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是中国国际法学的研究重镇。她的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和最早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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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系统论、重点论、基础论和共治论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力量和实践逻辑。“一体建设”系统论强调以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一体建设”重点论强调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强化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建设，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完善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机制。“一体建设”基础论强调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要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深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走乡村善治之路。“一体建设”共治论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机制，在共建共治中共享治理成果。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协同思维，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战略统筹。习近平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整体观。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推动政府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加强行政执法活动的有效监督，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要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同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重要论述的系统论、重点论、基础论和共治论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力量和实践逻辑。
一、“一体建设”的系统论：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涉及党的建设、国家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统筹协调、整体谋划、合力推进。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因此，习近平“一体建设”重要论述的系统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论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模式，系统思维是以系统论为基本模式的思维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全面、系统、辩证地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发生深刻历史性变革。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宏大系统工程来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系统思维，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来把握，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远景目标给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三）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二、“一体建设”的重点论：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
（一）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
（二）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四）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
三、“一体建设”的基础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从广泛意义上讲，法治社会是依法治理、依法而治的社会。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使全社会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二）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三）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四）坚持走乡村善治之路
四、“一体建设”的共治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综合化解机制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此，我们需要着力在完善共治机制上出真招、出实招。
（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高度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要从完善政策、健全体系、落实责任、创新机制等入手，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进一步营造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疏导理顺群众情绪，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