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金融机构在激烈的金融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随着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和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被空前地压缩。然而面对经济对多样化、多功能金融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趋利避险动机促动下，在有些国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或者利用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放松对金融严格监管的有利条件，或者处心积虑地设法规避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与约束，展开了金融创新活动。
1.2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其次，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资产、负债规模，使金融机构有充分的空间调整金融产品组合，分散风险，改善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从而使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管理更好地体现了规模效益。如股票期货（权）、股指期货（权）等金融创新产品与股票、货币等现货金融产品之间有较强地替代性。而利用股票和货币现货买卖来对现货资产进行调整不仅要经历较长的时滞，而且还要承担较高的支付清算成本以及因交割时滞而丧失交易机会而造成的机会成本等各种成本。
再次，金融创新使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打破了有分业经营的体制，突破了各自原有的业务领域，互相参透、互相竞争，有利于资金市场价格向资金影子价格的回归，有利于资金在全社会的有效分配。同时金融创新提供了多样化、多功能、高效率的金融产品于金融服务，使金融资产选择面增大，有利于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与偏好，有利于促进整个经济的高效运行。
2金融创新的宏观影响
2.1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改变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动机，从而引起货币须在结构和数量规模方面的变化。一般而言，金融创新就是在原生金融工具（InitialFinancialTools）基础上对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延伸或者对多个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综合而形成的。然而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一经形成便成为原生金融工具的替代品（Substitutes）。
其次，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因为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M1基础上创造M1的替代品，所以，我们用M1需求函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创新对M1的流通速度乃至M1需求函数自身稳定性的影响。按照凯恩斯货币需求流动性偏好性理论的观点，货币需求是由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以及投机需求共同构成的，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增函数，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i的减函数，这种关系可以表示为（1）式：＝f（y，i），＞0，＜0，其中：M1/P＝实际货币余额，y＝实际收入，P＝价格，i＝名义利率。
在凯恩斯看来，M1/P在短期内实际收入y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可视为常量。于是M1/P=f(y,i)可变型为（2）式M1/P=f(y,i)或（3）式（M1/P）/y=f(i)，而（3）式实际上是M1流通速度的倒数，即（4）式y/(M1/P)=（i）＝v（i）。因为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来自于部分M1转出（即M1）和部分储蓄S转出（即S），且S＝y（i）。所以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函数会表示为（5）式：＝M1+S（、分别表示M1和S的转出比例）。将（5）式变型为（6）式M*1/P=f（y，i）+y（y，i），于是的流通速度可表示为（7）式V*＝Py/M*1=1/［f（i）+yg（i）］。由（7）式我们可以看出，如果＝1且＝0，则金融创新不会引起M1流通速度的变化。但是，若0且0时，在n1的情况下，收入y越高，则M1流通速度越低；相反，在n1的情况下，收入y越低则M1流通速度越高。由于现实生活中、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具有不稳定性，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乃至货币需求函数也具有不稳定性。
再次，金融创新弱化了货币当局的利率控制力。随着金融创新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逐渐由资金供求双方共同决定，许多货币当局的利率监管措施及其效果大大减弱。金融创新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的同时，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也在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的供需状况，在有些市场上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会上升，而另一些市场上却在下降，从而弱化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需求调节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2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是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增大，同时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这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模型来说明。假设人们愿意持有的通货C、定期存款T以及银行的超前准备金E与活期存款Dd的比率分别为K、t、e，则有：式（1）：C＝kDd；式（2）T＝tDd；式（3）E＝eDd。
在没有金融创新的条件下，由于基础货币B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R和人们持有的通货C构成，即式（4）B＝R+C；如果令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分别为rd和rt，则银行系统所持的总准备金R为：式（5）R＝rdDd+rttDd+eDd＝（rd+rtt+e）Dd；将（1）、（5）式代入（4）式得：式（6）B＝R+C＝（rd+rtt+e+k）Dd；从而有（7）式：Dd＝［1/(rd+rtt+e+k）］B。
根据狭义货币供给量定义有（8）式：M1＝Dd+C，所以将（1）、（7）式化入（8）得式（9）M1＝Dd+C＝［（1+k）/(rd+rtt+e+k）］B。（9）式就是在没有金融创新时的M1供给模型。
下面以美国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回购协议和隔日欧洲美元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例，探讨金融创新条件下M2的货币供给关于模型与M1供给模型的区别。根据M2的定义，有（10）式M2＝Dd+C+T+MMF，其中：T=定期存款，MMF=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欧洲美元的和。令T与Dd的比率为h，MMF与Dd的比率为l，则有（11）式T＝hDd和（12）式MMF＝lDd；将（7）（9）（11）和（12）式代入（10）式得（13）式：M2＝Dd+C＋T＋MMF＝［（1＋k＋h＋l）/(rd+rtt+e+k)］B。
通过（9）式和（13）式比较可以看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乘数在分子上比M1的货币乘数多了个h+l，因为h＞0、l＞0且都为微观经济主体控制，所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的确加强了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扩大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控制力。此外金融创新货币供给模型（12）式中已经包含了M1，所以M2在总量上很难区分什么是货币，货币供给的组成中哪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哪一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如果我们在（13）式基础上再推导出M3，M4等货币供给模型，那么货币的计量甚至定义都很困难，从而削弱了货币的可测性。
其次，在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性的情况下，又由于金融创新货币创造的微观经济主体增加，并且已不局限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于是货币创造主体呈现多元化。同时，金融创新特别是直接融资方式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机制逐渐弱化。加之回避监管型金融创新使利率限制，法定保证和信用配给等选择性工具失效等原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力下降，从而货币主义主张的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的供给调节型货币政策，随着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前提的丧失，其货币政策效应亦有所弱化。
3金融创新微观最优化与宏观最优化冲突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金融创新在微观和宏观最优化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宏观经济管理者，货币政策制定者政府或金融监管者或货币人员与微观经济主体――微观金融创新主体之间的一场博弈。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和金融创新微观状态共同采取合作的态度，使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监管兼顾金融创新微观主体利益，使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体的金融创新不危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互相促进，才能够得出有效均衡的博弈解。这就是解决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矛盾，解决宏观最优化和微观最优化冲突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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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ltionFriedlman，“MonetaristEconomics”［M］,BasilBlakwell，Inc.,CambridgeCenterCambridge，Massachusetts02142，USA，1991．
［3］弗里德曼著，高榕译.弗里德曼文粹［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4］劳伦斯．哈里斯著，梁小民译，货币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主流观点
(一)纵横统一说
该学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关系比较特殊,与我们传统的民法及其行政法所规定的关系不同;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带有显著的国家“计划、组织、监督”等特征。然而,上述所说看法却将国家机关为管理主体的经济管理关系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混淆于一起了。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国家机关在经济生活中,在对平等经济关系进行监督和规范以及调节干预的管理工作时,市场主体和国家机关之间由于“联系”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能是纵向管理关系,但是对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却并没有在其平等关系性质上有所改变,不管它和经济管理关系的密切连结如何,它在根本上只是横向经济关系;由此观之,由管理工作行为而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经济法所应该调整的范畴。
(二)行政经济关系说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行政隶属关系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势必决定其方法论,上述观点亦不例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因带突出的行政性质而决定了它的调整方法为指令或者服从。曾有学者将此观点称之为“经济行政法”或者“行政经济法”。其主要观点是对经济法和行政法于调整对象上的共性与一致性以及逻辑上关联的充分认可,然而在经济法和行政法于调整对象的异同上却没有做出科学合理的论述,只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上作了些较为简单的说明,没有真正合理科学地指出它们二者在各方面的异同。
(三)宏观调控关系说
调整“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间接宏观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经济法。“宏观调控法说”认为,经济法在其调整对象上本质就是宏观经济管理关系,也可以这么说,即是一种纵向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同时它并试图以此来区别经济法和行政法、民商法的不同。特别的一点,此学说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定在经济管理关系范畴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排开了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此学说将经济管理关系划分为:微观经济管理关系由行政法调整,而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则由经济法调整;当然,此种尝试可以,但却不一定是科学的。深入分析得出,整个国家经济管理活动是个完整体,运用间接手段和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它们之间原本就是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渗入以及依存的;因此,调整这类经济管理关系的法规自然亦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此两类管理于根本上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由此观之,据此就断分经济法和行政法显然是不具备完全的信服力的。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宏观调控关系
当经济运作发展到相应程度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缺点所在,市场经济调控则会失灵,由此市场中会出现资源浪费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无序现象,进而需要国家对这一现象进行规范和引导。我们把这样的由国家规范和引导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称之为“宏观调控关系”。
(二)微观调控规制关系
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经济运行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垄断组织的不正当竞争,在法律上多是以强行规范为主;我们把市场经济中这样的社会关系称之为“微观调控规制关系”。
(三)国有参与关系
此一关系是指,基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国家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的社会经济投资再分配的经济活动。基于国家直接参与整个市场经济的经营活动,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的以及体现国有经济力量参与世界范围内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我们把此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结合实际和时展特征看,我们国家的国有参与应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大背景而进行。
(四)对外管制关系
三、我国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定位
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大步发展促使经济法的生成,经济法调整的对象自然就出现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外资,与境外资本合作开办合营企业。合营企业是由我国和外资方双方投资兴办的,资产的所有权则不仅是我国的,而同时由合作双方共有。如此背景下,继续使用以前的行政法对此类经济作调整定是不合科学的,国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以所有者的身份对此类企业进行管理,因此势必要制定出一种新的法律法规对这样的新型经济进行管理调整。为此,国家在不久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部法律是建国以来我国的第一部经济法律,国家试图借此法律对此类的合营企业进行管理,对此类合营企业活动中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紧接着,我们国家相继出台了很多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1979年后,国家经济实际上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由上述可知,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的,1979年后才逐渐出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自此,我国法律学界、经济学界对此类新兴法律法规和经济法调整对象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宇：货币政策，经济波动，利率管制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增长并不平稳，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现象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以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缓和化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于稳定经济和降低经济波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否降低了中国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考察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将货币因素看作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而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更是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从此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现象，经济学家将这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美联储正确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例如，Cladda，Cdi，andCerder(2叩0)根据类似泰勒(1993)提出的美联储的利率规则——泰勒规则——为基础，估计了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指出1979年以前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性的而不是采用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此后则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货币政策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通过考察利率政策就能确定其操作方式，因为在中国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最基本的利率，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所以考察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变化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指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考虑利率与货币对中国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同影响方式，从而建立一个反映这些因素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正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这种对利率和货币量的双重控制的现实，本文提出了反映这一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并根据这一指标分析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却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中国自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波动明显缓和化，其原因既包括基础因素冲击降低，也包括货币政策冲击的降低；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的波动减少了，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不再像1997年以前那样在短期内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行为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在利率管制下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讨论货币政策冲击与产出波动的定量关系；第四部分从经验角度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微观行为基础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的最基本的利率，当然，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渐放开利率的管制，但是最主要的存款利率以及贷款利率的基本利率及变化范围还是由央行决定。在控制利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简单地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是宣称以名义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那么，在名义货币总量和利率均由货币当局控制的情况下，显然这二者都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这二者之间一个或两个变量来调控经济波动，下面结合中国货币政策这一特点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动态。
考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需要考察货币传导机制，而考察货币传导机制首先需要考察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1)
其中lnMdt为t期名义货币量的对数，lnPt为t期价格水平的对数，lnYt为t期的真实产出对数，it为t期名义利率水平，即持币的机会成本，c，α，β为常数，并且α>0，β>0，这三个参数均为反映经济主体的偏好的结构参数。(1)式所表示的是货币需求函数，如果当名义货币供应量M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并且货币市场是出清的，即货币需求Md等于货币供给M，那么，(1)可以表示为
(2)
通过对(2)式进行差分可以得到货币增长率m与产出缺口y、通货膨胀π以及潜在产出增长率g*的关系如下：
(3)
IS曲线反映的是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支出与真实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真实利率越高，投资成本也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所以支出就会降低；反之则反之。产品市场出清要求支出与产出相等，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表示的IS曲线其形式可以表示为：
(4)
其中πet+1为本期对下期通货膨胀的预期，ut是自发的需求冲击，为白噪声过程，φ是结构参数，并且φ>0。由于消费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过去的消费会对本期的消费具有正的影响，而投资由于技术原因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在IS曲线中应该考虑过去支出对当期支出的影响。因此，符合现实的IS曲线应该为如下形式：
(5)
其中λ为大于0小于1的常数，当然λ也是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状况的结构参数。
以上分析了需求方面，现在来讨论供给行为，即讨论物价与产出或者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反映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和预期这些比较现实的条件后，Calvo(1983)在结合生产者的最优价格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6)
其中k是大于0的结构参数。(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在微观主体的最优行为基础上推导而来，因此可以克服Lucas(1976)所提出的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三、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知道，虽然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利率市场化情况下有一些区别，但是IS-LM-AS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同时，根据郑超愚(2002)对中国需求管理导向的小型宏观经济模型的经验考察，IS-LM-AS框架是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是相吻合的。现在分析由(3)式、(5)式和(6)式组成的动态系统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由于该系统由三个行为方程组成，并且正好有三个内生变量，因此，可以实现三个市场均衡，并且这个均衡是惟一的，即中国经济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存在惟一均衡。由于(5)式中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6)式将预期通货膨胀消去得到产出缺口、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下：
(7)
利用(3)和(7)消去通货膨胀可以得到产出缺口与货币增长和利率的动态关系如下：
(8)
其中是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故也是为白噪声过程。
从(8)可以看出，产出缺口除了受到供给需求影响以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产出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利率管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对利率和货币总量的调控来实现其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存在很大区别，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导致利率水平的变化，除非货币当局改变利率水平。
当货币当局增加货币而利率不变时，由(8)知道，产出在短期内会上升，由于故产出缺口会逐渐减少，最终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当利率减少而货币供应量不变时，产出或产出缺口的变化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如果β大于1，那么产出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如果β小于1，那么产出会上升；如果β等于1，那么产出没有变化。对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其小于1，所以，利率下降会导致短期内产出增加，然后逐渐回到潜在产出水平。
以上分析了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系，现在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某一时期利率上升或者货币供应量上升，我们可以认为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则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即不能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或名义利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因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是利率变化与货币量变化的组合。从(8)式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是通过mt-it+β(it-it-1)-αg*t这一复合变量影响产出的，因此任何导致mt-it+β(it-it-1)-αg*t变化的政策措施均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货币">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令mpt=mt-it+β(it-it-1)-αg*t，故mp是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那么(8)式变为，
yt=ayt-1+bmpt+vt(9)
(10)
（11）
由于货币政策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货币政策不能对当期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做出反应，所以货币当局往往采用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要求对上一期的产出缺口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
(12)
其中0＜θ≤1，θ反映的是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的力度，wt为白噪声过程，是货币政策因为非独立性等其他原因而对货币政策反馈规则的偏离。在(12)这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为yt=a(1-θ)yt-1+bwt+vt，在此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3)
显然，在0<θ≤1的条件下，即随着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力度增加，产出缺口的波动性下降；另外，货币政策中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政策冲击wt是影响产出缺口波动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货币政策专注于稳定产出，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那么产出缺口的波动性就会降低。
从(9)式可以看出，如果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即mt-it+β(it-it-1)-αg*t=0，在这一货币政策取向下，货币政策仅仅满足潜在产出的需要，而不对产出波动进行任何逆周期的操作，那么，在这一政策取向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如果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有贡献，那么即产出波动小于由于基本因素(fundamentals)冲击引起的波动；反之，则即产出波动大于由于基本因素冲击引起的波动。如果一种货币政策mp''''比另一种货币政策mp″有所改善，那么一定有
(14)
其中σ2v''''和σ2v"分别反映的是在实施货币政策mp''''和mp"时经济面临的基本冲击。由于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一样进行可控试验，因此考察一种货币政策与另一种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时，需要考虑不同货币政策所处的经济状况，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正因为如此，比较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时不能简单比较[σy(mp’)]2和[σy(mp")]2，还应该将反映不同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差别考虑在内。
如果货币决策当局采用反馈规则，那么评判货币政策是否改善就可以直接考察货币政策本身。例如，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强，货币决策当局更加严格地遵循货币政策规则，即σ2w越小，那么从(13)可以看出，由货币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就更小；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改变，即σ2w不变，那么货币政策反周期的力度越大，经济波动越小；当然，如果这两者均改变，评判货币政策只能采用(14)所示的一般判定方法。
四、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经验考察
(一)参数估计
以上从理论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现在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来考察1980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果及其是否有所改善。为了评价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需要对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参数进行估计。
现在对(2)、(5)和(6)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LM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5）
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对其估计需要采用GMM估计，IS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6)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两期滞后，通货膨胀及两期滞后，利率三期滞后，名义货币及滞后。
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17)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滞后，滞后通货膨胀，利率和名义货币及滞后。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到a=0.78，b=0.17，vt=0.17st+0.57ut。显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太大与理论不相符，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将其设定为0.5比较合适。
(二)中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经验考察
根据以上估计我们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mpt=mt-it+0.5(it-it-1)-1.32g*t，代入历年的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化和潜在增长可以得到历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变化状况，中国货币政策在历年中有较大的变动，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之间相差达到0.36，根据货币政策指标mp，是否大于0可以知道货币政策是否是扩张的或紧缩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或紧缩力度都很大，以后就比较小了。
由(9)和(10)知道，经济波动由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决定，通过对(5)式和(6)式的估计可以分别得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就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基础因素冲击和产出缺口见图2)。从1980年到2004年基础因素冲击的方差σ2v为1.81×10-4，而产出缺口方σ2r为8.27×10-4，根据(10)式可以得到货币因素对产出缺口的方差的影响为由此可知显然，货币政策冲击并没有降低由基础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反而因为自身的波动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冲击，由基础因素造成的产出缺口的方差为,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的贡献为44%。
1997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那么，这是货币政策改善的结果，还是基础冲击减少的结果，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必须进行详细考察。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需要采用(14)式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和基础因素冲击均大幅度降低，基础冲击的方差下降87%，而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下降了89%，因此共同造成产出缺口方差下降88%。同时，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占产出缺口方差的比例也从44%下降到39%。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在稳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其改善没有提高到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程度。
下面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反馈规则。根据(12)式，反馈规则是货币政策对过去产出缺口的函数，由于政策时滞，在经验考察时，货币政策可能并不只是对过去一期的产出缺口做出反应，所以本文采用滞后三期进行回归，然而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和滞后三期的产出缺口的系数均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滞后一期的产出缺口系数显著。故对估计参数θ的估计结果如下：
(18)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稳定，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的波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均减少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减少的贡献大约为45%。
五、结语
语本文根据中国利率非市场化的金融市场现实，结合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了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国的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量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指标不能简单的采用其中一个来反映，而是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复合指标。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本文根据利率和货币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式，提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该指标包含货币量的变化，利率水平及其变化。
1.会计与税收的基本关系
税收和会计是经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分支，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会计工作能为税收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税收工作的开展要以会计核算的数据为依托，税收征纳的处理结果会及时反馈给企业会计，能为企业的利润计算提供相应的数据信息。会计制度是以会计目标作为支撑的，会计目标的制定又能影响到会计制度的处理程序以及核算原则。近年来，我国会计制度不断完善，会计核算工作逐步强调谨慎原则，会计工作的业务处理程序和方法偏重于对经济实质的重视，但是目前还有许多措施与税收的目标原则相抵触。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条文对纳税人进行征税的行为，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法规的制定，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起了导向和调控的作用，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政策，纳税人缺乏自我选择权。
2.税会关系模式与协作思路
由于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存在差异，所以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存在统一与分离两种基本模式。税会模式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统一，税会职能侧重于为政府部门提供控制与管理服务，政府部门强制执行相应的会计准则；但是以微观经济模式建立的税会模式，强调二者的分离，而我国的税会关系一般表现为分离的模式。要正确处理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相一致。目前，我国的税收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会计制度的确立应该遵守“会计信息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原则，另外，制度制定应该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税收工作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同时要充分发挥税收的反馈作用，指导企业的会计工作，进一步实现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良好协作。
二、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业务差异分析
1.收入类、成本类业务差异
2.特殊业务差异：以企业并购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为例
三、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方式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合作关系。税收的法规制定和会计的日常管理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其立法取向也存在显著差异，所以税务部门以及财政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从源头上保障会计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协作。
第三，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应该根据不同的差别制定不同的标准导向，实现业务上的协作。有的企业对会计处理的方式较为规范，所以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要实现协作，必须保证税收的主体原则，适时与会计原则实现协作。另外，有的企业的业务类型在会计处理方式上还存在一定的空白，所以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妥善处理税收与会计的协作。
第四，会计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作用，对税法提供必要的支持。我国的会计制度要不断完善，实现具体业务的制定，同时还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会计信息得以具体、充分、全面的展示。
四、总结
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价值联系，因此而产生互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互动运行的过程中，其信号传导的主要机制就是会计。通过会计，可以对会计计量的过程中的价格波动真实的反映出来，利用财务报告的披露传导和信息使用者非理性的行为，将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进行有效的放大，这样一来，会计和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可以形成一个对因果积累进行循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波动性。
关键词：
会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利用会计信息，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奠定决策的依据，通过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可以将经济分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分。针对虚拟经济，主要是以实体发展为基础，如果发生很大的偏离，就是引发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危机，其实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的失衡，与此同时，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当中，会计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经两种经济进行比较，虚拟经济更加复杂，但是从本质上将，主要就是实体经济的价值交换。两种经济类型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无论是哪种经济发生变化，另一个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进行互动的基础和特点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
虚拟经济主要是从实体经济中进行脱离的，在经济市场中，逐渐进行独立的发展，在本质行上说，实体经济发展的利润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主要区别就是虚拟经济是预期收入，而实体经济是实际收入。针对企业的发展，将其发展利润进行固定的时候，企业这个时候的实际发展就会越来越高，而虚拟经济也会受到更高的收入。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符号种类也会不断增加，二者之间的价值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个具体的体现：一个就是公里的股票等需要借助企业的预期经济收入，进行有效的评估。另一个就是例如证券资金和担保证券，其主要的评估基础就是企业的证券收入，最后一个就是类似政府债券，其决定和影响因素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直接进行影响，主要就是社会资本收入的主要价值的体现。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相互依存，其主要评估预期收入基础就是经济的财务情况和发展能力，可以有效的提升经济符号价值，在实体经济中出现的经济风险，对于虚拟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虚拟经济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对于交易价格的变化都会起到严重的影响，是价格和价值之间出现偏差，对于实体经济中的活动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实体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在实际的经济市场当中，资金的具体利用效率就会变得很低，具体的市场活动也会发展的比较缓慢，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影响。当实体经济的发展比虚拟经济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经济泡沫现象，使虚拟经济面临发展危机，而实体经济也会遇到更大的困境。针对周期性的波动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最普遍的状态就是失调状态。
三、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主要就是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变得更加虚拟化，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桥梁就是会计，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将会计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应用，是二者实现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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