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限于篇幅，原文中的脚注均未收录。
摘要：《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本文从十三个方面梳理了《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主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并联系现实进行阐释。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段学慧，女，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人的发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3][4][5][6]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7]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9]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0]也就是说，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才能产生。于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1]当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表现为物，这些物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进入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资本由于消费劳动力而使自身增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表面上是物，但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从一开始就生产着这种对抗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运动是无休止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要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13]可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样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14]
(二)资本主义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及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转化
(三)代替自由竞争的垄断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了准备
(四)资本主义是直接处于实行自觉改造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一开始就与劳动条件相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0]“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2]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与前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目标的过渡社会形态。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以个人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4]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5]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2007年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说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资本主义不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竭力维护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社会。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其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在曲折和反复中最终成功。
二、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一)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五种形态呢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事实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错误当然不是。其一，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某个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跳跃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预言，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俄国农村公社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9]在“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第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扬弃同时代别的国家或民族制度的优缺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跨越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反，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长期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宗主国、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处一个时代的同时，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抛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如生产的盲目性、两极化、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机，企图走私有化或民营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观和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共产主义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
从近现代私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看，它不顾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底线，无疑是残酷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然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0]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同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当社会财富扩大到一定程度，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就到来了。
2.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必须以工厂(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最初主要采取个人出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工厂和股份制企业产生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强公私资本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绝不可以妄断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控股权决定的。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确保公有资本的控制权，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40]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要当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45]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会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础上，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因而信用还大有作为。但必须注意到，信用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愈来愈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6]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信用制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持信用工具适度创新的原则，限制信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预防脱实向虚、信用欺诈和金融危机等。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共产主义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因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建立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条件。只有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证。那时，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高，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要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通过革命来实现
虽然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了实现公有制的基础，但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然，一般说来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发生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
四、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及生产目的
(一)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共同所有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2]《资本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的必然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两种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资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小生产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小生产者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者。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资本积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改变。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次，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指导功能，表现为大规模地将邮政、电报和铁路等部分收归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危机依然不可避免，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甚至激化。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
虽然国家所有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表明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线索：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将是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53]这个在否定的否定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实现的。
通过对剥夺者的合理剥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既然生产资料成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产品自然也成为共同的产品。“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54]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才能消失，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物化性质、资本对人的统治才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才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才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人才能彻底得到解放。
(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工人，使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生产资料一样都是资本家的生产条件。不仅如此，工人作为主观的生产条件，与生产资料这个客观条件相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极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为资本雇佣劳动辩护。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么，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55]
其次，劳动力同样作为资本家生产的条件，被资本家占有和使用，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取得了与普通商品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他们的劳动不属于自己，属于资本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不再是被雇佣，不再作为资本家的客体，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是自己的主人，“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58]只有当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劳动才能成为第一需要。这时，资本家强加的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异化，劳动与劳动成果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相异化，产生人对物的依赖，人们奴隶般地服从于旧的分工，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固定且强迫的分工”——旧的分工，才能建立起“自愿而全面发展的分工”——新的分工。马克思要消灭的分工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私有制属性和阶级对抗性;消灭的并不是生产力维度的“分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劳动条件不属于资本家，如果劳动条件作为客观条件不消费劳动者，分工就会消失。显然，这是把生产力维度的分工与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混为一谈，目的是为私有制及其剥削辩护。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生产和交换
(一)没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是直接明了的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就其占支配地位的劳动交换方式而言，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生产者个人、家庭或生产单位的需要，劳动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不具有社会化特征，因而不存在劳动的交换。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劳动，都是给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劳动交换是通过商品交换或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而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采取商品形式，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而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的。劳动交换方式的更替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自然经济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产品经济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商品经济处于由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的中间阶段，是生产力既有一定发展、又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准备条件的阶段。
要消灭社会物质关系的神秘性或拜物教性质，消灭物对人的控制，就必须消灭商品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货币、资本关系，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代之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从而使生产关系简单明了。“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9]“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60]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市场，不需要采取商品、货币形式，“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61]“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那时，各种拜物教及观念将成为历史，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可以看出，马克思立足对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的分析，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这个手术刀，科学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正确阐释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在发生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从而为那个尚未充分实现的、以潜在形成存在于旧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产”。[62]
(二)共产主义通过有计划地控制生产过剩，来满足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
六、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计划和比例
(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被奉为“一只看不见万能的手”，并被庸俗经济学奉为原教旨。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和萨伊为“万能的手”的辩护时说，他们假定“(1)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2)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像资本直接由社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业。”恰恰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76]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和控制并按比例进行，从而不会发生全社会生产过剩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资本家集团为了利润的需要而进行的局部、短期控制。如，当原料价格昂贵而直接影响资本家利润率时，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资本家的这些刺激目的一旦达到，他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这种控制其实是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短期价格协定”，目的是使资本家的利润不受损，不可能圆满地实现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77]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规律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依靠市场的盲目调节，无法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调节，才能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结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来实现按比例发展。[78]当今，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粉饰，并断言市场制度并不是一个混乱和无政府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天然地是一架精巧的机构，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显然，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限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消减计划和政府的调控作用。
(二)生产的计划调节和簿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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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产主义社会的再生产
1.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仍然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其价值构成为c、v、m。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进行的一般考察或理论抽象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一，任何社会生产都要按比例进行。第二，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不仅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要保持平衡，而且各部类内部各个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也要保持平衡，即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第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目的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无法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要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必须首先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私有制根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然后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2.社会公共生产的第Ⅰ部类某些产品需要在本部类内交换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他所阐明的再生产理论将仍然适用，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也存在社会总产品在两大部类内部和外部进行交换的需要和运动。马克思在分析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时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3]同样，第二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也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供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部门的消费者消费。
3.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质储备要由相对过剩来补偿
4.在公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要注意生产周期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尤其是共产主义再生产的思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平衡，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大的投资项目，政府要在财力物力许可的条件下有计划的实施，确保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战略重点，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八、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1.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2.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在共产主义社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划分的内涵与资本主义不同。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所有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剩余劳动的阶级属性消失。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的范围，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界限逐渐消失，从而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于是，必要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它不仅要生产劳动者自己不断扩大的生活需求，而且要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从事剩余劳动，即为社会生产准备金和积累基金。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活劳动依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要求我们厘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性质和归属。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即国有资本获取“国有剩余价值”;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归集体所有，即集体资本获取“集体剩余价值”;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剩余价值归私人资本所有，即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高公有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非公有制经济要严格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尤其是要在“引导”上下功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法合理”地获取剩余价值，限制其一切为追求剩余价值而无视劳动者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
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对应，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活劳动的产品也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其中，必要产品用于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储备、国家党政管理、国防等某些非生产部门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需要等。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过高的积累率在短期会促进生产的增长，但从长期看却牺牲了生产增长的后劲(消费)。
不劳动的剥削阶级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剥削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也意味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其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断扩大公有制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九、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基金
1.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剩余劳动来生产和提供各种基金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4]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有剩余劳动，必须有积累以及为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等必须进行的社会总产品的扣除。不同的是，资本家以占有私人剩余劳动为目的，而且对剩余劳动的追求超越了社会道德界限和劳动者的生理界限;共产主义剩余劳动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生产积累基金、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等各种基金，那时剩余劳动将“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15]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已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而是劳动者直接为社会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劳动。从这个意义和性质上来说，剩余劳动也是必要劳动。
2.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基金
积累基金是共产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使物质财富极大富有的手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积累基金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加大剥削工人的条件，而共产主义的积累基金是劳动者为自己积累，是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证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也必须有为了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所需要的物质储备和人口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储备，即“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做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6]
十、共产主义社会的农业和土地
1.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2.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合理利用者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7]在共产主义社会土地公有的条件下，绝对地租、级差地租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量不会因为利润的驱使而有所不同，那时投入到土地上的总劳动量会减少，投入到不同土地上的劳动量却相等，这样不管土地等级的优劣，土地都能得到合理的改良和利用。
3.公有生产要安排好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
十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
《资本论》在揭露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过程中，预示了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
１.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是所有制的“背面”和收益实现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时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29]“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30]资本家之所以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工资之所以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获得了索取剩余为私有的经济权力。然而，“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指较多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消费品，较少工人为自己生产消费品——编者注)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31]显然，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诚然，我国现阶段是实行邓小平设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社会主义，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需要采取货币和市场的形式，而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和邓小平设定或划分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因而不存在二选一的对错问题，而是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34]
4.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他说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35]首先，未来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可能使物质极大富有，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具备了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其次，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在不断完善之中。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所有制不可能实行全社会所有，还会存在较低级的公有制形式比如合作制、集体所有制，旧的分工还存在，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当公有制发展成熟成为全社会占有和完全计划经济的时候，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公有制的形式还不成熟，且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与此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为我们设想的“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还有很大差距。[36]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逐步实现共富共享。针对当前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情况，应当从所有制状况中寻找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不合理的差距。
1.工作日的缩短是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繁荣起来的根本条件
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实行，消灭了剥削，“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劳动的特征之一是“劳动的普遍化”，除了老病残幼等特殊情况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劳动。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缩短工作日、实现劳动普遍化的技术条件。
十三、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人的发展和家庭
1.机器大工业在对劳动力摧残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变为人类教育发展的源泉
“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48]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把童工和妇女卷入了劳动之中，儿童由于学不到知识和技能而“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49]这种“过火现象”被社会进步阶级力量所反对，从而使儿童、妇女被纳入工厂法的保护范围。“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50]机器大工业在大量使用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重视妇女儿童的教育，以便把这些劳动力也纳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轨道，目的在于资本和利润，而被迫重视雇佣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势必促进人类的发展。
2.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分析，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使工人的子女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廉价工具，他们不仅智力被荒废，而且道德坠落。而成年工人也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工人，智力得不到提高。这种忽视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教育的不平等，根源于旧的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分析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教育状况。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利润，满足赚钱的欲望，资本家也会培训工人，发展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但是从中出现了现代教育的萌芽。他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铃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4]
3.共产主义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4.大工业使用女工和童工，为共产主义家庭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把妇女儿童卷入到劳动者队伍中来，必然伴随着野蛮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对人的本性的摧残和蹂瞒。然而，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丈夫不得不让妻子、父母不得不让子女进工厂劳动，于是妻子、子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上来;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催生的未来教育的萌芽以及对儿童教育和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妇女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57]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工厂制度，这种新的工厂制度当然和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只要废除了资本主义这个“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公有工厂制度必然会反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型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发展的源泉。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确立的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遵循马克思的教育理论，首先，要加大教育投入，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其次，要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要着力解决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问题。第三，要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尊重和激发个性潜能，克服过度突出应试教育的弊端，处理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人才。第四，要特别重视女性和儿童的教育，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并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各类劳动的良好习惯。
结束语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1]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应是只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体现为现实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为全社会掌握，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可能，最终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出各种有利的因素。[62]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经济目标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信念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公有制主体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实践，就是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实运动。
在西方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危机和巨大风险依然阴魂不散，这再次验证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种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65]一百多年前，危机“会把辩证法灌进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66]如今，危机又一次把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头脑里，更加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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