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代殿试时策问的拟题基本都是朝廷关心的现实问题，包括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从宋代一些比较著名的状元策的策问题目来看，关于法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制的作用及其与治国之道的关系，如元丰五年（1082年）殿试策问提出“礼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制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淳熙十一年（1184年）殿试策问也提出“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二是现实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如绍兴二年（1132年）殿试策问提出“严赃吏之诛，而不能革贪污之俗”，淳熙十一年（1184年）殿试策问也提出“刑不胜奸，何以防民之伪”；三是法制建设自身所涉及的问题，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殿试策问提出：“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绍熙四年（1193年）殿试策问也提出：“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而状元策也基本上是针对这些问题，阐述其法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
其一，主张因治道而立法。针对治道与法制的关系问题，元丰五年状元黄裳在对策中提出“继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指出法是治国的基本之道。绍兴二十七年状元王十朋在对策中也提出“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异”，并指出“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淳熙十一年状元卫泾在对策中，针对策问提出的“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指出“正纪纲，明赏罚，毋徒徇于虚名，而必责之实用”；绍熙四年状元陈亮在对策中，也明确提出“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有以分也”。
关于如何推行因治道而立法方面，一些状元策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绍兴二年状元张九成在对策中提出要“谨用人，明赏罚，以收天下之心”，并针对策问中的“严赃吏之诛，而不能革贪污之俗”，指出：“却苞苴，断货贿，以励猾胥而惩狡吏，又何患贪污之弗革乎？”
其二，倡导因人情而行法。法是因人而设的，因此推行法制应当顺应人情，但又不能被人情所左右。元丰五年状元黄裳就指出：“置法则从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从人，惟人从法。”如何才能做到既要顺应人情，又不被人情所左右呢？黄裳提出了“以礼趋时”“以法制俗”的主张，认为“不能以礼趋时，则其为法也无功；不能以义起礼，则其为法也无道”，要以礼为根本法，约束人心，制约民俗，保证国家法制得以贯彻实施。他认为，“不能因俗则礼失人，不能制俗则人失礼”，因此，“惟圣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后能为因俗而与之同，能为制俗而与之异”，从而实现“以道应时，以法制俗”。
因人情而行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教化，从根本上预防犯罪。宋代一些状元策在其法制主张中，秉承了儒家一贯的思想，重视教化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淳熙十一年状元卫泾在对策中认为，刑法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罪，“夫防民以刑，则刑章之立，可以不试而民畏也。而刑或不胜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胜民，则奸宄益不胜其多乎”，为此他提出：“先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
其三，要求因时势而用法。如前所述，宋代状元策不论是策论题目，还是对策内容，都是从政治与国家治理的现实出发，回答和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思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法制建设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一些状元策在涉及这个问题时都认为，国家法制建设要顺应时势，从具体情况出发，回应现实的要求。元丰五年状元黄裳在回答“制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的问题时就提出：“物之新故，俗之盛衰，未始有常也。则以法趋时，以义起礼，岂有一定之论哉！”因此，“圣人之在上者，或损或益，以应一时之俗，则救其弊焉”，从而提出“礼以义起，法以时行”。绍熙四年状元陈亮在对策中，也认为法律的适用要根据具体情况，不能机械地搬用。他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的实践为例：“夫子为鲁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诸刑。其说以为教之不至，则未庸以杀。而少正卯则七日而诛之，盖动摇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国用中典，盖不欲自为轻重耳。”
宋代状元策大体上都是以经世致用为圭臬，其所建议和倡导的法制观也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反映了当时法制建设和法制理念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宋代法制的重要素材，也是宋代法制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料。（殷啸虎）
中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历代状元在参加殿试时撰写的策论答卷称为状元策。殿试时策问拟题多出自朝廷和君主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对策自然也多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