。
二、法律与监管
伴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银行的定位也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在1995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称“商业银行法”）中明确将“商业银行”定义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且，《商业银行法》也未如《银行管理条例》般明令禁止银行不得减免债权。而之所以对该问题，不着笔墨，究其缘由，依笔者揣度，应是立法者认为商业银行既以剥离所谓计划性和政策性的外衣，被赋予自主经营之权利，理应可享有自主决定的债权减免权利，毋庸赘述。不过彼时，《银行管理条例》虽实质上已被效力层次更高的《商业银行法》取代，唯其在形式上被正式废止，要待到2001年的10月份（参见：国务院令第319号《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至于利息挂账，因仅涉及商业银行内部会计上做停息之处理，不会对银行债权造成实际上的减免，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应没有干预的必要。不过，《贷款通则》第十六条禁止的列举项里依然包括了“停息”的动作。再看其第三十七条，对于不良贷款只是规定不得豁免，并无提及停息。依照体系解释，《贷款通则》似乎是针对非不良类贷款与不良贷款做了区分处理，对于前者原则上禁止减免与挂账，对于后者仅禁止减免而已。这种解释或许可以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利息挂账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性。
三、裁判之观点
我国的银行业或者是金融业长久以来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存在着较松裁判尺度与较严监管标准的剪刀差。这为所谓金融创新预留了制度与操作上的空间。贷款减免亦不例外。正因法律法规上没有禁止性规定，故司法实务上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免操作普遍持肯定性意见。
笔者赞同最高院之观点，理由可简述为两点：一是法律上，《贷款通则》在法的效力层次上仅是部门规章，依照《合同法解释一》的规定，违反之不足以影响当事人间“贷款减免”合同的效力；二是法理上，违反监管政策的结果在于形成对监管对象的行政处罚，而并不会影响其对外与当事人交往的法律效力。
四、模式与操作
从前面制度层面梳理下来，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国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能否自主减免贷款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这种长期的冲突性局面使得商业银行对该问题无所适从，举步维艰，始终无法建立起良好的预期。但即便存在着合规风险，在实务中商业银行与债务人达成贷款减免协议的做法依旧屡见不鲜。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其背后实益。假使100万元的贷款出现逾期，银行几经追索，再经强制执行，仍系无果，颗粒未收。正当绝望时，若债务人提出“归还70万元，拗断剩余债务”之方案，试问银行是做还是不做？在聊胜于无的经济理性之下，商业银行又岂有不做之理。
一面有潜在的合规风险，另一面又有现实的迫切需求，商业银行在夹缝中究竟该如何自处呢？依照笔者的办案经验，并不存在可完全兼顾两者之贷款减免的操作方法，但能适当兼顾而比较保险的做法还是有的，即利息挂账。如前述，挂账是在会计上做停息处理，对债权本身没有实质影响，因而其在监管制度上有存活之空间。这亦是挂账与减免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商业银行正可利用该点作为与债务人谈判之起手式，唯在具体操作时，尚需讲究阶段、时机、模式及表达。
五、对债务人之影响
减免和挂账两种操作方式对债务人之影响大不相同，这其实也应当成为债务人一方应事先了解的重要信息，以便提出对己最合适的方案。站在债务人角度观察，减免显然要优于挂账，是一种治本之策。但未必所有的银行都甘愿承受合规风险，拒绝部分履行之方案也属常态。此时，债务人即可考虑是否能提出银行方接受程度更高的挂账方式，换得债权人对已不再进行任何追索的勿扰模式。
而无论是挂账还是免除，就银行征信而言，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征信业管理条例》仅规定了个人债务人不良信息的删除条件，对非自然人债务人的不良信息能否删除语焉不详。依照目前行业惯例，若债务人系非自然人的，其不良信息一旦产生，需做永久保留，不得删除。二是在不良信息保存期内，若债务人另有他行融资需求的，债权银行可以综合考虑债务人的违约情节、还款意愿、履行情况等因素提出书面说明函，以帮助债务人提高获得他行融资的可能性。反过来看，这一点对债务人亦存在足够吸引力，可以成为债权银行谈判之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