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校终身教授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此次荣膺“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家对张晋藩先生立德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校传承优良师德师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鞭策鼓励。
“人民教育家”张晋藩在法大，法大不仅仅有张晋藩！回望法大“大先生”的源头和脉流，有建校初期我国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有“学科建设开创者”和曾经为学校的建设事业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元老教师”，他们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担当奉献、贡献力量。法大人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忠诚担当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奉法图强”为办学传统，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今天，他们的爱国情怀、师者风范、学术追求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赓续传承，为法大的明天书写更辉煌的篇章。
前言
2024年9月10日，在第四十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师承教育情怀，赓续法大精神”致敬法大老先生特展在昌平校区逸夫楼文化艺术展厅开幕。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许多人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师辈出，但其实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五校调来的人员中，囊括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学者，汇聚了许多追求进步、爱国好学的青年俊彦，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初创奠基、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展现出“忠诚担当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奉法图强”的精神风骨，书写了一幅甘为民族复兴担当“铺路石”“引路人”“燃灯者”的老先生群像。
百年之遥，筚路蓝缕。初心既始，愈挫愈坚。法大老先生这个群体，在国家危亡和聚力行进的历史关头，伴随着国家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爱国报国，忠诚、担当是他们人生的主轴，在国家与民族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可以寻访到他们非凡的人生智慧和勇气。
一念家国，一生守望
1952年，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教育部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决定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
北京政法学院正是在此契机下应运而生，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治学系，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原燕京大学政治系、原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民政专业师生员工，和华北行政委员会（主要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部分干部组建而成，翻开新中国法治教育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新篇章。
在众多大师中，声名卓著的钱端升先生（1900-1990）担任首任院长。
1900年出生的钱端升年仅24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
作为国内外闻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钱端升曾多次赴美国讲学。1947年，他获聘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聘期结束时正值国内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腐朽颟顸的国民党政府败势已现，许多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钱老心系国家，“看见新中国的曙光”的他，毅然辞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待遇优厚的聘任，返回祖国。
解放后，钱端升先生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钱端升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
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先生受命开展筹备工作，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自此时起，钱端升先生就与法大结下不解之缘。
在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建立、从中央的一纸文件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高等学府的过程中，其工作是复杂而困难的。
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和建校初期的开创者一起，奠定了北京政法学院最初的基础。他曾在自述中表示：
“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钱端升不仅需要协调其他各校师生和华北行政委员会调任的干部，还要与原北京大学沟通校舍、教学用具、资产分割等问题——北京政法学院的开学第一课，是在原北大沙滩校址开启的。
钱先生还到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和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等单位逐一拜访主要教师，努力为学校招揽一流的师资力量，并动员费青、雷洁琼担任副教务长。在学院的各项工作中，钱端升院长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始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为学院教学生活条件的改善做出了努力。
学院成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校园问题。
毕竟长期与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共用沙滩校区不是长久之计。1953年2月，学院第五次院务会议讨论了有关新校址的选择与建设问题，根据中央安排，新校址选择在北京西北郊土城，即后来的海淀区学院路41号，现在的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1953年7月1日，新校舍开展兴建。
在随后的岁月里，学院师生一点一滴地用双手打造起一个“花园式”的校园，从钱端升院长等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师和青年学生，都参加过基本建设和校园美化的劳动。
1956年年底，钱端升、李进宝和雷洁琼等参加了在紫光阁召集的北京高校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共同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校舍紧张的问题，周总理当即答应责成有关方面抓紧解决，后来才有了海淀校区老教学楼主楼。这是当时学校最宏伟的建筑。2021年5月，北京市发布《关于北京市第三批历史建筑的公告》，我校海淀校区主教学楼入选公告名单，予以保留。
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校名——毛体的“北京政法学院”，也是钱端升院长专门致信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呈请毛主席题写的。
在学院繁忙的工作之余，钱端升等大师学者还积极参与到新中国重要法律的制订。
此时的新中国已经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法律，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能完全照搬。法律制度的制订完善、法学理论的探索构建以及政法干部的培训培养，是新中国急需完成的重要工作。
钱端升先生在五四宪法的起草、制定和宣传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起草完成后，受聘为法律顾问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专门研究，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及条款等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参考资料：
李秀云主编：《情怀法大》
刘杰主编：《法大凝眸》
档案馆主办：“师承教育情怀，赓续法大精神”致敬法大老先生特展
人民法院报：可能是最被“低估”的法科学人，却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