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们小区昨晚有一个年轻人跳楼了？就在我住的这一栋！”
那跳楼的会是谁呢？16号楼都是小户型，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租户，如果是年轻租户跳楼，那大概率跑不掉两个原因：感情和工作。也是，经过三年疫情，大家的神经都被磨成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稍遇事端，就会被捅破，走向崩溃，坠入万丈深渊。
我和王钊并不相熟，他比我小四五岁，二十七岁，和我堂弟是同龄人。在此之前，从堂弟那里，零零散散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为了赶上拆迁安置补偿，王钊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就与邻村的一位同龄姑娘闪婚，还连生俩娃，两个孩子一个年初生，一个年尾生，属相都是一样的。拆迁之后，补偿款到手，他渐渐染上赌瘾。加之，双方缺乏感情基础，妻子索性与他离了婚，同时将自己名下那套安置房出售。但后来，又听说他和妻子又复婚，重新购回了这套房。
而这次他的跳楼身亡，可能也与这些过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数天之后，和堂弟在一起吃饭，我才算是了解到事件的原委。
王钊复婚后，并未改掉赌博的恶习，欠下数十万元的债务。更为糟糕的是，他私自挪用所在工厂的公款几十万元，作为赌本，以求翻盘，不想又是血本无归。为此，他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他每天都得面对着妻子和长辈的谩骂和指责。
跳楼那天晚上，他先是在朋友家喝酒，喝多后回到家。妻子看到他这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输出，然后又把他母亲叫过来，开始第二轮批斗。可能是他本就承受不住自己所造下的后果，加上酒精的催化，便夺身而起，打开窗户，从10楼一跃而下。
王钊父母居住的那栋楼在我家北侧，楼层与我家在同一高度。我的书房向北，正好可以观望到他家的客厅。那几天晚上，我坐在书房，隔窗望去，总能看到唏嘘的一幕：客厅聚集着亲朋，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垂头丧气，三三两两的年长妇女握着王钊母亲的手，嘴巴开开合合，不用猜，也知道尽是安慰的语言。他父亲时起时坐，佝偻着背，背影比平时苍老消瘦了许多。
夜深后，众人散去，唯剩老两口坐在沙发上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这一幕在我心底久久挥散不去。王钊之死不足为惜，可他父母又凭什么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呢？大家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搬进崭新的安置楼房，开启城市生活，内心肯定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可是，谁又能料到，在这城镇化进程的车轮之下，好多人丢失了成长的根基，迷失了回家的方向，丧失了奋斗的初心。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高楼拔地而起之时，我们是否做好了居住进去的准备。难道，楼越高，只是为了跳楼更方便吗？
村庄，刹那即逝
我们村是郑州市东北郊区的一个普通村庄。2013年9月份，响应政府合村并城政策，全村开始搬迁，村里的建筑也在一周之内全部拆除完毕。
临近拆迁，恰逢我高中毕业暑假的最后几天。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大学报到所需的各种材料以及生活用品。入学前夕，我帮着父母完成了有史以来最浩荡的一次搬家行动，与他们一起，向这座祖祖辈辈生活了数百年的村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但耳朵带来的寞落始终无法与眼睛带来的震撼相比拟。中秋假期，我着急忙慌地离校返家。当我在村西的107国道下了出租车，站在路边，一眼望去，村里所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映入眼帘的，是村子最东边的贾鲁河河堤。在此之前，我总觉得从村西穿过整个村庄到贾鲁河畔，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而现在站在这里，没有了那曾参差林立的房舍、楼宇，这段漫长的路程瞬间变得只有一眨眼皮那么近。
拆迁之后，村民们各自分散，很多人没有额外的房产，会选择租房子住。有些村民为节约居住成本，会在尚未被征收的耕地里搭几处活动板房，作为暂时的居所。不过，这种形式只有极少数村民选择，因为，耕地很快也被政府征收。
我家选择了在外租房，一住就是6年。
拆迁后，开发商每半年给居民发放一次过渡费，用于村民在过渡期的生活开销。过渡费每人每月1200元，3年后若未如期完成回迁，费用标准则翻一番。
因此，村民们大多能轻松承担在外租房的成本。
人口的沉浮变换
拆迁安置政策规定，在分房户口截止前，凡是正常婚迁和新出生的人口，在本村依法落户的，均享受安置待遇。因此，很多家里有适龄青年的村民，都早早将孩子的婚姻大事提上日程。那几年村里可谓“喜事不断”。
那些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即使结婚，也无法领取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女方就落不了户。没关系，双方可以先举办仪式，把孩子生下来，男方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亲子鉴定报告去户籍室给孩子落户。这样，就可以先将孩子的安置待遇握在手中。
王钊和他妻子正是走的这种途径。
所以，从拆迁启动到户口截止，短短6年，原本一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村庄，人口竟比6年前翻了将近一番！随之而来的，是离婚率的空前攀升，王钊的跳楼悲剧，也可以说是由此而产生的。
其次，一些村民也时刻谋划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安置资源。政策明文提出，男女双方结婚时，女方若携带有16岁以下的子女，该子女也可享受安置待遇。
我有一位本家叔叔，独身一人，与一位带有一个10岁女孩的单身妈妈，办理了结婚和户口登记。这样，母女二人顺利领取到过渡费，待到分房时，母女二人共分得200（每人80平住宅20平商业用房）平米安置房。按照先前约定，过渡费归母女二人自由支配，我叔叔留给他们母女二人一套60平米的房子，剩下140平米则归我叔叔所有。一切风平浪静尘埃落定后，二人再解除婚姻关系，互不纠缠。
在拆迁前后，类似于这种“假结婚”“假离婚”的案例不在少数。为了各取所需，瞄准安置政策的空子，能钻则钻，寻求利益最大化，实现“双赢”。可真结婚也好，假结婚也罢，唯一不变的，是人口野蛮地增长。
人口急剧膨胀的同时，也有一大批人未能挺到乔迁新居的时刻。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年老和疾病而离世的，也有一些，因意外而匆忙掉队。
邻居王高，去世时刚刚50出头。他家也是拆迁后在附近一个安置小区租房子生活。有天晚上，这个小区有人家办丧礼，吹吹打打非常热闹，王高抱着3岁的小孙子也前去围观。谁承想这家人放炮时，一颗未在空中炸响的礼炮，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正好掉在王高的衣领处，随着礼炮的绽放，王高脖颈处大动脉被炸断，当场死亡。幸的是，怀里的小孙子竟未受波及，没有受伤。
这件事发生在距离拆迁时的3年半后，已经超过开发企业当初承诺的分房期限。
如果开发企业能够如约完成安置小区的建设，村民们能够按期搬进新居，那么，像王高这样带着遗憾和意外而离去的那些村民的前途命运，是否会被改写？
预支人生
王钊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我们村位置偏远，与那些都市村庄的拆迁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这样，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最终到手的安置款项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他们不知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多少年，在鱼塘里挥洒多少血汗，才能获得这样一笔“巨额”收入。
对于即将迈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这笔“飞来横财”，以及若干年后到手的大几百平米房子，也堆砌了他们迷失自我，开启纸醉金迷生活的底气。这中间有做投资的，有开网吧的，有玩高利贷的，但更多的还是像王钊那样，走上了赌博的不归路。
有一位年龄比我小一岁的同村男孩小张。小张和妻子也属于闪婚，妻子娘家是外地一个偏远山村的，当初也是了解到我们村刚好拆迁，经人介绍，嫁给了小张。
小张属于有痞气的社会小青年，婚后不顾家，终日喝酒打牌，逛夜店，有时连着好几天不回家。他父亲早逝，母亲是退休老教师，苦口婆心规劝过多次，妻子也因次与他发生口角，但都无济于事。他最终背负了四五十万元的外债，基本将自己的拆迁补偿挥霍殆尽，走投无路之下，又将尚未分得的房子预支抵债。
“集中行动”
2019年初，我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入职到我们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此时，距离我们村最终的分房日期只剩下不到半年。我也因此见证了许多分房前夕的关键事件。
纵观近些年全国各地的拆迁案例，总有一个高频词汇出现在大众视野：钉子户。
不错，凡是涉及拆迁，总会出现那么几个“钉子户”与政府和开发企业周旋死磕。归根结底，所谓合村并城，所谓拆迁安置，甚至是所谓“城镇化进程”。在微观层面，在具体到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的角逐当中，不过是一场势必要有一方需要“妥协”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大部分村民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只要安置条件说得过去，大家都同意，自己也一定不会螳臂当车。
可是，出于对安置政策的质疑，以及对某些特权势力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勾结操纵的不满，也有企图让自己整个家族都吃上拆迁红利的利益诉求，总有些人拒绝妥协，拒绝接受已经板上钉钉的安置政策，毅然决然选择“钉”在原地，绝不搬迁。
面对这些“钉子户”，政府首先选择的是发动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这些无疑都是徒劳的。对于这些下定决心去当钉子户的人来说，如果“情”和“理”管用的话，自己也不必“钉”着不动了。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切免谈。眼看合村并城项目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推进，不能因为几家钉子户就耽误拆迁大局。
比如老李一家，从全村村民开始搬迁到全村被夷为平地，他家始终岿然不动，孤零零的三层小楼伫立在村子的西北角。在村民们或在外寻租，或寄住亲戚家的这些时光，他们一家五六口人始终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中。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经过再三协商，根据政策做出最大让步，只要他家同意搬迁，承诺补发他家拆迁后这些年的过渡费，并帮助他家寻找合适的住处，享受正常的安置待遇。
这些条件，对于配合政策完成搬迁的人来说，已经相当优厚了。别的不说，他家这些年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光房租可是省下了一大笔。可老李另有他图——他希望自己在合村并城项目启动前就已出嫁的女儿，也能回村享受安置待遇，希望政府能按有本村户口人员的标准，让他女儿也分得100平方（80平住宅和20平商业）的安置房产。
但他这一诉求触碰了安置政策的红线。根据安置政策，凡是分房和户口截止之前就已经出嫁并迁出户口的女儿，均不再享受本村安置待遇。更何况，老李女儿早在政策出台前就已非本村村民。真把这方便给了他家，口子一开，那不全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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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耽误合村并城项目的大局，面对始终拒绝配合的“钉子户”，政府最终会采用“集中行动”的手段予以回应。所谓“集中行动”，说白了就是强拆。
对老李家实施的“集中行动”安排在了2019年的5月份，也就是分房仪式启动的一个月前。
5月的天气已渐显溽热，由于街道办事处人力有限，所以特意从安保公司聘用了一批特勤，此外还调来了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以备突发状况。这次集中行动开展得相当顺利，在老李一家歇斯底里地谩骂以及绝望地嚎啕大哭中，特勤人员迅速将他家里所有物品搬离房屋，置放在安全距离以外。随着铲车和挖机“轰隆隆”的鸣叫，三下五除二，老李家被夷为平地。这颗“钉子”，一上午就被拔掉了。但故事并未完结，老李家由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上访之路，持续至今。
最能彰显出“集中行动”冰冷如铁、强悍如山气质的，是在对老杨的厂房进行拆除的时刻。
老杨早年靠开工厂生产鱼塘用的增氧机发家，膝下一儿一女，平时和女儿关系走得近，与儿子关系很僵。后来女婿创业做生意，老杨将手中大几百万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女婿生意失败，赔了个底朝天，老杨半辈子的收入也几乎全搭了进去。而自己的工厂也进入瓶颈期，为了转型购置新设备，老杨以厂房作抵押，又欠下数百万元的外债。偏巧不巧，赶上了合村并城项目的启动，工厂面临拆迁的窘境。
其实，如果不是遇到拆迁，老杨依靠自己的工厂，假以时日，也能慢慢将这些外债偿清。大势所趋，现在只能就拆迁补偿与政府和开发企业协商周旋了。老杨提出的条件是，如果让自己按照要求搬迁，政府和开发企业首先要把自己所欠外债的窟窿补上，此外，再额外就工厂拆除而受到的损失支付给自己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座工厂是老杨实现翻身、偿清外债的唯一依靠，如果工厂再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补偿就贸然被拆，他这后半辈子就彻底没戏了。所以，他拒绝妥协，也选择了“钉”在原地。
对政府和开发企业来说，老杨的提出的条件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人道主义情感，都是无法满足的。所以，老杨以及他的厂房最终所要面临的，只能是政府的“集中行动”。
我至今都清晰记得对老杨厂房实施“集中行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
早上七点，街道办事处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到达了行动地点——老杨厂房。随后是数十名身着黑色制服的“特勤人员”，进入现场，把守各个要道，并架起摄像机做好全程记录。两辆救护车各配备三四名医护人员严阵以待，阵势远远超过对老李家实施的那次集中行动。按照程序，特勤人员先进入厂房，对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有价值的物品进行搬离。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破旧白衬衣和灰色短裤的老年人在不远处屹立着，一动不动，只用饱含愤怒与绝望的眼神远远盯着眼前的一切，他就是老杨。
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我和办公室的同事只是前来壮壮声势，并未亲自参与一线的行动。时值盛暑天气，办公室的几位女生在厂房东侧不远的地方寻到一处树荫，就蹲在那里闲聊，我开始也在那里，一边和她们聊天，一边目睹着眼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没过多久，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过来，让我和他一起去买水，我就过去了。
刚走出大概一百多米，还未上车，就听见身后传来一连串“嘣！嘣！嘣！”的声音，我和男同事赶忙扭身，朝刚刚离开的地方望去，只见树荫下面的几个女生抱头鼠窜，旁边的特勤人员也丢下摄像机和要搬离的物品，一哄而散，撒腿狂奔。再仔细一看，老杨怀里抱着过年那种连发冲天炮，正对着逃散的人群猛烈轰击，第一炮瞄准的就是刚刚在树荫下聊天的那几个女生，有两三人手臂都被急速飞行的炮火擦伤。若不是临时离开，我说不定也要挂彩呢！
一轮轰击完毕，在老杨要点燃下一个冲天炮的间隙，手脚麻利的工作人员顺势夺下他手中的“作案工具”。老杨眼见自己无力反抗，转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不明液体，迅速灌入自己口中，随后直愣愣坐倒在路边的草地上，面露极为挣扎和痛苦的表情。
经过确认，老杨喝下去的，是平时用来给机器清除铁锈的被稀释过的硫酸！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赶忙带领医务人员前来查看，包村部门的孙姐急得团团转。自从拆迁工作启动，一直都是她代表街道办负责与老杨对接和谈判。这次集中行动，她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生怕出现一点意外，现在老杨悍然饮下硫酸，以死抗争。这节外的一出，打得她措手不及。
孙姐带着医护人员来到老杨身旁，准备对他实施救援。没想到，老杨强忍腹中剧痛，用尽残留的力气猛然起身，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短刀，刺向孙姐的腰部。孙姐大叫一声，扑倒在地上。
旁边的医务人员也惊呆了，原本要对老杨实施救援，现在只能转换目标，赶忙把孙姐扶起到救护车上，展开急救。
这一切的发生，距离我只有不到十米，一连串的变数犹如电影情节，让我久久不能平息。
纵使有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也并没有阻挡住这场“集中行动”。老杨被救护车拉走后，行动继续。很快，老杨的厂房如老杨自己一样，轰然倒塌。
老杨被送入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当晚就离开人世。我那几位被老杨“炮火”殃及的女同事，得到了单位的悉心照料，不久康复出院。
分房，一波三折
在千呼万唤中，在某些人对过渡费的恋恋不舍中，分房的脚步悄然来临。
分房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截止户口。户口一旦截止，每家每户所能分得房子的平米数也就最终敲定，不管家里再有人过世，或是再有新生人口，房产分配数字均不再改动，所谓“生不添，死不去”。对户口数的最终敲定，需要进行多次核查研究并通过张榜来公示，全程一共公示三次，三榜过后，就尘埃落定、木已成舟。
在张贴前两次公示时，安置房尚未封顶，并且每家新生人口也都及时上了户口，情况与公示出来的基本没有出入，所以表示异议的人不多。第三榜，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公示是在安置房封顶之后，在张榜之前，街道办事处和开发企业特意带领村民代表前去刚刚封顶大吉的楼房参观巡视。
回来后，代表们将参观情况告诉了村民们，村民们炸开了锅。
原来，新建安置房的各方面情况与当初开发企业在拆迁前承诺的相差甚远。户型，公摊面积，楼间距，小区绿化，最关键的消防通道，没有一样是完全按照当初约定建设的。同样的户型，如果处在边户，阳台处会比不是边户的多出2到3平米。80平米的两种户型，一种阳台设在不朝阳的北面，另一种干脆连阳台都没有。120平米的户型倒是南北通透，一南一北，两个阳台。但卫生间的设置，却是让人哭笑不得。拆迁前开发企业拿给村民们看的户型图纸是两室两厅两卫，除公共卫生间外，主卧单独设有一个主人卫生间。而在村民代表看房时，发现主卧并没有卫生间，而是在客厅北面阳台处看到了这第二个卫生间。
经调查核实，发现开发企业在实际建设中并未按照原图纸进行施工，120平米户型在施工时就只设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主卧根本就没有预留卫生间。工程进展到一半时，政府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与合约不符的漏洞。为防止后续产生纠纷，遂责令开发企业和建筑公司进行整改，但是项目已经动工，十多栋半截大楼早已经平地而起，总不能拆了重建吧。最后，开发企业和建筑公司采用了这个奇葩的整改方式——在北侧小阳台开一个下水道，以作第二个卫生间之用。
然而，按照生活习惯，谁也不会在阳台装个马桶，为最大限度保留阳台空间，很多村民都选择将这个预留的下水道封死。可问题来了，一栋楼15层，如果要将这个下水道封死，就必须楼上楼下15户全部统一意见，有一家不同意，要保留这个下水道，那么其他14户还真是没辙。开发企业这个故作聪明的小伎俩，着实带来不少邻里纠纷方面的隐患，也为后来村民的对抗情绪“添砖加瓦”。
村民们面对开发企业的失信与糊弄，以及政府的监管不力，所积郁的巨大不满，终于在三榜公示张贴之时爆发了。
为防止口舌杂乱无章，村民们推选出几位民意代表，与政府和开发企业进行交涉和谈判。群主王巨叫得最欢，嚷嚷着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与政府和开发企业死磕到底，讨要到本该属于村民自己的权益。但当大家一致要推举他为代表之一时，他却以种种借口极力推辞，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支持奋战在一线的代表们，如有任何需要，定当全力以赴。
大约两小时后，街道办事处包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达张榜地点。现场村民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开始发表各自的意见，刚刚选出的民意代表顿时成了摆设。面对喋喋不休的村民，包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顿时被吓住了。说白了，他们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也是按照领导要求前来张贴公示，至于村民们的意见和诉求，他们自然也是无能为力，更何况很多人也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
街道领导来到后，几位代表迎上去，极力控制着各自的情绪，将问题说了一遍。
我当时刚刚到街道办事处工作，闲暇之余也为领导们送送报纸和文件。
果然，没多久，数名身着警服的人员到达现场，村民们的气势顿时收敛了不少。经过一番理论和撕扯，几名民意代表和撺掇撕榜的村民被警察带走了。代表中的一位包姓妇女，在被带上警车时仍是叫嚷不休，不断吐出凌厉的字眼。后来听说，被带走的这些人一直到过完年后才被放出来。
虽有风波，分房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
2019年6月12日上午，安置小区四周张灯结彩，巨大的红色充气拱门在燥热的风中左摇右摆，一排长达数十米的帐篷坐落在小区外围西侧。
街道办事处还特意让开发企业调来数十台大功率空调，给冒着酷暑前来参加分房的村民们送来阵阵凉意，现场还有抽奖活动。据说，最低一等的奖品也是200元的丹尼斯商场购物卡，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我因为当天工作出外勤，所以没能亲自体验这历史性的一刻。
父母代表我家参加了这场分房盛宴。
分房规则实行抽签制，一共两轮。第一轮抽签是确定顺序，第二轮抽取的才是房屋门牌号。由于近几年为了分房，大家是能生则生，而且中间也正好赶上“二孩”政策的出台，所以几乎每家每户的人口都不低于三人，也就说明每户所分得的住房基本都不低于240平米（每人80平米住宅面积）。又由于大部分的户型设置是每单元的每层楼两边两个120平米的，中间两个80平米的，为了压缩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也为了方便村民将来居住，政府因地制宜，遂采用了“套餐制”，就是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和旁边一套80平米的房子绑定，抽一次签，同时分得一大一小两套房子。
我在户口截止之前已经结婚生女。父母二人和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妹妹，6口人最终分得两个“120＋80”的套餐，外加一套80平米户型，一共480平米住宅房。妹妹那80平米房子，妈妈和爸爸已经商量好作为她将来的嫁妆，对此，我和妻子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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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是装修，从6月底到年终，安置区内整日乒乒乓乓，各家各户都洋溢在装修新居的喜悦与忙碌中。终于，大部分村民都赶在农历新年之前，装好自家的新房，在新居中，度过了第一个新年。
年后，疫情防控紧张，外地在郑务工人员滞留老家，无法返郑，这让房屋出租陷入了低谷。有远见的村民在房子下来之后，先紧着出租房装修，结果年前就租出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