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树江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传统法律文化深深根植于本土社会，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习近平法治思想赋予了传统法律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发展道路过程中，人民法院应注重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中华法系智慧、本土司法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
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重新定位传统法律文化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传统法律文化谈到，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可见，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司法中的转换运用尤为必要。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运用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同中国具体国情相契合，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
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运用应遵循三个宏观性原则：一是主动筛选转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有些传统如同基因，日用而不觉，有些传统进入现代司法则必须经过理性筛选。二是厘清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抽象，“器”有形、具体。儒家形而下的“三纲五常”在今日社会已被摒弃，但对于“明德慎罚”等形而上的原则性概念，可以转换运用并指导司法实践。三是科学设定参照标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标准，以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基本价值观念为一般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现代法律文化的性质和基本内容，继承传统决不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触，宪法、法律基本原则在价值判断中应当具有优先级。
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启示与实践
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同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治理目标、权力制衡、私权关系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极富特色的东方大国治理之路，为当代法治建设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一）坚持“礼法合体”与“德法共治”
孔子的法律思想以礼为主，礼刑并用，具体来说就是先礼后刑，先德后法。荀子进一步将礼外化于法，使礼治具备了实现的前提，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礼法合体”的当代实践为“德法共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二）坚持“民惟邦本”与“以人民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历来占据着重要的指导地位。在司法过程中，主张“明德慎罚”，注重“宽宥慎刑”，形成了“五听狱讼”的审判方法，显示了对司法人权的重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和升华，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要求依据宪法、法律来维护和巩固人民的主体地位，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具体到法院工作，突出体现于两点：一是司法为民的基本宗旨。围绕公正与效率的永恒主题，人民法院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到“感受公正”，体现了党性、人民性和专业性的高度统一。四川法院聚焦公正与效率，践行能动司法理念，树立“实质化运行、优质化提升”新目标，围绕“为民司法”“执行实施”等六个优质化工作，结合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智慧法院系统集成、审判质效体系优化等举措，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二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庭审实质化”既是对传统“慎刑”司法观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四川法院通过构建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有效落实了庭审实质化，形成了守护公正的铜墙铁壁。近年来，四川法院发布实施意见，对23种常见犯罪规范量刑，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有力防范冤假错案，确保罚当其罪。
（三）坚持“和合善治”与“抓前端、治未病”
“以和为贵”“天人合一”是中华法系社会治理的终极理想，前者强调主流价值、和谐秩序；后者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被吸纳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抓前端、治未病”的治理导向。具体到法院工作，突出体现于两点：
一是“无讼”理念的传承深化。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无讼”为贵。“无讼”并非“无诉”，不是主张杜绝纷争以及解决纷争的诉讼，而是提倡诉、讼分离，在诉的阶段即解决。“无讼”理念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社会实践，是以法治方式“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该论断点出了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精髓和工作导向。回看“枫桥经验”的四川实践，有很多成功样本，比如：2015年，眉山法院“诉非衔接”经验入选中央改革办党的十八大以来30个改革成功案例，为全国法院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二是“绿色原则”的司法守护。“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既体现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秩序，也代表着引申而出的政治秩序与社会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吸纳传统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近年来，四川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取得了一定成绩。推动出台司法解释集中管辖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环境资源案件，创新“纽扣法庭”“四圈四同”工作机制，合力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下一步，还将继续服务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部署，坚持绿色发展、协调推进、专业司法。
（四）坚持“为政在人”与“全面从严治党”
韩非子有言，“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法家代表人物管子将“廉”上升到治国之维，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论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引导人们要内心充满正气，行为端正无私，“公则天下平矣”。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监察制度体系和官吏管理体系，不仅考评官员的能力，更考评其操守。一是强化品德要求。比如唐朝魏征向太宗进言，谈及“人臣六正”，划分六种优秀为臣者：圣、良、忠、智、贞、直，将道德标准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加强法律规制。比如要求仕宦之家不得与民争利，不得从事商业行为。再比如营造“公私两分”的法治文化。官员犯罪，既可能因贪图私利、徇情枉法，也可能因履职不当、大胆管理而触犯禁令，两者分别被划定为“私罪”与“公罪”，私罪从严、公罪从宽。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髓、汲取世界各民族法治文明精华的前提下形成的包容而开放的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精华，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四川法院必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不忘本来、接续古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