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只有公民具备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并从内心真正地尊重法律，进而以之作为行动准则，才有可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器上的条文，而是铭刻在公民心里的文化精神。
29年前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一五”普法由此启动。
“一五”普法，开创性地提出了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求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二五”普法，强调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为重点，加强部门和行业专业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三五”普法，重点宣传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并将普法向依法治理延伸；“四五”普法时期，明确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五五”普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农民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创新性地提出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六五”普法，进一步提出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在确定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为重点对象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将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普法的重中之重。
全民普法，一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一直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随经济发展而发展；一直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相适应，随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一直与人民群众不同阶段的法律需求相适应，随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法律需求而发展。
在这种适应、发展的过程中，总的趋势从未改变：普法日益向纵深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提高，领域持续拓展，影响更加深远。数字显示，仅“五五”普法期间，就有24600多人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的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各种法制讲座。更有4200多万人次的公务员参加法律培训，2700多万人次的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
如今，“研究问题先学法、制定决策遵循法、解决问题依照法”，已逐渐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领导干部决策时常问的问题；遇到涉法问题，老百姓也从“讨说法”到自觉拿起法律武器。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近几年，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告官”行政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从2005年开始，我国连续7年保持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重信重访、非正常上访数量持续下降的总体态势。
行政案件上升、信访总量下降。这“一升一降”反映的是公民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的提高，折射的是依法解决问题正逐渐成为普通群众的行为习惯。
从“一五”到“六五”，全民普法实现了从普及法律常识到推进依法治国。
今天，依法治村、依法治校、依法治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等等，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但已生根、开花、结果的各项依法治理活动，最初都是在普法的基础上被提出来、并得到发展的。
2013年，国家授予54个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321个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仅以吉林省为例，全省9个市(州)、60个县(市、区)全部开展了区域法治创建活动。全省已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4910个，占全省村总数的52.5%，其中有48个行政村达到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标准，有209个村达到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标准。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1999年3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被庄严地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宪法原则。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
从“一五”到“六五”，全民普法实现了从法制启蒙教育到培育法治文化入心入脑。
“法治”，是当前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说明在当代中国，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一种措施，它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和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是一种公民的观念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入持久的普法活动，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有了这一坚实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终将变成伟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