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法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法学是一门规范那性质的独立科学，法学中自治和自主的根基本体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实现的，分别是责任关系、强制和责任方式以及规责。在我国很多学者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纳为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合理，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一解释行政法律的两种基本途径
1.从责任关系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变更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从法的形式意义上说，行政行为要件的缺陷会导致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这对行政法律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是不成功的表现，由于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在还未被证实时，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侵害，从而不会形成一种救济的关系。例如，若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在尚未处罚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就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而确立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果因其他因素导致处罚被取消，那么这一行政主体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失败的。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其实就是对行政主体运行法律的一种矫正，他们本身不能作为一种责任的形式存在。
2.从强制和责任方式的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法上的救济关系，但是，这种逻辑不能作为责任规范的全部内容，社会事实因素作为责任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应该成为解读行政法律责任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关系相一致，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实现。在法教义学中，要想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使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成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就必须进入公力救济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社会事实因素的解释。行政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采用的公权力的强制作用，这种强制作用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简单的强制执行，它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场合的影响和支配，达到一种意识上的强制效果。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实力装置，它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心理造成一种压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执行。另一方面则是责任方式，这种责任方式的存在主要是以公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前提，明确责任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责任的负担，这也是法律责任度中最直接的事实表象。
二对于行政法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宋功德：《公法研究范式的构造、确立及其变迁》，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关键词：行政法案例教学
一、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客观必然性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又称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method），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于1870年前后首创。它主要是针对当时非常流行的传统演讲式教学法以及教科书式教学法，为了摆脱纯理论的课堂讲授方法而创新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行政法案例教学是在行政法的教学过程中将行政案例作为教学基本单位或辅助单位的一种行政法教学。与传统的仅将案例作为课堂教学以外的辅助功能不同，行政法案例教学是对行政法教学方法格局的改变，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1.行政法案例教学是由行政法学作为应用学科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
在法学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法学研究归于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这两个范畴之下，学者们普遍将行政法作为理论学科。但是，随着对行政法制度研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学者开始从应用法学的角度研究行政法学问题。应用学科的最大特点是能够解决发生于这个学科背后的具体事实。行政法学作为应用学科，面对的就是发生在行政法适用过程中的具体案件。据此，行政法案例就成为支撑行政法学科的基点。
2.行政法案例教学是由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决定的
20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将行政法课程列入法学教学计划。相比较其他法学，我国行政法学教学的起步要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行政法学教学是法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学教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演绎式，二是归纳式。行政法学教学方式也不例外，演绎式行政法教學是由教师以单方讲授的方式从行政法律规范的基本理论出发，从一般到个别，演绎具体的行政执法过程及各种不同的行政法现象。归纳式行政法教学则是指从社会实践中的典型案件出发，通过对个别案件的分析、评议与总结推论出行政法的规范、规则并形成基本的行政法理论。
二、行政法案例教学的要素
行政法案例教学包括三个要素：行政法、案例、教学。
1.行政法要素
行政法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在不同国家的定义、内容和范围是不同的。英美法系国家将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行政法起步阶段受苏联行政法影响，将行政法理解为行政管理法，90年代中期以罗豪才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行政法表述为平衡法。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对案例的选择和准备是不同的。
2.案例要素
行政法案例最好以真实案例为选择。行政法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内容角度，繁杂性和过程均不同，因此案件的类型也不同。如有行政执法领域的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等等。
3.教学要素
行政法教学是指行政法课程中的教与学活动。教学要素就是围绕行政法的内容而实施的教学活动。
行政法案例教学的三个要素中，教学要素是关键。行政法和行政法案例是普遍存在的，其如果不与教学联系在一起，行政法案例教学就失去其实质意义。因此，我们应当把行政法案例教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教学上，即行政法案例教学的核心是教学活动，无论是行政法还是案例，都是为教学活动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教学目的而存在的，行政法案例教学是对行政法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要真正实现行政法案例教学的实效性，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更新。
三、行政法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根据行政法教学的需要，行政法案例教学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实施：
1.行政法教学案例的选择
行政法教学案例的选择非常关键，案例选择成功与否关系到教学预期目的能否实现。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认真做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选择适合的案例。一个适合的案例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1）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谓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是指通过案例达到教学目的。每个案例的选择都是为具体的教学内容服务的，选择的案例应当根据教学内容来确定，能够反映教学内容并达到教学目的的案例。
（2）必须具有典型性。行政法案例成千上万，在案例的筛选上一定要注意选择那些经典案例，如田永起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孙志刚案件，105次违章，张先著案等等。学生对案件事实或情节的分析、讨论，对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或法律关系的争论、辩论，对行政案例处理结果的理由和依据的考察和评判，最后通过归纳和总结从研究分析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来，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2.运用行政法案例教学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案例教学有许多的优势，但是在教学实践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1）选择合理授课方式
案例讨论式。案例讨论式，是指由教师针对行政法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合适的案例，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共同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获得正确结论的一种方法。案例讨论式教学会使行政法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学生经过讨论后记忆会比较深刻，对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后遇到类似事件他们也知道如何解决。
（2）建立、完善案例数据库：案例教学需要大量且丰富的案例。教师搜集、选择案例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参考书、行政法学专业刊物（如《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网络等，对其内容、难易度进行适当修改，重新设计、整理和编排。
近年来,案例研究方法在国内行政法学研究中迅速兴起。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开始以“案例”为观察视角,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权威媒体登载的典型行政案例的裁判过程,拉近了行政法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促成了“纸面上的行政法”向“行动中的行政法”的演进;另一方面,主流法学刊物、知名出版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对行政法案例研究秉持了一种积极的回应立场,行政法案例研究的系列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判例研读沙龙的连续开读则意味着行政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有效沟通,一个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呼之欲出。在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成为时代新宠的当下,客观评价其学术贡献并指陈其局限进而对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性反思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就我国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学术贡献而言,大体上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了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受成文法传统的影响,加之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对稀少,我国主流行政法学研究长期忽略对判例素材的运用,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立法论研究偏好。围绕重大行政立法展开研究固然能够推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但无视判例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行法律。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而言,行政法的发展不仅需要立法机关通过创制法律加以推动,而且更需要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累积加以完善。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成文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使行政审判中的典型案例日益发挥着不成文法源的作用。
二是推动了行政法制的创新。法律规范易于变动是公认的行政法形式特征。为了缓解法律规范有限性与行政任务复杂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司法解释、发展行政法律规范便成为重要的路径。近年来,行政法学者通过对诸多典型行政案例的阅读整理,提炼出一系列富有价值的行政法规则,推动了中国行政法制的创新。例如,特别权力关系一直被视为行政法治的禁区,但通过“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等诸多高校被诉案件的审理,高等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已经被纳入现代行政法治的调整范围,“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的区分、司法有限审查与尊重学术自由之间的拿捏都已通过案例的学术梳理得以确立。
三是提升了行政法学的回应性。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学研究还表现出浓郁的概念法学气息,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充斥于主流行政法教科书即是明证。建立在概念演绎和逻辑推断基础上的行政法学对真实世界缺乏回应性,既无法解释更不能指导丰富的行政法制实践。深入研究中国当下发生的案例,能够在司法判决与理论研究之间形成紧密而有效的互动,通过规则提炼提升行政法学的回应性。例如,在行政不作为的判断基准上,人民法院并没有受制于现行行政不作为理论学说的束缚,而是基于实质主义立场创造性地演绎了“作为义务源自何处”、“有无现实作为可能”以及“究竟是否已经作为”的三重判断基准。尤其是通过个案特殊情境中危险预见可能性、避免损害发生可能性和公权发动期待可能性的权衡,初步构建了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分析框架,为行政法上行政不作为理论模型的重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本土司法经验。
「关键词：行政法律责任，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规范
一、语义分析：被泛化了的行政法律责任
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法中责任是一致的，它的涵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域外的行政法学著述以及行政立法几乎不用“行政法律责任”这一称谓，而是具体化为“行政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3，它们分别是各国（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核心范畴。
与域外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是一个包罗万象、被泛化了的概念，其涵盖范围的扩张导致其精确程度的下降。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法律学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的正确分析着手，而后才能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某些基本法理。4就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而言，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基本概念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出精确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二、方法：诠释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
1、责任关系：行政法律责任的逻辑形式意义
2、强制和责任方式：行政法律责任的社会事实因素
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是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然而，逻辑并不是责任规范的全部，离开责任规范中的社会事实因素，我们将无法完整地解读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行政主体可以和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赔偿诉讼实现救济。在法教义学的意义上，只有进入公力救济，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保障救济权实现的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才能被视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这和较为成熟的民事责任理论是一致的。12这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的诠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强制执行，在大多数场合，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和支配能力，强制执行这种迫不得已的制裁措施只是法律最后的选择。13例如，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司法权的强行介入，此时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已转化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如果被告自动履行了判决内容，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被告的影响和支配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才直接体现为制裁。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实力装置-通过事实上的对人的心理施加压力、影响或者直接施以物理上的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它并不是规范语境中的存在，因此，它属于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
二是责任方式，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形式，这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形式构成。14而这些责任形式在实证法上又具体表现为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3、归责：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评价机制
在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过错责任”是其根本性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本质是一种道义性的价值评价，它是基于伦理的立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否定评价。过错意味着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恶，因而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行为人因过错致人损害而承担责任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各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我国行政法上的各类行政违法），均可作为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
“无过错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中的补充性归责原则。在各国实证法上，“无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危险责任”、“特别牺牲责任”等16，它们无不主张在责任的评价机制中，排除对“过错”的考虑，完全基于损害补偿等功利性因素进行归责。因此，以这种理论为根基的行政法律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论”，它所蕴含着的价值内涵可以归结为“利益均衡”，即在发生侵权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合理的损失分配。
三、思考：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
上述分析大致展示了规范语境中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从中折射出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笔者认为，西方法学与中国法学对行政法律责任认识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研究方法的迥异。从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行政法学对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认识是混沌的，她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规范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一点在行政法律责任的阐释中尤其明显，一些学者往往将大众语境中的责任与规范语境下责任相混同，导致行政法上责任的外延无限扩大。上述分析也引发了一种关于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年轻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这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在通盘考虑法的各要素的前提下、逻辑中心主义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究，又必须从构成它的“元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着手。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行政法现象由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组成。17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可对行政法现象作更为细密的分类，上述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与其他任何部门法现象一样，从本原上说，无不由价值、事实和逻辑三大要素组成，由此构成了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也是其他部门法现象的“元要素”）。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组成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的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成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元叙事形式”。法现象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现象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史法学等学科；法现象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山东大学法学教育始于1980年，1983年成立法律系，1994年法律系转制为法学院。法学专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下设理论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机构。
法学专业具有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60人，全体教师均具有海外访问、进修经历，从而以高水平的学术素养和教育水准强力支持法学本科专业教学。
法学专业现有理论法学博士点、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点、民商法学博士点、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
一、孔德传统实证主义的“经验上的可检验性”标准；
二、石里克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上具有可检验性”标准——命题在逻辑上具有证明的可能性即可，而不必在经验上具有证明的可能性，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原则上可检验性；
三、是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第
摘要：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及两者关系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前辈学者有关著述，现将读书笔记提交。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一、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的成因分析
税法在现行执法体系中是一个分外的范畴，它不是按传统的调解对象的尺度分别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范畴。此中，既有涉及国家底子干系的宪法性执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罗着大量的范例办理干系的行政规则；除此之外，税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款的掩护步骤还必须警惕民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须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宪法学热衷于研究国家底子政治经济制度而无暇顾及税收举动的合宪性时，当经济法学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而不克不及深入税法的制度筹划时，当行政法学也只注意最一样平常的行政举动、行政步骤、行政帮助原理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时，将全部的与税收干系的执法范例聚集起来举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可以博采众家之专长，充实警惕干系部门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领，使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改正完备和富厚。
然而，当前我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是，主攻方向不明确，研究气力疏散，研究要领单一，学术底细不够，理论深度尤显短缺。经济学者只珍视税收制度中对屈从有庞大影响的内容，法学家们也只餍足于对现存端正服务论事的表明，税法在法学体系中底子上属于被人忘记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历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体贴的现实标题。人们不光体贴税收举动的经济效果，更体贴怎样议决周到过细的执法步骤保证本身的正当职权不受侵陵。税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当局正当使用职权，同时也在于以执法的情势对干系主体的举动举行束缚和监视，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权利和优点。恰恰在后一点上，我国税法学的研究相当单薄。如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征管步骤优化筹划，纳税人权利的掩护等，都是我国财税法学研究亟待增强的地方。
2明确教学目标
3改革教学方式
4科学、合理确定教学内容
关键词：行政法;平衡论;行政裁量权;不平衡审视
【正文】：
一、平衡论之概念综述：
平衡论所言之“平衡”，事实上是指，“行政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而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社会公正、行政权的监督控制与法律保障等关系之间的协调与兼顾”【1】。简而言之,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并非代表权利义务的绝对相等或对等，并且在所有行政法律规范中亦并非均能体现这样的平衡。这是一种行政管理双方在权利义务总体上的相对平衡，它是动态的平衡。可以说，它是一个目的,更是一种过程与手段。
至于平衡论主张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四点论述：一、就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地位而言，平衡论认为，行政管理双方在权利义务方面总体上应是平衡的；二，就平衡论所欲达到的目的而言，它是一定意义上的“兼顾论”，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一致；三，实现平衡的手段是对行政权设定相应的控制手段从而实现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四，鉴于我国目前行政权的现状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平衡论的重心应是实现对国家行政权的控制。
平衡理论绝非一言便能以蔽之的，然而在此，笔者将其简略介绍，旨在寄希帮助读者对其形成大体认识，进而为之后的进一步探讨奠定理论基础。
二、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
立足世界行政法发展大趋势的角度，平衡法已无可厚非地登上了时代主流的高峰。正如袁曙宏所言：“行政法发展到今天，一方面，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有效控制了行政专横，保障了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要求适当扩大行政权、约束公民权。”【2】因此，世界各国顺潮流而行，致力在现代行政法领域以不同程度跳出“管理法”或“控权法”的窠臼，向着“平衡法”的方向发展。而放眼中国，平衡论不仅对我国在制度和理论建设层面上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重要意义也正在日益凸显。
在当今的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正在时刻发展着、深化着，而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能够向更深远的层次进军，则取决于指引它前进的领路者，这就是平衡论。
夏启发先生就平衡论对当前进行行政法学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方法论意义有这样的描述：“（1）‘平衡论’虽然是一个部门法学的研究课题，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部门法学等广泛领域，因而，如果要求‘平衡论’得更深发展，就必须打破部门法学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术隔离，既保持本部门法学强劲的身我发展势头，又不断吸收其他部门法学和学科的思想精华，并向后者贡献自身的成果；（2）‘平衡论’必须借助对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历史的真实反思和积累，因而，我们必须打破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只重
三、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2007年，北京崔英杰案——北京城管队长死于毫无地位与权力的小商贩崔英杰手中，引起全国轰动的同时掀起社会各界争议。惨剧发生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将眼光投放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城管与小贩的“猫鼠大战”中。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我们应如何兼顾依法办事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事实上，这就是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之间的比权量力。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种“机动”权利。具体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有权自行判断行政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政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利。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之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更大空间的“自由度”，这也使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如此之大的自由度并非意味着它丝毫不受约束。事实上，它有着一系列隐形要求，其中较为核心的要求为以下两条：一、依法行政；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备较高素质。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机制的完备性成为了该领域学者致力探索的重中之重。
从表面看来，用平衡论来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彼此矛盾着的个体——平衡论强调平衡，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含义所赋予其执行人员的三个自行使得法律的天秤完全偏向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手中。因而在实际执法中，类似崔英杰案的惨剧还是时常发生，平衡论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自由的裁量亦完全沦落为执法机关的自由。然而事实上，当我们以平衡论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往往“忽略了平衡与非对等性之间的关系——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4】。可以说，这是造成人们在权衡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产生误识的内在理念根源。
因此，平衡论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被用来解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它甚至可以成为行政裁量权的法学理论基础，而非表面上存在的矛盾关系。只有当执法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意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平衡三方利益为最高目标，转而改变将自己当作执法机器的传统观念，以人为本，以为民服务为宗旨，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发挥正作用，实现其公正、合法的初衷。
四、不平衡审视之于平衡论：
当我们“高谈阔论”平衡论的良好前景并为此欣慰于其不断升高的认可度同时，不同的声音正在繁衍。对于平衡，我们寄希着美好愿望，然而我们往往被现实告知，平衡只是一种形式平衡。层层分析之，不难发现,所谓的“平衡论”只是理论上的的良好愿望，实际上“平衡论”在整个架构及执行上导致的结果并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一、平衡论的主体不平衡；二、平衡论设计中未曾考虑到行政与环境相处的平衡；三、平衡论执行中的不平衡；四、平衡论实质上是以民制权论。”【5】
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自我调整抑或被迫改变着。因此，尽管平衡论有着固然无法掩盖而必然存在的缺陷，在实践中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可实现性，但它能够在行政法制模式沿革的历史长河中孕育而生，在众多模式中脱颖而出，自然有它无可厚非的优越性。正如罗豪才先生所言，“理论体系是否完整与其是否具有真理性，两者并不完全重合”【6】。当下的平衡论，是动态的理论体系，它不是真理的完全代言，它存在着这样那样有待完善的漏洞。然而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并且深信不疑，平衡论将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修整完善，在其深度及广度上继续拓展。
参考文献：
[1]杨宛.《析行政法的平衡论》【J】.武警学院学报2003年.
[2]袁曙红.《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J】.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3]夏启发.《回应当下性：“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4年第2期.
[4]曹璐.《平衡论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对北京城管被杀一案的思考》【J】.法商论丛2008年
第1卷.
[5]游海疆.《现代行政法平衡论的不平衡审视》【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