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郑州大学法学学士。1993－1995年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学习并进行研究工作。2000－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访学。研究领域为宪法学、行政法学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担任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香港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等职务。2013年3月当选美国法律学会（AmericanLawInstitute）成员。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2006年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8年被评为国务院津贴专家，201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作为一名学者，他是宪法学、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涉台法律问题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参加了国家有关立法起草、法律解释、涉港澳台法律研究和政策研究工作，还领衔中美法治对话等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作为一名院长，他是脚踏实地、锐意改革的实干派，筹资建设1万平方米的中国第一栋专门法学院大楼——明理楼（2.5万平方米的清华法学院第二栋大楼今年10月开工），建设第一个法律专业图书馆，第一个为每一位老师提供办公室。他还推行了诸多全国领先的教育改革，建立了本科生导师制度，创办了第一份中国法学院学生编辑、在国外正式出版的全英文中国法律学术刊物——TsinghuaChinaLawReview，清华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屡创佳绩。
20年前怀抱着法治兴国、教育兴国的理想，刚刚博士毕业、只有28岁的他，放弃任何优越的工作机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来到清华，全身心投入清华法学教育恢复重建工作。二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孜孜以求，与清华法学院共成长。作为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年的亲历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经历了这二十年来的筚路蓝缕，一点一滴，见证了这二十年来的冉冉上升。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Q1：在求学时，您是如何选择了法律这一条道路？
每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及事业发展与他的成长经历都有直接的关系。我出生成长于河南农村。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非常艰苦，我印象最深刻的两点就是体制所造成的贫穷和不公。如今社会上贫穷问题可能基本解决了，但是不公问题反而是恶化了。而在我小时候，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突出，这样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时我就常常思考自己未来能从事什么职业。当时的想法比较模糊，我并不清楚未来具体要干什么职业。不过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将来一定要为老百姓摆脱贫穷，为建立公平正义做一点事。
所以上初中以后我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靠政治。无论是贫穷还是社会不公，都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正是政治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社会的贫穷和不公。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如果有机会，我想从政。
但那时我并不清楚什么专业最有利于从政，只是直觉地觉得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政治和经济之所以出问题，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不够发达，是因为社会的治理和国家的治理没被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同时，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发展的贡献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多人来研究社会科学。（当时人们）就觉得政治很任性，而任性的东西往往是不理性、不科学的。
所以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将政治变成科学。治理国家是一种科学，不是靠冲动、靠任性就能治理国家的。这是我那时的梦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在高中时就很自然地选择了文科。但是在我念中学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流行的导向是学理科。正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很少人把文科当成一门科学，所以很少人会学文科。尽管当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错，但我还是立志要学文科，要研究治国的学问，要研究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问题。所以在高中分科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
在高中时，我学习历史、政治、地理和语文都非常认真，也学得特别好。我还记得学历史时，我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感兴趣。我甚至可以把近代中国丢失的领土一块一块地画出来——什么条约，哪一年割让给哪个国家的，都搞得一清二楚。
所以尽管那时的高考比现在难很多，但是参加高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那时我真的是带着一种理想和追求去学习，也完全用不着死记硬背。我一直觉得，当你真正理解了知识以后，就根本用不着为考试死记硬背任何东西。
当年高考我考得总体上不错，在我们县是第二名。在填报专业的时候，我报了当时我觉得是最接近政治的一个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我印象中那个年代还没有政治学这个专业。那时候有国际政治，有思想政治，但是唯独没有政治学这门专业。所以我只好选择了党史专业，因为它也算在广义的政治学科内。当年填报志愿都是盲报，对外界信息一概不知，凭着感觉走，可惜尽管我已经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还是没能被人大党史专业录取。也正因为第一批的重点大学志愿没有录取，我就高分落到了第二批非重点大学，所以我就进了郑州大学的法律专业，也因此读了法学。
我读了法学专业以后，随着对于法律学习的深入，也越来越觉得真是“歪打正着”。法律是一个治国理政的专业，特别是我所选定的宪法专业，宪法学本身就是关于政治的学科，所以我对这个专业也特别投入。
我在本科期间就非常热爱研究宪法问题，研究如何用法律治理国家。1988年大三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国社会控制系统转变问题的论文，投稿于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会议，有幸中选，被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了那次会议以后，我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的目标。所以我就在1989年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专业董成美教授的硕士生，后来又跟随许崇德教授继续读了这个方向的博士。
我从中学开始，理想就很清楚。回头想来，从1985年开始，到今年刚好是30年。我这三十年来一直朝着同一条线走，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中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偏差。可能唯一犹豫过的一次就是在我硕士毕业的1992年。当时我曾有机会去国务院法制局，也已通过录用，但我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读博士。这就是我的求学经历。
Q2：您曾经在香港大学求学，又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这些海外背景对您的求学和治院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1989年开始读研究生时，所有文科应届研究生都得去工厂劳动一年。所以我就在1989年和1990年之间到北京印染厂劳动了一年。这一年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我在18岁上大学前都在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甚至上了大学以后的每个假期里，我还常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劳动。1989至1990这一年中，我做了一回工人，与工人阶级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也更深入了解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了解了工人的情况。
我一直觉得，对于文科学生来讲，任何经历都不是浪费。我们那时有一些同学觉得（在工厂劳动是）浪费了一年，因为这一年本来可以在学校学习，结果只干了一年活。但我觉得这不是浪费，任何人生的锻炼、挫折和磨难都是财富。回过头看，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
1992年硕士毕业以后，我继续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也渐渐获得了一些出国的机会。先是出国开会。而后恰好在1992年，也就是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的那一年，我的老师许崇德教授组织了一场国际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香港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RaymondWacks教授，并陪同他去河南参观。之后他便邀请我去港大学习。也正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基本法，所以1993年至1995年我有幸去港大法学院做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实地考察研究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到了清华法学院任教以后，在2000年，我有机会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赴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习。
我前前后后去过很多地方，有过一些海外经历。这些海外经历对我影响很大。首先是让我开拓了视野，认清和了解了世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比过去更加密切，我们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出国有好处。我们知道，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国民性格之中。政治制度的移植很难保证成功。在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之中，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政治人物的选择余地很小。但是即便我们不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也一定要研究它。因为要和西方人打交道，做一个平等的对话者，我们就一定要知己知彼。所以我认为研究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视野的开阔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因为比较研究永远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海外经历）对于我后来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宪法，港澳基本法，还是港澳的政治体制，都非常有帮助。
其次，海外经历也帮助我更好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做贡献。在香港的两年，对我影响尤大。
去港大是我第一次访问一个大陆之外的大学法学院，这次访问让我印象深刻。首先从硬件上来说，尽管香港的地方小，但是港大法学院却有占据了一栋大楼的四层面积。而且港大法学院的老师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也把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来做。这让我感到很震撼。因为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也就只有几间办公室。当时的常态是老师们都在家里办公，没有办公室的概念，也没有上班的概念，都窝在家里头。
这让我想到，如果一个法学院没有办公室，（老师们）天天起床就在家里，那也很难会有人把教学和人才培养当作一个正经的工作，也很难建立一个像样的法学院。港大法学院的硬件条件让我印象深刻。
其次从待遇上来说，当年人大法学院老师的待遇和港大法学院老师的待遇差距悬殊，有约100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教授一个月工资是一千元，那么港大教授就是十万元。而且我们当年能拿一千元的老师很少，所以实际上（待遇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止100倍，可能有120，130甚至150倍。
所以我觉得，如果清华大学要办法学院，那就一定要按国际标准来办学。首先硬件上要有大楼，其次老师待遇要上得去，再次要有图书馆。我们有这个想法以后，就和清华大学校方联系，看他们有没有意向办一个法学院。当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也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那是1994年。
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在香港的这段经历）也是一个锻炼。我意识到不仅要学问做得好，也要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追求，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非常可靠的人。要让人感觉是一个可以干事业的人。我之所以能够交这么多好朋友，人家愿意捐钱给我们法学院，也是因为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靠谱的，钱交给你不会乱花，拿去做别的事情。
当年筹建法学院时，我们没有一分钱。我自己倒还有一些积蓄，因为我在港大的第二年帮港大陈弘毅教授做研究工作，所以每个月有不菲的收入。到了1995年回到清华筹建清华法学院时，还有一些积蓄。那时我来往香港，在北京办事，很多时候都是用自己的钱，因为当时法学院什么都没有，清华大学也很穷，只能自备干粮，假私济公。当年刚开始筹建清华法学院时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花自己的钱，办公家的事，但大家都很愿意。这也说明，当你认准了一项愿意为之奉献的事业时，就一定要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去奋斗。
所以我现在觉得，海外的经历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更是这样。清华大学要培养人才，就一定要了解中国，且了解世界。
筚路蓝缕，执着有成
Q3：您认为建院二十年来，我们最大的成就有哪些？
首先，硬件水平。当年清华也没有几个院系有自己独立的大楼和图书馆。所以我们建的明理楼，在清华大学和整个法学界，甚至在整个高等教育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年为了建明理楼和法律图书馆，并且保证每个老师都有办公室，非常费劲。一方面我们需要说服学校的决策者，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允许我们做这个尝试。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有突破性的建筑设计。因为当时流行的设计是一个大办公室，再留很多小隔断给老师。当我们说要设计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办公室的教学楼时，甚至有人觉得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清华法学院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法学院，在清华大学也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江平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奋斗了一辈子，没奋斗到一间办公室。而他的学生，施天涛老师一来清华就有一间办公室。我们的成功也引起了其他大学的效法。比如北京其他大学法学院，当时也在校外为资深教授租办公室。换言之，我们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法学教育界的思路，即要把人才培养当作一件正事来做，而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在家里办公。
所以我们对高等教育和法学教育的贡献就是我们树立了新的标杆，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真正的大学应当认真地对待教育，认真对待教师，认真对待教育事业。我们清华法学院正是这次变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也特别感谢当时学校的领导，愿意让法学院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也是第一个给每一位老师配上电脑的法学院。我们有一些老师在来法学院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电脑，很多老师都是在清华学会用电脑、用网络。这在清华大学也是前列，在全国法学院里也是第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改造我们的厕所。我们花了很大努力来改善明理楼厕所的条件。一个地方的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可以从它的厕所体现出来。我也坚持我们要在明理楼厕所里提供手纸。我一直认为，要从小事上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文明程度，改善和提高大家的素质。
这些事情是这二十年来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事情。
其次，这二十年来，我们建设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这是更大的成就。大楼和大师都很重要。当年梅贻琦校长讲的那句话，并不是说不要大楼。他说的是，“非谓”。也就是说既要大师，也要大楼。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大楼，筑好了巢才引来了凤。
当年刚建院时我们比人家强，靠的是硬件条件。现在我们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则是因为我们的软件，是因为我们的师资，我们老师发表的成果，和我们老师培养的学生。所以这也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要说第三个，最最高兴的还是看到学生的成长。这20年我们培养了获得学位的学生有6000多名。如果加上那些培训的，没有拿学位的，应该有小一万名。这些学生在各行各业也都展露头角，不断进步，为社会做着贡献。这也是我们当年筹建清华法学院最希望看到的。
第四，就是我们法学院的成立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国家法律政策研究、立法、司法、普法等各方面，清华法学院的老师、校友和学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没有缺位国家重大的法治活动。这些都是这二十年来我们的成就。如果当年清华没有这么英明的决定重建法学院，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清华就没有声音。如果清华缺席国家这么重大战略，那是说不过去。我非常佩服清华大学历任领导的远见卓识，能够不遗余力地支持清华法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对国家忠心耿耿，讲实话，干实事。清华人确实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你们要传承清华的精神。
Q4：您认为这二十年来，清华法学院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会如何改进？
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自己和同学的接触比较少，这是很大的缺憾。我们法学院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算是最小的。也正因为我们学生少，我很希望可以和我们招到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接触和联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人家可以靠（学生的）数量取胜，我们不能靠数量，只能靠质量，每一个学生都不能舍掉，在我眼里每一个学生都是宝贝，我都想亲自交流交谈，希望能够成才。这方面我做得不够。有人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很多饭。我原来当班主任的时候就跟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有午餐交流，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每星期会见十个学生，这些也是清华一直以来的传统。清华不像很多其他大学，办了新校区以后，就把学生扔到了荒郊野外，老师住在城里。我们既然有这个（地理和人数上的）优势，我们将来更要在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我希望以后每一届新生入学，每一个班级，都要有一次和院长的交流。每一个毕业班也都要和院长有一次交流。
今年我们第二栋大楼终于要开工了，以后我们的硬件上肯定不会有问题。我们也有七十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师资上也有保障。下一步就是要在人才培养上下更多的功夫。我们的学生进来时是全国最好的学生，毕业时也应当是全国最好的毕业生。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下更大的功夫，而且要有制度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行了本科生导师制度。清华法学院是全国第一个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度的法学院。2008年我做院长之后就提出，要像培养研究生一样培养本科生，并设计推行了这一导师制度。但自己感觉努力还是不够，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
另外，我们学院还是要继续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努力。目前我们的师资队伍很优秀，但是面临着一些老师要退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补充新的师资。我也希望我们每一届学生中都有一些搞学术的，以补充我们的师资队伍。
我认为，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成就，除了培养国家领导人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就是培养学术大师。如果一个法学院培养不出学术大师，你很难说这是一个一流的法学院。大学，是一个国家灵魂的载体、精神的寄托，要出思想，出理论。如果一个民族不再产生思想，不再产生理论，那么这个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每一届学生都有一些去读博士，去做学术，从事培养人和出思想的学术工作。这甚至是比培养国家领导人更重要的事情。这也应是清华大学培养学生的方向。
当然，这可能也是比培养治国理政人才更艰巨的任务。培养从政的人不难，培养从商的人也不难，因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培养做学问的人，培养理论大师和学术大师，才是真正困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志向的同学朝这个目标努力。
刚毅坚卓，任重道远
Q5：您觉得清华法学院的学生最需致力的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清华的学生，尤其是现在这一代的学生来讲，有两点。
一点是要有远大的理想，不要太看重物质利益。在我们的年代，没有太多的物质享受，大家更注重精神追求。但自引进市场经济以来，大家越来越看重物质利益，看重金钱问题。我一直讲，不要满足于找一份工作，清华法学院的毕业生不应当为工作操心，关键是你是否能找到一份能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当时刚到清华法学院时，一个月只有300多块钱，甚至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贴钱，但我很愿意，因为这是我的事业，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
我认为，现在的80后90后，包括00后，应当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和追求。这个理想不应是为自己赚大钱，而一定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让国家和世界有更大的进步，让人类有永久和平。如果一个民族都变得非常市侩，非常功利，那么这个民族是毫无希望的。试想，如果大家不再谈理想，不再谈人生的事业，都在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是什么级别，整天想怎么把级别搞上去而不是把事业搞上去，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呢？
第二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你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经历过国家的动乱，也没有吃过苦。我们小时候挨饿受冻的苦你们都没有经历过。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经历这种苦难，但我觉得每一代人都要锻炼自己的意志，但现在来看，你们的意志力还是不够。
光有理想是不行的，也要有意志力去实现，且要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意志力的锻炼要从小事做起。例如，我批评有些学生，从小到大没搞过卫生，还老丢东西。你现在老丢三落四的，将来怎么可能让你当公安部长看好全国人民的东西呢？
我们这一代人，比如我们法学院这70位老师，都是靠自己努力和奋斗上来的，基本上没有人靠家庭，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我1988年来北京开会时，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只认识一个郑州大学毕业在北京读书的同学，来北京后起居住行都靠自己。1993年我去香港时候，也基本上没有很熟的人。所有成果基本上靠自己个人奋斗，闯出来的。
你们这代人条件好很多。但我还是鼓励你们一定要靠个人奋斗，而不是靠家庭。因为奋斗起来的人和大家扶起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清华条件好，有时候学生就会有依赖心理，总想着学校能提供这个那个。但我觉得清华大学能提供的就是四个字“清华大学”。就靠这四个字，你比同龄人的起点已经好很多了，就靠这四个字，你就能干成一番事业了。
很多东西学生应该靠自己解决。我记得2006年本科生出国参加模拟法庭比赛，找我要钱，我明明有钱，但我就没给，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于是他们就自己出去找赞助，最后基本上也满足了。如果我马上给你钱，你就没有这种锻炼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对家长说，你们不要把学生的成长空间挤占了。孩子要干什么事情，让他自己干，你不要插手，挤占他锻炼的机会和成长空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想办法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人的天地下面去求这个、求那个。
Q6：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您觉得明理人可以作出怎样的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从近处讲还是从远处讲，这都是一个良机。如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个宏大的工程能够如期高质量地完成，我认为中华民族将会脱胎换骨，整个民族都会全面升华。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机会，可以为一个法律人提供施展抱负的巨大空间。作为一个法律人，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是一种幸运。除了幸运之外，这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期待。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法律、教法律和研究法律的人没有成功完成这一依法治国的历史使命，那么子孙万代会永远地谴责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不努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建立法治的尝试失败过很多次，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卯足了劲，投入全部的身心，来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这是所有法律人的任务。我们清华法律人更是责无旁贷。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高校，律所，公检法，还是党政机关——你有机会去施展理想和抱负，把你在法学院学到的思想和理念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去。
当国家和民族呼唤法律人去承担责任和使命的时候，清华法律人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响应时代的号召，完成历史的使命。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值得大家终生为之奋斗。大家选择了法律，是非常好的选择。在现在这个年代，选择法律应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就要坚决走下去，不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名利，而是共同追求一项事业。
任何一件事业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法治如此，我们清华法学院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法学院能走到今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前前后后八十多名老师为法学院奋斗的成果。
Q7：访谈的最后，可否请您为同学们推荐几本对您影响较大的书籍？
我们小时候书少，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爱迪生的故事》。读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科学，什么叫做投入。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大家专注不够，投入不够。每一天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分散着你的注意力。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我现在还记得在煤油灯下专注读书写字的那种幸福感。
后来我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例如李光耀和曼德拉的传记。这两位都是法律人的楷模。新加坡和南非能够跻身法治国家行列，能够成功完成法治转型，跟其领导人法律专业背景有关系。李光耀把在剑桥学到的法律思想运用到了治国理政中，让新加坡成为了一个法治国家。曼德拉让南非成为了非洲唯一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些成就都跟依法治国有联系。我推荐同学们读一读。我也喜欢读邓小平和华盛顿的传记。他们是伟大的政治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计名利，不计权位，令人敬佩。
我还推荐一本最近在读的书——《帝国》。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还是在于人才。大英帝国靠什么支撑？靠的就是大英帝国培养出的人才。我们要学习这些人才是如何为他们的祖国做贡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现在中国并不缺有知识的人，但我们缺乏懂得如何奉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