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近现代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曹汝霖其人，因为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火烧的赵家楼，房主人就是曹汝霖，给他贴的标签是“卖国贼”。不过，对于法律人来说，他的另一个身份和形象却是不一样的，他是在近代律师制度建立以来民国第一位申领律师证书的人。从史料来看，他还在无意中成为了最早的法律援助律师。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他讲述了自己初作律师时的情形。民国初年，曹汝霖在申领律师证后在家中开设了律师事务所，起初来向他请教法律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即便是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和曹汝霖谈到律师职业时，也颇不以为然地说“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临时大总统的认识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看法自然也强不到哪儿去。
不过，就在曹汝霖的事务所开设后不久，就因为他替穷得付不起律师费的老百姓打赢了一场官司而声名远播。当时有个案子，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其构成犯罪，但根据事实应判死罪，且一审时即被判了死刑，二审时维持原判，被告不服，上告到了当时的终审法院即大理院后，请曹汝霖来进行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若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余裕。”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初的司法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在引入西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原则后，该原则旋即成为律师辩护的理由，而且还因此打赢了官司，将原本死罪的案件改判为无罪。这样的结果，有赖于刚刚落地且还未生根并饱受质疑的律师制度。律师为当事人服务并因此收取费用本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此案中，曹汝霖却分文未取，因为被告人家里太过清贫，实在无力给他酬劳。不过，他的这样一个并非出自本意的“法援”案件，却为他的律师事务处做了免费宣传。
如何让律师在承接报酬丰厚的法律服务之余，产生一种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却非易事。在律师业发达的美国，虽然通过判例确立了为贫穷的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原则，比如援助律师的费用由州政府提供，在许多城市设立帮助贫穷刑事被告人的公立机构，在许多法学院设立免费的法律援助诊所，但穷人获得法律服务的途径依然少得可怜。
任教于纽约州的锡耶纳学院的约瑟夫·阿莱格雷迪就在《律师的天职——信仰与法律工作》中求助于神学中的呼召意识，认为这一意识“会导引律师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发现他们的工作可能以何种方式有益于个人和社会。一个律师，当她为一名初次犯法的少年提供法律服务，当她受托帮助当事人完成艰难、拖沓的离婚程序，当她竭力为一名被无故解雇的女性争取正当权利时，她都是在做善事。”而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律师会将为贫穷的人提供法律服务视为自己的天职，视为一种使命和责任，如此一来，穷人也就有可能获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这样一种宗教信仰的倡导，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不得而知。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起步要晚很多，据笔者了解，在某省会城市，法援律师的经费少得可怜，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区，一个案件的经费刚刚从原来的1890元提高到2400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区县，援助一个案件的经费不足千元。从现有情况看，从事法援的律师大多刚刚执业不久，所以积极性并不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