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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近代史
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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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本编各章节初稿的撰写者分别为：第一章：王建朗；第二章：徐秀丽、刘萍；第三章：崔志海、罗敏、黄道炫、张俊义、郑大华、左玉河、周祖文、李长莉、李细珠；第四章：徐秀丽。王建朗对本编书稿进行了整合、增补与改写，杜继东协助完成技术性工作。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近代史学科初步形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近代史研究已经变成学科齐全、成果丰富、研究力量强大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社会需求及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研究“厚今薄古”的倡导，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空前发展。与社会各行各业相同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很快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近代史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基本内容，突出体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围绕着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及近代农民战争等热点问题，近代史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发挥了积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一大批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17年中，近代史研究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这一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十年动乱”中，史学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影射史学”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荡然无存。但史学工作者在困境中仍力图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开展，1972年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艰难中起步。
研究视野的开阔，大大拓宽了以往的研究领域。以往基本被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的晚清与民国的统治阶级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往不被重视的社会史蓬勃发展，成为近代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由此，近代史研究体系日渐完善与合理。与此同时，各类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近代史研究整体上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可以说，人们今天已很难找到一个40年来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建与认识的更新，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准确。
第二章近代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近代史研究
一“厚今薄古”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尽管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起步，但并未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科仍处于形成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注]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注]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新中国亦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术建制层面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予以大力扶持。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类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新中国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中提出，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注]。
二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近代史学科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已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
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强领导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础。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由此构建起一个近代史叙述体系。这个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与此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三次革命高潮”架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得到加强，但“三次革命高潮”说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这一诠释体系规范下的近代史研究，忽视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国共产党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三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丛刊》的出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丛刊》的出版，在海内外史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注]至今，该《丛刊》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备资料。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注]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接收保管并负责整理原国民政府国史馆保管的国民党政权中央系统的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各地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注]1956年6月，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
这一时期，文史资料及回忆录资料的撰写，突破了传统档案文献资料的局限，拓展了史料的类别。到1966年5月，全国政协共征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35万字，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注]在革命回忆录方面，至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星火燎原》10集，收入回忆录637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红旗飘飘》16辑。这些资料涵盖晚清、民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为多，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方面、重要人物。有学者认为：“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出现了一个新门类，或叫‘新史源’，这个新史源即是文史资料。”[※注]
四热点问题的讨论
（一）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中国近代史的下限
3.近代史分期的标准
胡绳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他主张把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7个阶段：1840—1850、1851—1864、1865—1895、1896—1900、1901—1905、1906—1912、1913—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
（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4年出版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明确提出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的存在，就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看，已具备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注]此后，近代史学界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热潮。
1.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邓拓认为：“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末，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外国资本势力很快地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终于把中国拖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注]
第二个问题是鸦片战争前清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及其作用。尚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清中叶已遍及于各地，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注]吴大琨则认为，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并未产生出什么重大的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注]，认为把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过早地提到明代中叶以及清初的社会中来是不妥当的。[※注]学者们还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回答了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问题。从翰香认为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整个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注]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迟缓的原因。吴江、钱宏等人指出，这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某些特殊因素促成的。[※注]吴海若指出，封建地租侵蚀了利润，这是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萌芽很早，但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注]傅筑夫、谷书堂指出，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稳固性，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而造成这种稳固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注]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筚路蓝缕，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等，确立了基本原则，为后来研究者们所沿用。为了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要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写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注]。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
一拨乱反正书写信史
近代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就是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1979年第1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随着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画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化大革命”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
1979—1981年，学界还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
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连。李时岳在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四个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注]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下，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人们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尽管意见不一，但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讨论中看法不一，但人们普遍承认，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研究者指出，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逼供信的产物。有关西路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注]
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二解放思想研究视角更为开阔
（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与互容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形成的交锋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究竟为何？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究竟孰主孰从，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对于第一个问题，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如果抓住了革命“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注]。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认为，有了现代化“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注]。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史范式”论者主张以革命史包容现代化，而“现代化范式”论者则提出以现代化包括革命。[※注]
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超越了意气之争，而主要是学理之争。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
（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影响与反思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快速繁荣的一个外部条件，是日益频密的中外学术交流。中国学术界长期封闭之后，理论和方法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要，学者渴求新理论、新方法。如前文所述的现代化理论，在经过不断的调适之后，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人们在对外来理论的引进中，逐渐形成了理性态度。
美国学者柯文（PaulA.Cohen）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通过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这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评总结，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的新认识，突出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主体地位。[※注]该著作自1989年出版中文版后，在大陆学界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赞赏与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注]。
“中国中心观”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早在1990年即加以评述，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注]。此后，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中国中心观”自身潜在的矛盾，是其走上新教条主义的内在根源。[※注]李红岩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不断地分解、分析中国历史的要素，将历史切片予以解剖，结果导致对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消解。这与其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毋宁说是湮没历史。[※注]
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与警示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以“中国中心”取而代之，势必产生以偏纠偏的问题。学界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与批评，剖析柯文方法与逻辑的内在矛盾，指陈其理论上存在的根本缺陷，确实“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时的心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成熟和深刻了许多”[※注]。
三拓展领域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这一时期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经在某个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以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为契机，内地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全面展开，各个领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展。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随着内地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深化拓展，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台湾通史著作：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注]，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注]，建立了一个完整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学科框架或学术体系。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兴起，则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扩大。口述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逐渐获得学界认可，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在众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战史领域的成果更为集中和突出。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的《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以及正在进行的张连红主持的抗战老兵口述史等。
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文字史料之外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近代摄影家、画家作品的引进和传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更多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把1840—1949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1840—1949年110年的近代史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第三章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节晚清政治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鸦片战争史研究
二太平天国史研究
三洋务运动史研究
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学界着重就这场运动性质、作用和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持久的讨论，大致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否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它只是“在联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因此，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另一派则以肯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学界还就洋务的军用和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政策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以及洋务派和洋务思想的评价等问题，分别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历史上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近代化运动。[※注]
四中法战争史研究
五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
六戊戌变法史研究
七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对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批评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具有反动性。但主流观点还是对义和团的弱点持同情理解态度，反对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简单斥为“封建蒙昧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也反对将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全然看作农民的蒙昧落后和排斥先进生产方式加以斥责，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人为回击帝国主义侵略所能产生的原始反抗形式，是一种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是“一种原始的民族革命思想”，“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不应看作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此外，学界还就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兴起原因和影响，以及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统治阶级的反应、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列强的对华外交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注]
八清末新政史研究
九辛亥革命史研究
第二节民国史研究主要成就
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各卷陆续出版。[※注]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前后历经40年之久、聚集几代民国史学者之力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由中华书局统一推出。36卷本《中华民国史》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此前，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1985年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二北洋政治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段祺瑞执政府视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将段祺瑞为了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注]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采取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注]此后，杨天宏进一步从段祺瑞执政府试图整合北洋各派系的角度，重新论证召开善后会议的意义，认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注]
三南京国民政府研究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权的性质，一直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由于国共政治上长期敌对关系，加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下国民党政权被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注]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重要举措，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国民党“清党”是影响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关键事件。以往研究多从革命史视角，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注]王奇生从国民党内部视角出发，考察了“清党”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被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注]杨奎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注]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来透视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注]
国民党最后为什么失去内地，是所有关于内战时期国民党史研究的终极之问。抗战胜利后举行的国共重庆谈判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走向的重要历史事件。邓野将重庆谈判放在1944—1946年从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到公开反对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这一战后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来观察和分析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认为：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注]
国共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双方统帅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金冲及先生通过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会战过程中双方统帅战略指导方针和实际作战指导能力的认真考察，认为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国军之败，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注]
第三节革命史研究主要成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革命史向着学术研究的方向不断进步，一批批学术成果开始涌现，革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发展的高峰期，研究框架也进一步完善。80年代到90年代，通史性著作大量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2卷），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国民革命研究
二苏维埃革命研究
苏维埃革命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当年的革命实践中，曾经对这些经验教训做过认真总结，革命史研究也应进一步做出学术上的研究和认知。关于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的研究，戴向青做出突出贡献。他的研究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注]苏维埃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研究者对此做了认真考察。出现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年轻，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成熟，加上第三国际的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为党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按中国的实际国情处理问题。[※注]
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建立民主政治，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管道和方法，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的民主实践，使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激发出巨大的民主热情。[※注]中国共产党在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均创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尤其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注]
1947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共战争中逐步占据军事主动权，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这一重大转变，以往研究远远不够。金冲及专门著书讨论了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一步一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强调人心向背对这一转折发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注]在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城市接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考验。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进程、步骤和内容作了系统梳理，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最先夺取的大城市——石家庄建立政权、尝试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过程。[※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迈出的新的一大步，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四主要问题的讨论与推进
五两点思考
（一）革命史研究要入乎其内
历史研究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现象，二是历史趋势。观察历史运行的趋向需要了解历史现象，但是仅仅了解历史现象并不足以发现历史趋势，理论的视野和深度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几乎所有有远见的历史研究者都予以高度肯定，这一点可以说已成共识。对于革命史的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对革命历史的研究，除了必须具有出乎其外的理论判断力，还要有入乎其内的理论理解力。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力的研究对象。
（二）革命机制和政治文化的深入挖掘
第四节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发表了大量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内容的论著。其中，综合类著作方面，较具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注]和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注]。《帝国主义侵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首部以列强侵华史为题的通史性著作。该书严格依照学术规范，记事周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持平，成为此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部标杆式著作。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于反美斗争的需要，对美国侵华史的研究一直占居首位。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两部书名同为《美国侵华史》的研究著作，分别由刘大年、卿汝楫所著[※注]。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异军突起。从70年代中期后，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沙俄侵华史的专著，其中，尤以近代史所集体编写的《沙俄侵华史》被学界公认为该题材之集大成的力作。[※注]整套著作从1978年首卷出版到1990年第4卷面世前后历经12年。该书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沿革进行了较为缜密的考订，对有关中俄边界的几个重要条约的背景、缔约经过和主要内容逐一进行认真的考察。该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结构严密，代表了国内沙俄侵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近代中外关系通史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中，以外交学院的学者为主撰写的一部《中国外交史》较有特色，代表了当时外交史研究的水平。[※注]从90年代开始，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史成为研究热点，在已经出版的反映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综合性专著中，石源华所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是一重要的代表作。[※注]从200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外交史》项目组，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一部近200万字的著作，不日即将出版，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学术界还出版了不少反映中华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外关系史专著，代表作品有：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等。
三近代中外关系专题研究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近代中国究竟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以往流行总计1182个的说法。有学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个审视近代约章，得出近代中国总计签署343个不平等条约的结论。这一数字虽难称精确，但应是离准确最近的研究。[※注]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对近代中外条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跳出现有的废约史框架，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有学者对租借地特权和领水主权进行专门探讨，有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还有研究者跳出平等与否的范围，探讨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注]
（二）近代中国租界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租界史研究逐渐复苏，并在20世纪末形成一股学术热潮，使该领域的研究得到全面而大幅的推进。一方面，租界史考察范围不断扩大，举凡租界政治、外交、司法、市政、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皆有数量可观的论著发表，研讨也日趋深入。另一方面，租界史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许多学者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租界的发展演变，注意区分殖民者经营租界的主观意图和租界的客观历史影响。
（三）港澳史研究
1.香港史研究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专史出版，其中，以近代香港经济史的研究著述最为丰富。张晓辉的《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注]论述了1840—1949年的香港经济史。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经济》是内地学者与港澳学者分工协作的学术著作。该书比较深入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香港对外贸易、航运、工业、商业、金融及财政的状况，并单独撰述了日占时期的香港经济。[※注]社会文化史方面，张丽的《20世纪香港社会与文化》依循香港从移民社会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华人社会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两条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香港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历程。[※注]
2.澳门史研究
这一时期有不少关于澳门的通史性及专史性著作问世，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和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840—1949年）》、戴裔煊的《澳门历史概要》、黄启臣的《澳门通史》等。澳门回归后，陆续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的《澳门史新编》[※注]、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注]和黄庆华的《中葡关系史》[※注]等。
（四）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
第五节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思想史学科的理论研究
二资料整理与通史性研究
在资料整理方面，文集、日记、年谱、学术史资料等各种文献大量出版，其中通论性的资料有：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黄克剑、吴小龙编纂的《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谢遐龄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此年，还有《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中国社会思想史史料选辑》、《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等思想史资料集整理出版。在人物资料的整理方面，魏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纷纷面世。
宏观体系的构建有了新的探索，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通论性教材、论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不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后，通论性教材、论著则多以“思想史”或“思想史论”命名，如汪荣祖的《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和《民国思想史续论》、启良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雷广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汪学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论》、黄顺力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汤奇学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谢世诚、朱小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等，这反映了学者们试图匡正以往思想史偏重于政治思想的缺陷或不足。
三近代思想家和思想进程研究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取得了两方面的显著进步。
四近代思潮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有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潮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代思想史著作也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来构架，例如，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周积明、郭莹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等。彭明、程啸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这方面的著作。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可以说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五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除了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另一标志，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热的兴起，并渐成显学。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除了一批重要的学术典籍以及大量学者的著作、文集或全集重新出版或整理出版，从而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外，并且先后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朱杰勤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等一批学术史著作，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由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学者的系列成果，其中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影响较大。
罗志田、桑兵、李帆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他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脉络，从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脉络，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出鲜活而丰富的近代学术史，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比如罗志田就提出，“学术史”就是学术的历史，而且只应是学术的历史。而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应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学术作品的创造者和学术争辩之上，着眼于特定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的发展进程。
六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又一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冯天瑜的《“封建”论考》，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
第四，在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从研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会下层的小老百姓；从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间（或大众）文化和社会心态，从研究社会改良、革命和政权变更，到研究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庙会、医疗、身体、性别和物质文化。
第六节近代文化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与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诸如吴廷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从文化近代化视角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化人物，成为学术界的趋向，出现了众多的学术论著。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过去比较忽视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陆续出现了全面反映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及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册）等。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二文化转型问题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耿云志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注]，紧紧扣住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并提出了诸如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趋势、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许多新见解，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三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研究
四近代新词语研究
五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研究
六历史记忆问题研究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取得丰硕成绩，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格局，但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文化史研究从“白描”阶段提升到“浅释”阶段，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是从传统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为此，必须将“寻求意义”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标，从“深度解释”入手寻求历史活动的深层意义。深度解释，是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第七节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讨论
二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成绩斐然。
（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含义和指标
（二）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按吴承明的估计，1894年中国的产业资本为6749万元，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为5406万元，在绝对数值上中国产业资本大于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约1/4，这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和功绩。[※注]这一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资本主义初起之时的资本水平的大致轮廓。
（三）一战结束前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四）抗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王玉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1936年币值，下同），增加为1936年的306.1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一倍。几项指标都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学者认为由于战争影响，整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1936年的水平相比是下降了。丁世洵认为，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仅合43.12亿元（按1936年币值），比1936年实际下降约31%。[※注]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亟待厘清的史实问题。这一研究促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所倡导的数量化概念，影响深远。[※注]
三商会史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注]
（一）商会的起源和性质
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会的诞生，虽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谕令有关，但更关键的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迁。关于商会的性质是官方机构[※注]，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虞和平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注]，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注]
（二）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
商会是全体工商界的组织，其发展程度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水平。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从而使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注]对商会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进行比较全面研究的，是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他从商会的产生发展与资产阶级的自身现代化问题，从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业资产阶级成长等角度，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两大方面作了研究。
（三）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
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注]。虞和平则认为，近代中国虽然不存在完全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但是作为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民间社会无疑是存在的。[※注]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书，对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四）商会史与西方理论
四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的理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理论传入我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化理论也进行了改造，对中国现代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概念与内涵
长期以来，对于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10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学术界多以“近代化”来概括。罗荣渠不赞成使用“近代化”概念，主张使用“现代化”概念。虞和平把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注]。21世纪以来，“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已广为经济史学者所接受。
（二）中国现代化开端
有两种说法：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端说；二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端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此外，吴承明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注]虞和平认为，把16世纪视为中国现代化开端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注]
（三）中国现代化的类型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注]罗荣渠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注]。虞和平则认为“传动性”现代化可能更为合适。“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注]。
五区域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蔚为风气，学者对华北、江南、东北、华南、四川盆地、边疆地区经济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在区域研究中，围绕不同的议题也展开了诸多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的学术争论，限于篇幅，以下仅举两例。
（一）“过密型增长”的争论
“过密型增长”论来自于黄宗智，他从近代江南研究出发，认为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不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总产出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下的“过密化”扩展。[※注]王建革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却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注]
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李金铮将其称为“发展与不发展论”。张丽认为发展并不是农产量的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徐秀丽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考察，认为20世纪前30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都有所增长，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但农业经济仍旧是落后的。史建云则从农村手工业角度考察了其在近代的命运，认为确实存在着衰退，但衰退只是暂时现象。[※注]
（二）近代华北农村生活水平争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处于衰落和崩溃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此问题形成了衰退论、增长论。章有义对近代徽州和东北地区的研究，认为农田亩产呈下降之势。刘克祥也认为晚清以来全国农业收成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不断下降。[※注]郑起东则认为，华北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都处于增长趋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慈鸿飞的研究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中等农户的人均收入可与90年代中期相当。[※注]
六历史上的GDP研究
在巫宝三、刘大中，以及吴承明等众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之后，近代经济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的GDP研究开始出现热潮，很多学者参与进来，一时蔚为壮观。
刘巍利用已有的近代中国GDP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总供求角度尝试估算了1913—1926年的GDP数据。[※注]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认为麦迪森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就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注]同一年，李伯重对19世纪20年代江南华娄地区的GDP进行了研究估算，翌年，发表了该研究的专著。[※注]2011年，李敦瑞、朱华对1936年的上海GDP做了初步估算。[※注]2012年，刘巍出版专著，估算了1887—1936年时段的GDP数据，并对估算值进行了验证。[※注]2013年，杜恂诚认为以长距离贩运的商品量来测算近代中国市场规模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忽略了城市的就地贸易，会低估市场规模，在此基础上他估算了1933年的GDP数字。[※注]倪玉平、徐毅和范鲁文·巴斯从GDP角度梳理、评述了对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进行估值的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估算方法、基础资料和历史GDP研究的国际比较是历史GDP研究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尤其资料问题，是重中之重。[※注]
GDP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们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GDP的定义、GDP的研究方法、GDP的估值。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GDP研究引起我国经济史学者高度兴趣，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GDP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可以预期，我国经济史上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八节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研究领域的拓展
（一）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研究
（二）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
开埠通商后商埠城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城市史一直是常盛不衰的一个研究热点。1990—1993年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著作，为近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城市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现一批深入研究城市空间、功能、结构、市政管理等问题的专著。除了对单一城市研究之外，还有区域城市群角度的研究，有从宏观视野进行综合性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注]
（三）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
（四）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
（五）民众生活与近代社会转型
（六）女性生活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以来30余年间，相继形成了几个产生一定导向性和规模性影响的研究范式，成为引领学术创新的前沿先导。
（一）“现代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开始复兴，就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现代化”成为初期许多研究论著的主题和关键词，“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解释理论。研究者在这一范式主导下，推出了一批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而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基础。“现代化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研究重心“回归社会”。第二，研究视角“下移”。但“现代化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第一，“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导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第二，以从传统向现代的目的论线性发展概括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第三，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概念化。
（二）“本土现代性”范式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力求矫正“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形成“本土现代性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现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的趋向，区域史和个案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范式的实践反映。“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拓展，“本土现代性”研究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不少研究虽然具体描述的是中国本土社会事象，但仍然以西方模式为标准对其作“现代性”评价，而没有提出本土内在的理论解释，可谓“隐性的西方中心”。二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而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三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因而缺乏普遍性价值。
（三）“国家与社会”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主题，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史、区域社会史、社会生活、民间组织、救灾慈善、法律等。“国家与社会”理论对“本土现代性”范式下研究平面化、碎片化倾向有所矫正，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研究的理论高度有所提升。但这一范式也有一些缺陷：首先，“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是基于西方现代化而得出的理论工具，直接运用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其次，运用这一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会，而难以适用于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四）“社会治理”范式
三研究方法探索
社会史开拓一个新领域，确立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以往旧框架下的传统史学方法已不能满足需要，还需探索开拓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径。对此学科初兴时期就有过集中讨论，此后也一直是学界不断讨论、探索的一个重心，同时在研究实践中也不断探索、开拓、积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不断创新，改变了传统史学方法单一、框架类同、千文一面的老面孔，呈现出新路迭出、分支日增、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也成为社会史突出的学科特征和生机所在。
（一）开掘民间史料
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须大力开掘利用以往被忽视的民间史料。大量贴近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史料被挖掘利用，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对应着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换，使得社会史研究成果的面貌也与传统史学迥异。
（二）社会（田野）调查法
（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
由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综合性，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一些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社会史研究者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增强了研究深度，也成为社会史与其他传统史学分支不同的一个突出特征。
（四）跨学科研究
有些研究者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新的史学流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还有研究者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致力于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问题，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派。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史”等。近十年来社会史理论方法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纷纷借鉴社会史理论方法，各个学科之间相互借鉴已成常态，学科界限也日益模糊，跨学科研究成为新趋势。
（五）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
（六）词语分析法——概念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这些新词语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内涵的概念或观念，因此运用词语分析方法所作的研究又被称为“概念史”或“观念史”研究，属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七）文化建构方法
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社会学“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有学者分析民国时期一些新礼仪、新节日的出现、确立、意涵及其社会作用。对近代女性形象和角色的建构也是女性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
除了上述列举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诸多方法的探索，呈现开放化、多元化、综合化态势。这些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与探索，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持续增进分析力与创新活力，促进学科不断深入发展。
第九节台湾史研究主要成就
内地学界70年来的台湾史研究，各个时段的台湾史专题领域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初步构建了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台湾史学科体系。
一台湾史研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台湾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学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台湾史研究资料获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套大型综合性资料：其一是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注]、《台海文献汇刊》[※注]与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注]；其二是全套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309种），题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190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其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注]、《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注]。前两种主要是关于台湾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献资料，后者则主要是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与民国台湾原始档案资料。另外，还出版了若干各个时期的专题或综合性资料汇编。
二早期台湾史研究
关于早期台湾史研究的通论性著作较少，张崇根《台湾四百年前史》[※注]与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注]，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注]。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学术著作，具有开拓与奠基之功。
有关明郑政权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友庭《明郑四世兴衰史》[※注]。该书以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世的史迹为基本线索，系统叙述了明郑政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内地学界对郑成功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1987年在厦门举办两次重要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把郑成功研究推向高潮，随后出版了一系列郑成功研究的个人论著与会议论文集。
三清代台湾史研究
关于清代台湾移民史的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是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注]。该书从移民与移民社会理论问题入手，系统分析了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特点，进而讨论移民与人口及社会结构变迁，最后考察社会矛盾与动乱问题，涉及清代台湾社会变迁诸多复杂面相，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清代台湾社会史的奠基之作。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注]、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注]、邓孔昭主编《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注]和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注]，也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
关于清代与台湾有关的历史人物，研究最多的前期是施琅，后期是刘铭传。施伟青《施琅评传》[※注]和《施琅年谱考略》[※注]，是有关施琅生平事迹最重要的研究论著。学界举办一系列纪念施琅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多种论文集，使施琅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功过终究得以澄清。关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姚永森《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注]与徐万民、周兆利《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注]。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安徽学界相继举办四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集中展示了有关刘铭传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其他人物也有不少专论。
四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
五战后台湾史研究
六批驳“台独”史观
内地学界批驳“台独”史观及“去中国化”取向有三个典型事例：
一是批判史明的“台独”史观。著名“台独”活动家史明所著《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日文版，1980年中文增订版），标榜用唯物史观撰写台湾史，其“台独”史观最为眩人耳目，有谓：“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以分析基层构造即社会经济为出发点，来观察台湾社会各阶段的形成发展”，“阐述台湾民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注]史明此书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带有极端偏见、任意剪裁史料的政治宣传品，影响极为恶劣。有鉴于此，《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一书不但从学理上批判了史明虚构的所谓“台湾人”论、“台湾意识”论、“台湾民族”论、“台湾独立建国”论等诸多谬论，而且从政治上揭穿了史明伪托历史唯物论的“台独”史观的反动本质[※注]。
第四章近代史研究未来发展前瞻
第一节近代史研究繁荣发展的启示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大大缩短了曾经有过的与海外学界的距离，并在若干领域及若干专题形成超越，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顾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如下有益的启示。
一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它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二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放弃了“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这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三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影响。
以上三点，是近代史研究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应当自觉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以保障近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第二节近代史研究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可以预期，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化与繁荣。
第一，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徒姿态”矫正之后，平等对话随之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展开的，我们既要从世界的发展中观察中国，也要从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中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化除其中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中国特色，只是邯郸学步，那就缺少对话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中国特色”，而缺少共同关怀和普遍意义，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我们期待，中国学术将在繁荣开放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70年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变局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历经起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还在变，但我们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继续发展和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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