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helCarson在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鹰隼的故事，农村地区由于化学物质引起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改变使得死亡正发生在他们的后院，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的昆虫和植物的鸟正在死去，人们用来对付有害昆虫的技术最终竟对准了自己（RachelCarson，1962）。自从这本书发表以来，西方国家以至全球范围内对于环境的关心显著增长。恰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本书前言中写的那样：“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
我国在1979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又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8］近几年来，生态文明建设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二、风险、社区与环境不平等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78年的爱河事件和1982年沃伦抗议，直接起因于环境风险的不公平分配这一社会现实，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在一起。位于纽约上城尼加拉瓜瀑布附近的爱河原本是富人区中工薪阶层的小天地，周围有数百间房屋和一间学校。碰巧当地一家公司原本埋在地下的2.1万吨有毒工业废料露出了地面。几年后，废料开始从各家后院和酒窖冒出。到1978年问题已经无法避免，数百个家庭将房子卖给联邦政府并撤离该地区。这场灾难导致了1980年联邦政府通过超级基金计划，以帮助清理该地区的有毒废料。而另一场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对于有害污染物的抗议运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上演，500多名示威者由于试图阻止填埋场的施工而遭到逮捕。这也促发了美国社会环境暴露高风险者抗争行动的序幕。而1980年代发生在新泽西的一个小城的抗议活动也引发另一场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NIMBY）。投资商和设计师介绍完预期在社区建设的小学之后，社区代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学校的选址存在严重问题，一旦建成将对社区交通形成巨大压力，并危及社区居民生命安全，最后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巨大反响。
90年代以后，关于不同环境风险维度的细致性研究开始兴起，环境不公正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尤其是跟种族、阶层联系密切。［19］少数族裔、低收入阶层等更多地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他们居住的社区通常有着较多的污染型工业。［20］还有学者从污染设施分布、暴露于污染物情况和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三个方面考察了环境不公平现象。大量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在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设施分布对于社区居民的影响上，少数族群总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21］
随着这种环境不平等被公众所认识，大量政府机构和草根组织涌现，对不同群体承担不公正环境风险的现状进行积极干预，共同致力于为美国社会建构一套公正的环境体系。但是，在看似轰轰烈烈改善环境正义的表面之下，却依然不能改变暴露风险不公正分布的现实。在环境治理方面，比起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白人社区会得到更快的行动、获得更好的成效。这种不平等的保护往往与社区的贫富没有任何关联，而使得有色群体成为高暴露风险的可靠指标。来自美国国家法律期刊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结论，有色族裔一直处在工业污染影响的不公正区别的境地，环境决策者们的一系列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也将他们置于一种特殊风险中。
三、研究设计与假设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的延伸，不同的人在环境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即主流民族或种族、富人、城市居民等。相应地，受害者则主要是弱势群体，即边缘民族或种族、贫民、农民等。［30］同时，在群体层面上的环境不平等也有各种表现，比如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在污染严重地区的概率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
对于环境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一种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观点会认为市场是环境风险分配的风向标，工业选址和居民选择居住地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具有地价低、较低的污染损失赔偿等特征的社区，往往能吸引污染企业选址或更容易受到环境不公正的侵害，而这种社区也往往呈现更糟糕的建筑格局和拥挤程度，缺乏适当的整洁度和安全感。另外一种是种族主义视角。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会认为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和可动员的社会资本、所属社区总体资本存量等要素都可能对个体是否遭遇环境风险及遭受何种程度的风险产生影响，同时这种社区往往更吸引穷人和低收入的外来流动人口来就业和聚居，而社会中的中上层则逃离这些地区，由此造成了人群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风险的局面。
四、数据、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
我们分析的数据来自2014年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的《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UrbanNeighborhoodSurvey，简称SUNS）。该调查采用“三个层次，整体设计”的模式，抽取上海10%的村居作为村居层面的调查样本，分别对村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进行独立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对于理解特大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村居委会问卷包含了社区基本信息，如人口、住房、公共设施和社区环境等，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物业公司问卷涉及小区综合管理和日常运作情况；业委会问卷提供了关于小区房价和建造年份信息；社会组织问卷则可以帮助了解社区参与和社区组织情况。本次调查共通过随机抽样得到570个村居样本，其中徐汇区29个，虹口区24个，黄浦区19个，静安区7个，杨浦区38个，普陀区26个，闸北区19个，长宁区19个，嘉定区33个，金山区22个，宝山区45个，浦东新区121个，闵行区54个，崇明县34个，奉贤区26个，青浦区26个，松江区28个，因村居合并、撤销等原因，实际完成540个村居样本，我们最终得到540个有效样本，其中村居委会有385个。具体分布如图1。
图12014SUNS调查村居委会分布（略）
（二）因变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风险暴露的差异。关于风险暴露，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问卷中有独立模块专门测量了社区环境情况：社区附近夏季河流是否有异味；社区垃圾桶附近是否有渗滤液溢出；社区附近餐饮业单位是否有污水无组织排放；社区附近是否存在工业生产单位产生的大气污染源；社区附近餐饮业单位的油烟是否影响居民生活；社区附近夜间流动烧烤摊是否有烟气；社区附近是否存在交通噪声污染；社区附近是否存在工业噪声源；社区附近商业设施（如KTV、餐饮业等）是否存在社会噪声源；社区附近便民设施是否存在广场舞噪声扰民情况。我们将这些变量进行累计加总（1=有，0=没有），获取一个社区风险暴露程度的指数，共计10分，分值越大表明暴露风险越高。风险暴露平均值为2.41分，最小值为0分，最大值为9分。
图2上海市各区县风险暴露水平（略）
（三）核心自变量
不同的指数被用来测量分异状况，尤其是城市居住的隔离情况。［37］本文选择最为常用的分异指数D来研究居住群体的均质性。考察城市社区的居住均匀分布需要在空间上定位少数群体的比例，但分异指数D一般只衡量隔离的整体情况，且存在许多局限性，学者继而采用了局部分异指数，分异指数分为整体（Global）分异指数和局部（Local）分异指数，研究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单位的隔离情况。［38］［39］所以，本文将采用改进的局部分异指数测量，这能清晰地看出更小区域内的居住分异。
公式（略）
图3上海市各区县隔离指数分布（略）
xi和yi分别是区域单元i中群体1和群体2的人数，X和Y分别是全市群体1和群体2的总人数。Di指数表现的是区域i内两个群体的相互居住隔离程度，其取值范围从-100到100。取值为0，则表示两个群体人数按全市人口比例在本居住单元内均匀分布。也就是说，群体1在本区域单元内见到群体2的概率，和在全市范围内群体1见到群体2的概率是一样的。局部居住的分异指数若是大于0，则意味本社区区域内此要素比相对的群体更加聚居，或者说是超配，本文分别以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计算出分异指数。此单元局部分异指数大于0，则意味着在这个社区外来人口或少数民族占其总数比例高于户籍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例。
（四）控制变量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略）
五、模型和分析结果
表2暴露风险的OLS回归结果（略）
六、结论
英国理论家布莱恩巴里曾提出，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在经济资源支配方面的巨大不平等。故此，平等原则是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领域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而社会上所能容忍的不平等是那些处于不利状况的、处境最差的弱势群体获利的不平等，其目的也是为了使那些不利群体最终能达到和所有人同样的水平。［40］政府和市场都可能会存在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越是弱势的社区缺乏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往往成为一些环境污染的处理地，而长期暴露环境风险中不仅会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对于特定族群的民权造成严重的危害。由于这种暴露风险的不公正分配，致使居住地社区陷入一种极其恶劣的贫困基因中，不仅使得弱势族群成为环境污染的最易受害者，这些社区也逐渐成为资本和政府双向抛弃的罪恶之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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