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李大钊。资料图片
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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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明”与“文化”的含义
现代人的认识不完全一样，认为民国时代对文明和文化的混用，源于每个人主观的个人前置设定，然后自说自话。从词源上分析，“文明”讲的是开化与进步，与“野蛮”相对；从词根上分析，拉丁文“文明”与“公民”同源。在古罗马，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才是文明人，外邦人都是野蛮人。“文化”讲的是人类活动印记，与“自然”相对。文明肯定是文化，文化不一定就是文明。从引申的意义上讲，文明的价值判断是卓越与进步，文化的价值判断则是教化与教养。
民国学者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文明与文化都来自清末民初外来词汇，特别是日本西洋读物的中文翻译，都源自中西方的交流和交往：从早期的传教士，到中期的贸易商人，最后到官方的外交往来。严复、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钱穆、柳诒徵、杨东莼等都为民国文化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期文化论者主张全盘西化，后期文化学者呼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人，他也不少论及文明与文化，并且他将文明、文化与法律联系了起来。
评古德诺的恢复帝制与国情论
李大钊对文明兴趣的起因，源自袁世凯聘请外国法律专家为自己的帝制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政府聘请外国法律专家，清末宪政与修律就开始了。西式法律是否合乎国情，一直有争议。民国时代，袁世凯聘请日本人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蒋介石聘请美国法学家庞德。中国法律史学者对他们有较多的研究。
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没有民主与共和的传统，实行君主制不失为一种优良的选择。他对中国国情的表述是：中国民俗重家族轻政治，无选举制和代议制的传统。
李大钊承认中国人政治热情不高，甚至认为，在人与国家方面，除了赋税和折狱之外，普通人基本没有政治生活，只有家族生活。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防止百姓暴动，会自觉省刑罚、薄赋税。但是，李大钊相信进化论，传统也会发生变化，文化可以进步，“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他认为，近世以来，“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这里，李大钊将西式“租税法定主义”的口号拿过来讲道理。“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拿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无代议制则无税收”。当时的李大钊认为，一旦现代政治因素进入中国大地，人民不再远离政治，而会参与政治生活，代议制的口号呼之欲出。
古德诺支持中华帝制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怀疑中国人的“参究政治之能力”。他认为中国人生计困难，政治能力不足。要实行代议制，实属不可得。
李大钊批评说，比较欧美而言，中国人穷，但是比起日本人，中国人可算富人。他反问，既然日本人都可以有参政能力，为何中国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呢？共和精神，不外乎服从法律和反抗苛政，人类之通例，不分中西。而且，中文“共和”一词，可追溯到周人逐厉、召公和周公共和行政。从古德诺事件引申出法律与国情的关联性，李大钊的法律与文明、法律与文化的议题由此展开。
东西文明的差异和法律的冲突
李大钊在《不自由之悲剧》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个文化差异的故事。1917年，北京广德楼排戏《自由宝鉴》，故事讲的是两男女少年，在沪学习期间互生爱意，双方家庭反对。少年爱情意坚，不听父母劝告，被逐出家门。两人辍学，北上京师，想有一番作为。不幸，男生被骗，女生入妓。最后，男生落魄疾亡，女生服药自殉。临终之际反省，终觉得受新思想毒害过深，忤逆古训，自受其辱。文化人对这部戏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旧派梁漱溟“为之洒泪”，新派白坚武“大愤此剧精神注重之失当”。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婚姻自由好，还是旧式道德与家族伦理好？事件发生在1917年，如果往后十年，编剧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会以恋爱婚姻自由讴歌新的生活方式。但是，1917年的中国，新旧文化冲突处于交织阶段，编者才会以旧道德抨击新文化。李大钊是个新派人物，肯定会赞同白君的看法。他在百感交集之余，还是赞成婚姻的爱情基础，反对基于门阀和金钱的婚姻，也反对过于倚重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李大钊把矛头指向了编剧，他批评说，此剧的“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
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李大钊也感叹中国新法制与旧习俗之间的冲突。他说，“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自清末民国以来，婚姻制度的变革也是剧烈的，西式婚姻为一夫一妻制，被当作婚姻的文明，东方的婚姻为一夫多妻制，被当作东方男人的腐朽、落后和贪婪。但是，旧中国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不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妾的制度保留了下来，为了迎合新的道德，发明了“一夫一妻多妾制，妾不算妻”的说法，以形式上的一夫一妻掩盖一夫多妻的实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的理论与他的真实生活是一致的，他是严格一夫一妻制的实践者。
除了主张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外，李大钊还区分了南北文明。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说，文明还分南北，南道文明为东洋文明，北道文明为西洋文明。南道文明得太阳恩惠多，受自然赐予厚，所以文明善自然和解和同类和解；北道文明相反，喜与自然奋斗和与同类奋斗。地理环境决定了社会习俗，南道文明适宜家族主义和一夫多妻，北道文明实行个人主义和一夫一妻。东方重伦理，西方重政治。李大钊所说，有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了。
在归纳东西方文明的一般差异后，李大钊转向了法律文化上的差异：“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
“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李大钊也称，东西文明又存在互补的特性，“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呼吁“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此时，俄国革命传到中国，李大钊称“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国“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他提及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也提及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东方主义色彩，同样提及了中华文明的复活。
中华文明曾经影响了高丽和日本，李大钊深信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再次贡献，“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如同同时代的文人，李大钊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欣赏西式文明，另一方面，他也对民族命运忧虑，总希望有一天能有民族的复兴。
比较胡适的激进西式文化和梁漱溟的保守东方文化，李大钊总体上欣赏西式文化，但是不是那么激进。可以说，民国时代文化的讨论，从全盘西化发展到捍卫中华传统，1918年前后的李大钊属于前一个阶段。到30年代之后，法学家开始宣扬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吻合”，吴经熊在《新民法和民族主义》中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第1条到1225条，百分之九十五来自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但是“无巧不成事，刚好泰西最新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适相吻合，简直天衣无缝”。
1923年至1924年间，李大钊转向研究历史学，他不再使用“文明”一词，而是使用“文化”一词。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将自然与文化区分，自然科学远离价值，文化科学则有价值的判断。与自己见解隔离的是自然，自己而见的现实为文化。“文化于主观有特别的关系，故不得不云价值含于其中”。比较早期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李大钊此时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更为成熟。
李大钊还将社会的研究区分为自然的研究与文化的研究。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形式，为社会的自然科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内容，为社会的文化科学。社会学可以是自然科学，“却以研究现于社会学对象的社会结合上的价值内容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为文化科学”。李大钊区分人种、民族和国民三个概念，“国民的意义是从政治、法律的概念中发生出来的”；民族的概念依据历史和文化，同一历史和文化下的人民或国民，可归为一民族；生理上考察，便是人种，人种既不问政治和法律之统一，也不问历史和文化之异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