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发现，在明清时期，老百姓对法律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在意，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在意法律的。
官方法律宣传
在朱元璋颁行的《大明律》里，即有“讲读律令”的条文。这条规定，官员不但要讲读律例，而且还要通晓律意，否则将会受到制裁。对老百姓而言，如能通晓律例，在普通犯罪时，即可免罪一次。清代也有这样的律文。
朱元璋对于《明大诰》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谢应芳《龟巢集》卷八载有“读大诰作巷歌”语云：“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这里的“挂书”之“书”，即《明大诰》。同书卷七尚有“周可大新充粮长”七绝一首，语曰：“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足见，《明大诰》流传之广泛，以至牧童、农夫都在习读《明大诰》这部明太祖“钦定”的特别法。
与此同时，在通衢要道和众人聚会的地方，还会张挂相应的法律文本，以便老百姓知晓法律。有时，老百姓还因不知道法律而被官府免于处罚的。《明实录》记有永乐二年的一个有趣故事：大理寺官员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制律。”皇帝问工部官员：“小秤之禁已申明否？”答曰：“文移诸司矣。”又问：“榜谕于市否？”答曰：“未。”皇帝就说：“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其释之。”
书籍中的法律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比如，明清时期有很多商业用书，除了介绍商业知识，也会介绍一些法律知识与文书知识。原因很简单，商人要做买卖，当然要订契约。
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不乏法律故事。甚至，在儿童的识字课本中，也会介绍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例如，晚清刘树屏编撰、吴子城绘图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对“斩”和“绞”等刑罚，不但作了字面上的释义，而且还配有图像，非常直观，便于儿童识字和记忆。
可以想象，如果老百姓不在意法律，那么以“射利”为志业的书商，为什么要去编那些法律书籍？
明清“诉讼社会”
著名的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在《近代化与法》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从诉讼率的视角，考察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诉讼率低，那么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就弱；反之则强。
中国古人的诉讼意识是怎样的呢？《水浒传》里，武大郎被潘金莲、王婆、西门庆合谋害死后，武松就去调查取证。刚开始，他想走司法程序，就去找卖鸭梨的郓哥，盘问他怎么回事儿；接着，又找到了仵作行的团头何九，取了武大郎的骨头以及西门庆的贿金。取证后，武松找了一个陈代书，请他写状子，因为代书是专门帮别人写诉状的行家。之后，武松再去县衙告状。可是，县衙里的胥役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到最后，武松只得采取“私力救济”的办法，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
可见，小说中的武二郎，对诉讼程序并不陌生，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已具备较好的法律意识呢？我的答案：是。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诉讼已经不陌生了。也因此，有学者声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
可以用来佐证“诉讼社会”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讼师非常活跃。讼师不仅在城市开设歇店，招徕生意，而且还出没于穷乡僻壤，甚至还搭建了跨区域的业务网络。能干的讼师，可以置起家业，即使“菜鸟”讼师，也能养家糊口。
二是“官代书”制度的形成。官府设置官代书，有两种功能：（1）帮诉讼两造（专指涉及诉讼关系的原告和被告）写状子；（2）通过官代书来抑制讼师。不过，由于官代书的法律素养不佳，考试的录取标准，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他们很难起到遏制讼师的预期效果；相反，讼师文化素养较高，脑子也够机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代书提供法律服务，两造还是要找讼师帮忙写状子。
三是诉讼率的日趋高涨。以乾隆时期为例，全国设置了约1500个州县，人口约有三亿，平均每个州县约有20万人。那么，每个州县要审理多少个案件呢？大约每年有一两百个案件。当时的家庭规模，是五口之家。每年约有二百个家庭会有一起诉讼案件；10年下来，约20个家庭即有一起诉讼。可见，这个比例不低。
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好和平，儒家又特别倡导“无讼”的社会理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呢？从抽象层面来看，这些说法固然不错。然而认真思索，它们又有不小的问题。因为，老百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个个都是“君子喻以义”的；相反，因物质资源匮乏而导致的生存压力，势必产生“小人喻以利”的现象。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作者曾说：在中国农民的眼里，每一粒稻谷都是珍贵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自身利益受到了侵犯，诉诸衙门也就不可避免。要之，君子道德与无讼理想，一旦遭遇物质利益的挑战，也就难免落荒而逃。
州牧很忙
甚至，当我们读到类似“调处息讼”的话语时，亦切不要以为，这完全是对于“无讼”理想的追求。实际上，它更有可能是由于州县牧令忙不过来，乃至是因“自图安逸”而拒绝受理案件。明清时期的牧令，不像现在的法院，他们是瞿同祖先生所谓的“一人政府”，必须承担征收赋税、官学教育、社会治安、灾荒赈济、公共工程，等等的各项事务；甚至，牧令晚上还要打着灯笼跟衙役一起巡查城里的治安。
即使以司法实践来讲，他们要负责缉捕案犯、检验尸伤、勘查现场、审理案件、管理牢狱等事。除了审理数以百计的民事案件，还要审理十起八起的命盗案件。像广东省的南海县，一年发生的刑事案件就很多，清代知县杜凤治在日记中曾经提到，单是强盗案件，一年就有80来起；一次执行死刑，也有17人之多。与南海相比，番禺稍微好些，命盗案要少一半。
这样看来，国家法律与州县牧令倡议“无讼”的社会理想，均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而非一味地道德宣示。
当然，由于明清中国尚处在农业社会，也是一个乡土社会，毕竟与现代社会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去衡量他们。否则，即会出现“厚污古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