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拆迁安置房放在子女的名下、和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现实中，一些老年人早早地将房子的权属交予子女、亲属或他人，但没出几年，便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后悔，甚至面临老无所养的困境。这时，老人想要再拿回房子，便障碍重重，有时甚至导致亲友反目、对簿公堂。
赠予赡养类
将安置房给二子，九旬老人欲撤销
一次棚改，让家住通州区的李家人的生活泛起波澜。李大爷年过九旬，老伴儿去世，膝下有两个儿子大李和小李，两人都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但仅仅过去不到一年，李大爷便一纸诉状将两个儿子告到法院，要求撤销2018年签下的分配协议。老人因何为之？李大爷称，两个儿子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李大爷在庭审时告诉法官，自己目前并没有和两个儿子一起居住生活，儿子也从来没有管过他，老人甚至表示，今后也坚决不同意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对于老人的说法，两个儿子并不认可，称现在只是见不到老人，并非不愿意赡养老人。
赠予继承类
儿子获拆迁房后去世，祖孙对簿公堂
另一起发生在北京的案件，同样由老人将拆迁房写在子女名下引发。年过七旬的于大爷和张阿姨育有一子，早年间，老人的旧房拆迁，将旧房安置房面积全都转为了儿子名下的新房安置面积，也因此，老两口的儿子于先生名下有三套拆迁房。
2019年，老夫妻俩的儿子于先生去世，生前弥留之际，于先生曾立下遗嘱，将房子、存款、抚恤金等财产交予自己的妻儿继承，其中，三套拆迁房由于先生的儿子，也就是老夫妻俩的孙子小于继承。在遗嘱里，于先生并未给父母分配财产。
但在儿子去世后，于大爷和张阿姨却老无所依，在外租房居住，靠退休金和村里的补助度日。2020年，祖孙之间最终对簿公堂。一方面，老两口要求确认三套拆迁房中也有老夫妻的份额，另一方面，儿媳和孙子则希望两个老人配合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记者从一线办案法官处了解到，许多老年人的房产纠纷，都是像于大爷和张阿姨这样，因为子女去世、离婚、再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面对生活的变故，老人不得不重新安排晚年赡养问题。
遗赠扶养类
丧子后和儿媳关系破裂，遗赠扶养协议被判解除
也是因为儿子去世，七十多岁的李大娘在2021年和儿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协议中约定，由儿媳韩女士照顾老人，等老人百年之后，老人名下的宅院归韩女士所有。
但李大娘与儿媳共同生活后，却渐渐有了嫌隙，两人之间的矛盾有愈发不可调和之势。李大娘打定主意，要上法院起诉儿媳妇韩女士，解除曾经签下的遗赠扶养协议。在李大娘看来，儿媳妇韩女士对自己不好，常常辱骂她，还让她住在敬老院内。而韩女士则表示并没有辱骂和虐待老人，还曾经为老人提供了近三万多元的医疗费、养老费。
经过法院的一番审理，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双方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被判解除。法官认为，签订该协议之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矛盾恶化，韩女士已不适合再扶养李大娘。而李大娘也需要付给韩女士各项费用两万多元。“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其订立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信任关系一旦破裂，遗赠抚养协议的目的可能就无法实现，双方当事人均有权解除协议。”法官介绍。
调查
案件查明难度大，部分老人终败诉
近年来，不少涉老年人的房产转让类的案件进入法院。一些老年人赠予房产给子女后，子女离婚或者去世，纠纷就会随之而来；一些老年人因为转让了房子，对赡养的要求变高，而子女的赡养达不到他们的预期，老人便想收回房子。
“随着房产价值的提升和养老社会的到来，这类现象不在少数。”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眭立曾参与办理过不少此类案件，也跟不少老年当事人打过交道，她注意到，这类案件是杂糅的、复合的，并非单一的赡养、买卖纠纷，事实查明难度很大，程序性问题多。尤其是一些涉及老人子女离婚、死亡或者子女众多、继承关系复杂的案件，由于房产价值高，同时原有的维系亲情的纽带缺失，这类案件的处理颇为棘手。
打官司对老年群体来说并非易事。一些老年人和子女亲属之间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而案件审理周期往往也较长，有时一个案件涉及多份协议，需要申请证人出庭、笔迹鉴定、房屋价值鉴定等。
提醒
老人处理财产应三思，录音录像留证据
三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林存义建议老年群体，应当谨慎处分自己的财产，特别是房产等价值较高的贵重财产。“决策时，也要多和子女进行协商，全面地考虑自身的身体状态、退休后的收入情况、子女的工作、婚姻状态等。”
赠予协议中应该约定哪些内容？法官认为，可以考虑在赠与协议中明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是赠与房产的先决条件；或是保留老人对房屋的居住权等，以防突发意外事件导致维权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