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偶踏法学路，未了文艺情
初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在明理楼韩老师的办公室与老师初次见面。与法学院其他老师类似，韩老师的办公室就像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十五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中文或外文书籍，大多是法学专业书籍。不过，在书架转角处却赫然摆着一些画集：石涛、八大、陈老莲……这引发了我们的兴趣。韩老师在民法领域耕耘多年，所著《合同法总论》已是该领域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作为学者早已名满天下，然而在这背后，似乎还有一个被搁置的梦想。
韩世远老师向我们解释，他对书画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父亲196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是一位扎根基层的美术工作者。韩老师自幼深受父亲影响，也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在高中阶段仍有报考美术学院的想法。然而，最终劝阻他的，竟然也是父亲。父亲深知，笔墨营生，何等艰辛！在父亲和家人的劝说之下，青年时期的韩老师做出了取舍。然而，韩老师对于艺术的兴趣从未消失，这才有了我们在办公室所见到的那些书籍。
负笈趋吉大，天寒志益坚
1987年高考后，韩世远老师进入吉林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学习。他高中的同学中只有他一个到东北上大学。从徐州搭乘绿皮火车到长春要27个小时，然而心怀憧憬、眼观山河，在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的心里，沿途风光一派欣欣然。
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一派欣欣然。韩老师介绍，他是到了大学才知道吉大法律系是中国法学教育“五院四系”之一，且名不虚传。虽然在四年的本科学习中，没有一位教授给经济法专业授课，只有两位老师是副教授，其余的老师是讲师或者助教。但是，职称低不等于学问低，比如那时讲民法的崔建远老师还只是讲师，学问却征服了一众年轻人。在韩老师的印象中，崔老师当时一身蓝布中山装，带着宽框的近视镜，讲课内容很实在，听进去之后愈发觉得有趣，甚至到课程结束讲“民事责任”时，同学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崔老师延长了一堂课，专讲了“责任竞合”问题。在课外，韩老师已开始尝试就保险合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写作法学论文，先后得到过苏惠祥、崔建远、徐卫东等老师的辅导、指点及帮助。在老师们的帮助下，韩老师本科阶段的习作就在《当代法学》上公开发表，这在那时是比较少见的。总之，那时的大学生活，没有手机电脑互联网，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无论师生，追求知识，探究学问，风气甚浓。
本科毕业后，韩老师考取吉大研究生，并有幸列入崔建远老师门墙。在此阶段，韩老师受崔老师的影响非常之大。崔老师执教严格，那时的研究生数量又比较少，因而在崔老师的课堂上每个同学都要“过堂”发言，课前若是没有好好准备，崔老师便会不留情面地当堂训斥，因此在崔老师的课上，学生们无不提心吊胆。韩世远老师说：“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正是在崔老师的这种督促下，我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时候的书少，非常珍贵，学院的资料室有诸多规章限制，本科生只有在写毕业论文时才能利用两周，研究生虽然平时可以利用，但很多书只能在馆内阅读，不能借出。另外，复印也很贵，因而，手写笔记甚是寻常。韩世远老师那时甚至曾将喜欢的书整本抄写下来，反复琢磨。这样的阅读和抄录，让韩世远老师受益匪浅。
韩世远老师前后在吉林大学读了七年书，回顾这段岁月，吉大的法学教育奠定了他比较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所以他非常感恩吉大以及法学院的老师和同学。
求学上层楼，进京入梁门
为了准备写作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秋天韩老师跟随崔老师来到北京调研。崔老师是受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海峡两岸民商法研讨会，韩老师便跟随自己的老师听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韩老师见到了王泽鉴、王家福、江平、梁慧星、王保树、郑成思、王利明等两岸著名民商法学人，感受到了北京与长春不一样的法学氛围，并萌生了毕业后到北京攻读博士的想法。经与崔老师沟通，韩老师接受崔老师的建议，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4年春天，韩世远老师只身一人从长春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有多少人报考、什么人在报考，那时的韩老师都不清楚，好在考试非常顺利。这次考试的民法科目由梁慧星老师判卷，商法经济法则由王家福和王保树老师负责。两科的老师判完卷后进行了沟通，相互问了考情，两科成绩排名第一的都是韩世远，韩老师也因此获得了唯一一个公费读博的名额。韩老师说必须感谢几位命题和判卷的老师公平公正，才可能有自己的幸运。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委培单位”，如果要求自己出学费读博士，自己的家境根本负担不起。那年秋天，韩老师正式跟随梁慧星老师攻读博士。
谈到那次考试中的民法题目，韩老师记忆犹新，是“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梁慧星老师对韩老师的答卷非常满意，事后甚至公开表示认为这份答卷可以直接在《法学研究》杂志发表。在梁老师的鼓励下，后来韩老师凭记忆重写了一篇，还真的发表在了《法学研究》杂志1995年第4期上。
著书法学所，执教清华园
韩世远老师来清华执教也与梁慧星老师有关。1995年清华大学复建的法律学系，曾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有比较紧密的合作，比如首任系主任王叔文先生便是法学所的研究员。最初几年由于缺少老师，清华大学法律学系不得不从外面聘请老师代课，其中，梁慧星老师便在清华讲授过《民法总论》。那时韩老师还是个博士生，到梁老师家去时，梁老师兴致勃勃地讲清华的历史及其所见所闻，讲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讲陈寅恪先生所写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深信清华大学一定会建成与之匹配的全国一流的法学院。梁老师显然对清华情有独钟，而这无形中激发了韩老师对于清华的向往。1996年崔建远教授来清华，也曾受到了梁慧星老师的影响及推荐。梁老师本人曾一度准备调到清华任教，并且当时构想了包括崔老师和韩老师在内的老中青三代的清华民法学术梯队。当然，后来阴差阳错，梁老师没有正式来清华，不过，他一直是清华法学院的兼职教授。
韩世远老师1997年博士毕业时便联系了清华大学，清华法律学系那时正在复建阶段，缺少教师，清华大学人事处向韩老师发了正式的录用通知书。后来，由于梁慧星老师的挽留，韩老师还是先留在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从事科研工作。不过，当时虽然没有入职清华，从1997年秋季开始，韩老师事实上以校外代课教师的身份，开始在清华园教《合同法》。而作为韩老师代表作的《合同法总论》，其蓝本便是韩老师在清华代课的讲义。1998年梁慧星老师组织撰写《民法学原理（多卷本）》体系书，韩老师受指派参与债权法卷的写作。因而，韩老师在法学所工作的四年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著书。经过多番修订，《合同法总论》最终在2004年出版。这时，韩老师虽已是清华法学院的正式教师，但该书的完成其实是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谈到入职清华，韩世远老师饶有兴趣地对我们说，入职手续本应当是在2000年年底完成，但是因为元旦临近，入职手续便被安排在了节后办理。2001年元旦过后上班第一天，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老师和韩老师先后来到了人事处，没想到竟是最早的两个人，因此在工作证号上，前边的老师拿到了当年的001号，而韩老师拿到了002号。在新世纪开端，韩老师开始了新生活。
韩世远老师对于清华的学生喜爱有加，韩老师说：“清华的学生都是好学生，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师生能相遇本身就是种缘分，应该好好珍惜。”教书育人，就是帮助学生们更好地成长。在教学及科研之外，韩老师也尽可能在其他方面帮助学生。比如有些学生想到外国留学，找韩老师写推荐信，韩老师通常会尽力帮助推荐。当然，韩老师对学生不仅锦上添花，还会雪中送炭。曾有学生因为个人原因，情绪低落，一度抑郁，对完成学业丧失信心。发现问题时，韩老师身在国外，便让爱人前去探望。韩老师回国后，也专门家访，帮助化解学生的心结。在韩老师以及家人的帮助下，这位同学最终走出了心理阴霾，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韩老师看来，青年学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老师多一份关心，很可能就帮学生度过难关；而一旦松手不管，可能就彻底毁了一个学生，为师者不可不慎。
韩世远老师在清华指导过多少博士生和硕士生，他没有专门统计过。不过，他指导过的学生中，目前已有不少是在国内著名高校法学院任教，学问之风，不断传承。
访学渡重洋，人文日日新
读韩老师的《合同法总论》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便是宏富的外文参考资料以及作者宽阔的国际视野。依该书2018年第4版“前言”所述，“一本书，也算是一个人的学思记录。2000－2001年，笔者曾在日本法政大学访问研究，因而本书第一版有比较浓重的日本法学的影响印迹。2006－2007年以及2009年，笔者两度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因而本书第二版及第三版逐渐增多了德国法学的影响印迹。2014－2015年，笔者以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法学院，所以，本次修订或许会呈现一些美国法学的影响印迹。”韩老师通过访问大陆法系及普通法系主要国家的著名学术机构，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搜集参考资料，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作品，难怪深受读者欢迎。
韩老师认为，合同法作为交易规则，是私法中最具共通性的领域。国际私法统一运动的成果往往是集中在交易规则领域，尤其是合同法。因而，合同法相较于物权法、侵权法、婚姻法以及继承法，应该是最具有世界性的领域。正是考虑到这一特点，对于合同法的解释论作业，恐怕不宜单纯满足于“悟言一室之内”，而必须放眼当今世界。合同法的解释论作业，尤其应重视比较法。他的这个认识，促成了他对于比较法重要性的新认识，他也力求将比较法融入本国法的解释论。
韩老师不仅努力运用比较法丰富我国合同法的解释论，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国际上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民法。他自2010年至今，担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咨询委员会委员；自2007年至今，担任国际比较法学会会员。他近些年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的英文论文，均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的结果。
半百知天命，犹感结发情
2019年对于韩世远老师而言是知天命之年，回顾自己的过往，韩老师说，当年到清华来，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做好一名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做学问。现在看来，当初所追求的如今变成了现实，所以很知足。“年轻的时候，人们需要有东西证明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比如一张文凭，或者什么荣誉称号。但是越到后来，对这类外在的东西就越要看淡一些，因为越是看重什么，就越受其制约，难得自由。”他表示更愿意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学问。2019年到来时，韩老师开了个微博，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愿在2019，知天命，担道义，尽职责。人，应该率性地活成个人样”。
问及家庭及生活，韩老师表示他十分欣赏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所说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韩老师也羡慕钱钟书与杨绛那样的神仙眷侣。实际上，韩老师的家庭也很幸福。夫人与他是大学同学，温婉贤淑，善解人意，并且丝毫不介意韩世远老师当时只是个来自农村的普通穷学生。两人的相恋非但没有影响学业，反而给了韩老师很大的动力，在学业上不断努力进取。婚后，夫人也十分尊重韩老师的选择，相夫教子，让韩老师安心学术。韩老师在其所著的《违约损害赔偿研究》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贫苦农村走出来的学子，总是被期待着学成之后步入仕途或者下海挣钱、被期待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而做学问则是一个既没权又没钱的选择，能够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尤其让我感动，在此要特别感谢妻子多年来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时至今日，韩老师认为如果自己取得了点什么成绩的话，其中有一半应归功于夫人的默默奉献。来日，与心爱的人一起，淡淡的日子慢慢地过，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