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预知未来，我们能否找到一条近乎完美的路径以规避所有的罪恶与灾难，让一切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都变为现实？如果可以，未来就一定会按照剧本般预设的方式演绎吗？
早在20年前，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就给出了他的答案。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人类发明了一套似乎十分完美的系统用以预防谋杀。这个系统由三位具有预知能力的“先知”组成，由他们一同判定某人是否有杀人企图，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定案以抓捕“未来罪犯”。作为预防犯罪中心特警小队队长的约翰被“先知”选中去调查一起发生在多年前的溺亡案件，在查证线索过程中，约翰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所谓的“未来罪犯”，曾经的警官现在成了昔日同事的抓捕对象。约翰一边逃亡一边试图阻止凶案的发生，他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了隐藏的真相，最为正义的预防犯罪中心主任竟是那个幕后的罪犯。在影片结尾，幕后黑手饮弹自尽，主角约翰重获新生，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客观地说，电影《少数派报告》是一部披着科幻题材外衣的法律电影。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东西方司法体制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却是相同的。在这样的共识下，我们便开始了对于在这部电影精彩剧情背后蕴含着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何为公平正义？这个命题的思考对于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而对于这部影片中司法判决形式的讨论，更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命题，仅仅就“莫须有”地定罪能否取代司法体系？当人们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预测未来并对犯罪加以预防时，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只是这种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预测是否准确？是否会必然发生？影片中，“先知”的裁决最初看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以一种似乎科学的心理学理论来进行预测，同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庭”规则，似乎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司法裁判形式。但这种本质上“莫须有”的裁决终究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这就是主观唯心式的判决取代了客观唯物式的法律裁决，正如苏格拉底被雅典所谓民主审判不由分说地判处死刑般的武断，司法体系的几项重要功能已经被这种看似合理的形式所完全抛弃了。
首先，“莫须有”用主观臆断代替了程序正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合议庭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但不是其唯一原则。为实现裁判公正，合议庭还应当遵循审理和评议由同一合议庭进行、少数人意见应当记录在案、疑难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等原则。这些原则的共同目的就是通过正当程序以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排除裁判中的主观臆断。一旦把司法审判的个别原则的重要性予以放大，将该原则独立化、片面化地理解和运用，无疑会使司法审判丧失其公正性和权威性。影片中，司法审判程序的设计者强行抹除了少数派的预测影像、片面肯定多数派的观点直接导致了该系统出现了程序上的漏洞，最终造成冤错案件的发生。坚持程序正义，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是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其次，“莫须有”用对于权威的盲从代替了运用理性的客观判决。影片中运用所谓“先知”的预言预测犯罪与西方的“神明裁判”法律体系非常相似，其本身便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背离了刑法坚持理性、客观的基本精神。对于什么行为属于犯罪，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总体而言，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只有违反国家法律、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根据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才属于犯罪，应当受到惩罚，而只有犯罪动机或犯罪意图都不能构成犯罪，只有付之于行动时才涉及犯罪问题。如果所谓“未来罪犯”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甚至还没有产生犯罪动机时就认定其已经构成了犯罪，无疑会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使无辜的人蒙冤。一个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人，所做之事是否还与他所预见的未来完全相同？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哲学上的悖论。假设一个人能够预见自己的所有未来，那么这个人也就没有未来了。
最后，“莫须有”的裁决用独断专行代替了监督制约。影片通过“先知”的预言认定犯罪，没有为“罪犯”留下任何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独断专行就代替了监督制约。脱离了监督制约的权力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如影片中所展示的那样，脱离了监督制约的审判权导致司法不公，造成冤错案件。
影片的结局，约翰重获清白，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作为法律的信仰者，我深信“莫须有”的审判不仅是当事人的悲哀，也是整个司法体系的悲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远离“莫须有”的主观臆断判决，坚持法律理性审判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身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