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律体系中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大规模涌现，法治实践中预防性执法、司法的大幅度增长，预防已从一项法律指导性原则转变为一种法治运行新形态。与应对型法治相比较，预防型法治引发了法律功能定位、法益保护方式、法律规范类型等方面的历史性变革。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在传统治理模式下，法律的功能定位是治已病。在预防型法治形态下，治未病已成为法律独立的、主体性的功能。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不只是法律功能定位的历史性重构，更是法律运行模式的系统性变革。
从法律调控方式看，预防型法治着眼于法益损害预防，侧重通过事先设计出一整套预防性义务和责任，引导各方主体采取预防性行为和措施。应对型法治着眼于法益损害救济，试图通过事先设计出一整套权利及其救济制度，引导法律机构对侵害行为的法律后果作出公正裁断。有学者在讨论数智化社会法律调控模式的转变时，阐明了从应对型法治到预防型法治的深刻变化：“法律调控应从‘裁断行为后果’转向‘塑造行为逻辑’，赋权与救济模式应转向责任与义务的加载与规制模式，也就是转向事前对行为的规训与塑造，以及事前对不法与违法行为的阻却。”
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保护
预防型法治的重大贡献，就是推动法益保护方式从消极保护向积极保护转变。积极保护优于消极保护之处，不仅在于能够满足当今时代民众对权利保护的更高期待，更重要的是能够破解消极保护面临的诸多难题困境。
其一，积极保护打破了消极保护中先侵害后救济的运行逻辑。尽管消极保护制度的设计者主观上并不希望法益受到侵害，但消极保护制度的运行逻辑在客观上呈现为先侵害后救济。对于法益主体而言，消极保护过程可能是一个制造双重伤害的过程。第一重伤害是法益侵害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物质性、精神性、肉体性伤害。第二重伤害是法律救济过程给受害者带来的财力支出、精力消耗、关系破损等伤害。越是便捷性低、公正性低、效率性低的法律救济体系，就越会加剧第二重伤害。传统社会中，厌讼、抑讼现象的重要成因就在于，诉讼可能带来第二重伤害。
其二，积极保护破解了消极保护中某些法益损害无法修复的难题。不少领域的法益损害，如人的死亡、文物损毁、物种灭绝等，属于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损害，无论通过何种责任形式都难以恢复原状。对于这些难以修复的法益损害，消极保护无法起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其实际功能仅在于惩戒加害人和抚慰公众。比如，对杀人犯判以死刑，表面上看似实现了以命偿命，但实际上被害人的生命并未得到补偿，因而这种惩罚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恶制恶式的报应主义。有学者从消极保护的角度来理解生命权，断言生命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空权利”，即无法通过事后救济获得保护的权利。如果将生命权作为积极保护的对象，生命权就不再是“空权利”，而是由许多预防性法律义务和措施加以密集保护的“实权利”，是现代法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加以重点保护的“强权利”。
其三，积极保护摆脱了消极保护中受害者必须出场的困境。以司法救济为代表的消极保护机制，通常实行谁的法益受到侵害谁提请保护的原则，即要求受害人出场主张法律救济。当某些法益，如未来世代利益、生态环境利益、动植物利益等受到侵害，受害者无法出场提请保护时，往往难以实现有效的法律救济。然而，在积极保护模式下，法益主体是积极保护的受益人，其无需出场为自己发声或辩护。
从裁判性规范到治理性规范
预防型法治的兴起和发展，催生了一系列以治理性规范为主体的治理法。在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领域，治理法数量的大幅增加是21世纪以来中国立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中国的治理法可从名称上加以识别和分类：一是防治类法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二是保护类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三是促进类法律，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就业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四是安全类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安全生产法、食品安全法、核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五是“反”字头法律，如反食品浪费法、反家庭暴力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反恐怖主义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虽然上述治理法中亦不乏事后追责或制裁的规定，但其根本宗旨和主体内容聚焦于社会问题的预防治理和综合治理，在理念和风格上有别于传统的裁判法。例如，治理法贯彻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将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群团组织、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家庭、自然人确立为预防性治理的主角，通过配置各种治理性权利和义务，推动各类治理走向民主化、社会化、大众化。
（作者黄文艺，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4年7月1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