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5日，我国当代杰出的雕塑家、教育家刘开渠先生逝世了。我国美术界、雕塑界失去了一位导师，殒落了一颗巨星！在深切缅怀和纪念他的时候，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从艺70年的刘开渠在我国现代雕塑艺术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创作道路、艺术特色，从而更加确切地评估他的历史功绩。刘开渠的艺术生涯和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与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在回溯其历史时，有必要叙述一下中国古代雕塑发展到本世纪初叶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的变革。
从艺70年的艰辛历程
本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留学出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正盛，刘开渠也不甘落后。他作为一个陌生的青年，鼓足了勇气大胆地向深孚众望的蔡元培提出请求，希望支持自己到法国去学习雕刻。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南京正肩负主持大学院的重任，对中国的新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都有过精辟的见解和主张，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对中国的美术事业向前发展产生过非常积极的影响。他支持过许多有为之士，提携过不少后起之秀。他认为国家和民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过去到法国学习绘画的人多，学习雕刻的人少”，所以对刘开渠的要求甚为重视。1928年恰遇政府需要派出一位驻外著作员的机会，蔡元培就安排刘开渠充任这一职务。刘开渠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的夙愿得以实现，这次机遇，也是成就刘开渠一生的艺术事业的最为重大的转折。
巴黎是世界瞩目的艺术圣地，盛行了若干世纪的写实主义传统于此也发生了变异，形形色色的各种流派纷纷崛起，诸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抽象派等等，当时都很时髦。初到欧洲的刘开渠，面对目不暇接的艺术潮流如何学习，必须要明确抉择。他没有盲目，也没有犹豫。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他决心向著名的让·朴舍教授学习雕刻。朴舍教授反对学院派，主张自由创造，重视学生的独创和个人才能的发挥，同时又具备很大成分的现实主义，其表现手法也近似罗丹。刘开渠喜爱写实雕塑，这是他出国前就已经形成的艺术观所决定了的，诚然，这艺术观中有刻意去符合中国民众的审美意识的成分，他的所学要为国所用，他的选择适应了时代的召唤。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他很快就掌握了雕塑的基本功，学习成绩始终甚为突出，得到了让·朴舍教授的赏识。
1931年中国突发了“九·一八”事件，神州大地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留学法国的学子们受到震动。蔡元培给刘开渠的信中说：“国内雕塑事业需要人，可以先回来看看，工作一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再去法国的……”。刘开渠沉郁在忧国忧民的思考里，准备回国。当他接到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的邀请，毅然回到阔别5年的国土，决心为中国的雕塑事业效力。他先到上海，拜望了最为敬仰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同一时刻也见到了鲁迅。蔡元培面对风华正茂的刘开渠非常高兴，希望他今后能为中国的雕塑开创一条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的责任，造就众多的人才。鲁迅勉励刘开渠说：“过去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这些教诲给刘开渠归国后的道路指出了方向，成为他终生奋斗的宗旨。
刘开渠从1933年起担任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任杭州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几十年为我国的雕塑事业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他没有辜负蔡元培先生对自己的厚望。
刘开渠回到杭州艺专任教时，在杭州市西大街武林村租借了一间两平米的工作室，开始了他的雕塑艺术创作生涯。他除了悉心教学，便投入精心创作。在极为简朴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普通人不熟悉不理解的劳作，为真人捏像，为模特儿塑像，真有些寂寞孤苦。刘开渠的第一件大型作品是为“一·二八”淞沪之战张治中将军所率第5军第88师牺牲的将士作纪念碑，即《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双人铜像。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抗日志士，此作1935年6月竖立在杭州西湖湖畔，它使刘开渠一举成名。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杭州亦遭日本飞机轰炸，刘开渠携夫人随着杭州国立艺专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辗转到成都、重庆住了差不多10年时光。政局动荡，战火频仍、根本不能有一席安定生存与创作之地，这大大的影响了他的艺术实践。但他的志向和他的性格驱使他紧握手中的武器继续战斗――雕塑！于是他们一家在成都和重庆居住期间，他经过含辛茹苦的努力，艰难地创作了4座纪念碑和其它作品十数件，其中大型高浮雕《农工之家》是他这一阶段最著名的代表作。
刘开渠始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从成都迁回上海，又投入到上海人民反饥饿斗争中去，待到上海解放，他担任上海美协首任主席，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同年返回杭州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杭州市美协主席、杭州市副市长。建国后，刘开渠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豪，从来没有过的舒畅。党和政府对他高度信任，委以要职，社会活动频繁，并参政于政府。此时他年富力强，他以满腔的热情和真诚、用忘我地工作去迎接新时代、拥抱新社会。1953年，刘开渠被调到北京，担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除了负责人民英雄碑整体载作外，亲自创作3块浮雕，即碑正面的《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迎来了自己雕塑艺术创作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956年底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完成。刘开渠留在北京，参与中国美协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他于1960年主持了该院第二期雕塑研究班的教学。1963年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大动乱，使刘开渠遭到了批判、审查，迫使他的雕塑事业荒废了10年。这本应是他继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后，艺术上更加成熟，将出更多好作品的时刻。他在政治上连遭厄运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两个爱女又先后夭折，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待到中国大地迎来了文艺春天时，他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然而刘开渠虽经坎坷，但对党的信仰不移，坚持多年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在1980年得以实现。这时候，他除了担负全国政协常委、美协副主席的社会工作之外，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中国美术馆的建设上，同时担负起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主任之职，为发展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举起大旗，推波助澜，他亲自把握方向，制定规划，为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进步，发挥了任何他人无法替代的权威引路人的作用。
1993年6月中国美术馆迎来了30周年馆庆，美术馆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刘开渠馆长受到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亲切会见，美术馆的各项工作得到社会和美术界的肯定，使他感到十分欣慰。年届89岁的刘开渠，以其艰辛的奋斗，刻苦的砥砺，为中国的雕塑事业奉献了一生。
雕塑创作的四个时期及其艺术特色
1935—1949年，雕塑艺术创作从初步走向成熟时期。这是他一生中创造作品最多的15年。
刘开渠为新的雕塑在中国大地萌生鸣锣开道，不仅大力宣传雕塑艺术，希望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他更注重自己身体力行，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实践。1934—1935年，他在杭州任教时雕刻的作品近10件。现在存留的作品照片有《女像》习作4件、《女人体》习作1件、《蔡元培头像》、《戏剧家李朴园像》、《雷圭元头像》和大型园雕《淞沪抗日纪念碑》。1939年辗转至成都以后，作了抗日将领《王铭章骑马像纪念碑》、《李家钰骑马像》、《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铜像）、《孙中山座像》、高低浮雕《农工之家》、《叶恭绰浮雕像》以及其它头像、浮雕像计16件作品。1947年迁回上海，又创作了浮雕《母与子》、《蔡元培胸像》、《开山筑路》、《篮球队员》、《鲁迅头像》、《鲁迅浮雕像》以及《耕作者》、《收获者》大型浮雕的设计稿。
1949—1957年雕塑创作高峰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新的时代使刘开渠眼前一片光明。他作为美术界的优秀代表，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与重用，为繁荣中国的雕塑事业挥臂大干的真正好时光来到了，1949—1957年是他的雕塑创作的高峰时期。
起初他在上海创作了《鲁迅浮雕像》、《任弼时胸像》，紧接着塑了《毛泽东主席胸像》。刘开渠发自内心的崇敬为伟人塑的像，是那样的庄重，谦和慈祥，他没有造神，而是雕塑人民群众对革命先辈和领袖人物的真挚感情。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刘开渠担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长，领导国内8位造诣高深的雕塑家来创作英雄碑的浮雕，为近百年来创造历史，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们树碑立传。这是刘开渠从艺20多年来甚而是有生以来最为兴奋、最为激动的一件事情。他在担任英雄纪念碑的总体设计之外，亲自创作《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3块浮雕，其中主体浮雕《渡江》高2米宽6米，规模可谓壮观。
刘开渠在创作《渡江》等浮雕时，完全出于真情实意和观察自然切身体验现实的感受，没有半点虚饰和造作。早在法国时他就想做表现中国睡狮觉醒的题材，。在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中，他如鱼得水，终于能在石头上歌颂崇高而伟大的革命战士，标榜热情、善良、勇敢的美德，颂扬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真理。他不仅看重雕塑艺术的教育功能，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苦苦追求、呕心沥血，在艺术的完整性和谐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渡江》等作品是他法国留学归来20年艺术实践的总发挥和结晶。
在创作《渡江》浮雕的同时，他还创作了《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两块浮雕。为军事博物馆创作的《工农红军》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园雕，刘开渠着意刻画了一位年轻英俊蓬蓬勃勃向上和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的普通士兵的形象。挺立在山石间的持枪红军，脸部及着装，刻画得生动富有质感。战士勇敢、忠诚的个性，在艰苦长征的岁月后迎向朝霞的胜利喜悦使作品整体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当然从动态上似乎欠一点扭动，否则会更加感人。这一件作品是他对人民子弟兵的赞美与偏爱英雄主义题材的又一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