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到民族形式的字母
在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文字改革者认为表意汉字不如拼音文字易学易识，是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阻碍，于是开始效仿拼音文字，拟制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人自己拟制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拼音方案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清末“切音字运动”中王照拟制的“官话字母”，这个切音字方案是仿照日文的假名，采用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作为符号来制定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第二种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根据传统单体汉字笔画制定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符号成为民国时期使用较为广泛的汉字注音工具，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种是1928年公布的以赵元任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研制的“国语罗马字”方案；第四种是1931年吴玉章、瞿秋白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1］1931年9月，在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会议决议指出，要形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和注重国际化意义的拼音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2］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也是以此为蓝本的。
1949年之前，“国语罗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在汉字改革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都选择了拉丁字母来制订汉语拼音的方案。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曾就文字改革问题致信毛泽东：“根据文字应当力求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原则，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并以改成罗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拼音与日本假名式的拼音。”［3］在接到吴玉章的信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他将信转发给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并希望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1949年8月28日，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在回信中认可了吴玉章的主张：“我们也认为将来中国的拼音文字，与其釆用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毋宁采取拉丁化而辅之以万国音符”。［3］（p.189）9月5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第四次会议上，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文字的演进，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文字要采取罗马拉丁字母，并辅之以国际音标”。［4］
文字改革问题关乎民族文化大计，无疑需要精心、审慎研究。党和政府对文字改革问题甚为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它所提出的任务和工作内容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基本内容。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参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在北京正式成立。1950年5月1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各委员会负责人在吴玉章家中召开座谈会。胡乔木指出：“将来制定拼音之新文字，由政府公布之。制定之先，必须极端审慎”，“字母须照顾各地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5］一直关心和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徐特立也曾就拼音字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注音符号涉及汉民族方言的读音统一和各民族间语文交流工具的统一问题，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马部长[即马叙伦。]报告，只提发音符号问题，要求从注音字母及拉丁字母两者之中择其一种，并非牵及汉字本身的存废”，“我是赞成拉丁化。如果多数主张注音字母，我也赞成。因为它比反切或直音科学化”。［6］
胡乔木等人认为毛泽东建议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建国初访苏期间］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15］目前还没有档案佐证斯大林是否曾向毛泽东提出拟制中国民族形式的字母的建议，但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确实曾和斯大林谈到语言文字的问题。据全程参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翻译工作的苏联外交官费德林回忆：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语言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毛泽东则指出：“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16］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会谈中郭沫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政府“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的基本情况之后，斯大林表示赞同。［17］可见，斯大林是支持中国汉字拼音采用拉丁字母的。
社会各界对于拼音字母形式的认识和争议
文字学者唐兰是当时反对采用拉丁字母而主张创制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代表人物。他虽然支持文字改革，但他反对采用拉丁字母来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而主张创制综合文字。这种综合文字就是保留最常见的、最通用的汉字，再加上新的声符字组合而成。唐兰认为新声符字母的形式用民族形式为好：其一，“在群众里面，民族形式化较容易接受”；其二，由于中国语言的同音字太多，易于混淆，拉丁字母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19］
苏联专家是否要求中国采用俄文字母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来看，他是支持采用拉丁字母的。谢尔久琴柯认为，“在文字改革时，对汉语来说，最容易而又最合理的当然是创制一种严格拼音的、语音字母的文字”，而不是按照注音字母类型创立的字母。他觉得瞿秋白等人在“所制订的以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方面，已有足够的经验”，因为“这套字母完全是根据语音字母（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创制的，它照顾到了北方方言的音位结构。易教易学，电报上完全合用。对建立印刷装备和制造完备的打字机都不发生丝毫困难”。［18］（pp.67,68）当时参会的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微东会后回到浙江传达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精神时就明确指出：“苏联专家的意见要拉丁化”。［28］
采用俄文字母的建议明显反映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人反对采用俄文字母。刘树穆、邱义兴就认为俄文字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使用范围上不如拉丁字母广泛；俄文字母对别的民族的适应性不如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在我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也比俄文字母强得多，等等。［29］至于有人从“反帝”的民族心理角度支持俄文字母而排斥拉丁字母，这种观点实际上将文字改革问题与政治混为一谈。在20世纪50年代采用拉丁字母的不仅有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以及印尼等都采用了拉丁字母。诚如周有光所言：“作为文化工具的字母，跟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一样，它们是被人们运用的工具，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它们，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们。只要工具是优良的，谁用了就对谁有利”。［30］
综上所述，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对于采用何种形式的字母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各自从语言学、文字学乃至政治和文化、民族心理等角度论证了民族形式字母、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的优劣，但此事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需要在实践层面加以研究和试验。
国家文字改革机构的研究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实施
在1952~1954年期间，文研会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文研会拼音方案组内部一开始对于如何理解和拟制民族形式拼音字母存在不同的认识，大致有三种主张：黎锦熙主张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陈家康等主张新创一种字母；吴玉章、韦悫、林汉达等赞成打破界限，不限于注音字母，可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关于民族形式，大部分委员认为民族形式是指拼音字母如何确切地表现本民族的语言，应力求做到美观、容易辨认，便于从左至右书写，不受汉字束缚。拼音方案组经过讨论初步决定：因为注音字母已有群众基础，应以注音字母作为民族化拼音字母的基础，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略做修改。［8］（pp.28,34）
1953年初，文研会将拼音方案组所拟制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同时，胡乔木也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文研会内部讨论民族形式字母的实际情况，还找了一些反映世界字母文字发展情况的书供毛泽东参考。［31］此后，胡乔木向文研会领导转述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32］接到毛泽东的审阅意见之后，文研会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委员们一致认为，接下来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比如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字母，研究出更简易的字母方案来。［33］不过，此时委员们对于民族形式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字母形式要接近汉字。［8］（p.39）
1956年2月，文改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国务院同意，文改会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送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分别组织座谈讨论，征求各方意见。［38］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此审订委员会和文改会根据各方所提意见，经多次座谈及讨论，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39］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至此，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汉语拼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正式确定下来了。［40］
综上，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党和政府及文字改革工作者主要考虑的是民族形式字母和国际化拉丁字母这两种方案。文字改革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用汉字笔画来创造字母有着难以克服的缺点。中共中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和分析各种字母方案的利弊之后，认为采用拉丁字母是适宜的。正如叶籁士后来所评价的：“中央当时作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严肃认真的，是对人民负责的。最初他从民族心理的角度，认为拼音字母要采取民族形式，后来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得出了新的结论，认为还是以采取拉丁字母为好”。［41］60多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在文化教育、科技应用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民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历史证明，党和国家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是正确的决策。
［参引文献］
［1］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2］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54页。
［3］《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4］《讨论文字改革原则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
［5］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中，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71页。
［6］武衡等主编：《徐特立文存》第4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8］《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9］〔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0］马叙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开会辞（1952年2月5日）》，《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
［11］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13］黎锦熙：《1913~1956年与毛主席通信、见面纪略》，《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15］《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16］费德林：《在和斯大林会谈的日子里》，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家世编·海外编）》第6卷，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2页。
［17］张柏春：《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百年潮》2008年第5期。
［18］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172页。
［19］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
［20］杜子劲编：《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大众书店1950年版，第184~185页。
［22］Boxan：《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
［23］韦悫：《为什么我们需要拼音文字》，《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
［24］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8、65~66页。
［25］《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2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3页。
［26］阿尔辛节夫：《关于扫除文盲开展工农教育问题的解答》，《人民教育》1950年第5期。
［27］阿尔辛节夫：《关于汉字采用拼音字母问题（1950年12月4日）》，《人民教育》1951年第3期。
［28］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2，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74页。
［29］《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4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58、73页。
［30］《周有光文集》第1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页。
［31］郑林曦：《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关键人物》，《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33］《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中国语文》1953年第6期。
［34］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秘书处：《各地寄来拼音方案整理报告》，《中国语文》1953年第11期。
［35］《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2页。
［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37］《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38］《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
［39］《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4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文字改革》1958年第3期。
［41］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作者简介］崔明海，历史学博士，讲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