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杨继绳（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新闻学教授）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地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这里是第78期燕山大讲堂。今天燕山大讲堂之所以请来杨继绳老师来讲“中国大饥荒”这么一个主题，是基于看清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珍惜今天。掌声欢迎杨老师。
杨继绳：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不讲，我已经有两本书，一套书有80万字，但这本书不让国内未能允许出版看，在国内为禁书，所以我不得不讲。武汉市教育局发通知给中、小学，收缴黄色、反动书刊——《墓碑》。教育局发动学校，中、小学。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还能进入中小学，感到很奇怪，而且还是被归为黄色书籍。由于因为是“黄色”书籍不让看，所以我就得讲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绍一下几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也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图说：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如上图所示，纵坐标为年龄（0—90岁），横坐标为不同年龄的人数，80年代0岁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划，划到20岁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图留下了缺口。按说这个曲线是平划的，是延续的，但缺了一个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图：21岁—23岁这一带人口缺了一大块。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来了。
大饥荒死亡数据如何被隐瞒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有各种估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中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另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3300—3500万。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Curtainof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人吃人的惨剧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心脏，其子女可以拿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肃省妇联主任）：《悠悠岁月》第149－150页）
信阳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个别现象。江苏宜兴是很富饶的地方，这里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肃省通渭县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
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我到信阳调查遇到过一个吃过人的人，问他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口感比较软点。
除了饿死以外，很的农民被打死。打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小偷小摸。地里的庄稼还没有熟，就偷着吃，干部看见，就打，然后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个东西在前面吃，后面马上有人就抢走了，抢吃的比较多，这样发生偷抢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
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过去可以逃荒，但在那个时候不仅不可以逃荒，还不能求救。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非党员不能开。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干部调查时，要挺着胸膛走路，要装成没有挨饿的样子。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需要提到的几个重大事件：
信阳事件。中国死了100多万人。
通渭事件。饿死了三分之一。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等，这些事件非常惨烈，有人向上告状，中央处理了。
罗定事件。广东罗定县，总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万，占全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没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个别现象。信阳附近的粮仓就有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
通渭事件。反瞒产私分。千人现场会，万人斗争会。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县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万人。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食堂停伙,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死亡大量发生。
山西寿阳事件。寿阳“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广西环江事件。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反瞒产私分,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县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杀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无法统计。
罗定事件。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广东罗定县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也就是说，哪个省对毛泽东的向心力最强，哪个省饿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人。
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并非自然灾害
教科书、中央文件上写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这样？我去了5次国家气象局，翻了一些资料，找一些专家进行座谈。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国这三年是风调雨顺？也不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灾害还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么是“常年”呢？有几个曲线：国家气象局对350个站点40年的一个气象资料进行分析，看这三年是不是偏离，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条线，我就说两条。
第一条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当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离。这三年的降水量跟这条虚线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这些年代，没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厉害得多，但1959－1961这三年却饿死人了，这三年是常年，偏离比较小。
生长季影响作物增长，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还有其它几个指标，不属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是苏联逼债吗？
后来又说是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我通过查大量的资料，对这个历史予以否定。
苏联1959年是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跟农业无关的合同，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这就说明我们的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
说苏联逼债，教科书上讲对苏联债务是怎么还的。实际上苏联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周恩来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比偿还外债花费更多的是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
据记载，当年曾从加拿大进口一船粮食，已经运到太平洋了，中央一个命令，就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尔巴尼亚。我们就挨饿，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其实比我们还要好。
天灾也好，是苏联逼债也罢，这都是借口，真正原因，是落后，制度的落后。
粮食在1949年建国以前不紧张，当时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进口粮食。1949年以后，沿海城市就不进口粮食了，所以就较紧张。后来城市人口增加，工业化粮食就非常紧张了，1953年就开始搞统购统销。到1958年粮食却突然多了起来？为什么？当时放了很多“卫星”，苏联于1956年发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跟着高兴，跟着庆祝欢呼，跟着自豪，而自己干了什么好事，有什么成就，也叫发“卫星”，粮食单产叫发“卫星”，自己科研搞了一个小成就也叫发“卫星”。
陈毅可能是被骗了，当时在场地上堆了一些东西，外面是一层水稻，下面都是糠。陈毅副总理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景象。
粮食这么多怎么办？毛泽东很着急。就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种植方针。所以就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大吃不到两个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断了粮。
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学研究粮食综合利用。不久，这些科学家肚子也饿得不行，就把课题改为研究代食品。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议。说虫子怎么吃，青草怎么吃，虫子的营养价值比粮食还高得很，中央还发了文件，人民日报还登出来了。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所以就全国大炼钢铁，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中央也搞了一个炼钢炉，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当总指挥。炼钢铁使全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树被砍光，生态到现在还有影响，还没恢复。
出现钢铁后，各地就建厂，搞工业化，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这些厂都是瞎搞，瞎折腾，浪费资源，粮食也不种了。
粮食是吹牛吹出来的，说吹牛不纳税，但在当时，吹牛是要纳税的，由农民纳税。粮食产量高，征购的指标必然会提高。征粮食就是拿公粮，强制性征收的。1953年以后就是统购统销，农民的余粮得卖给国家，不能卖给食堂，吃饱以后没有余粮，刚秋收以后，所有的粮食估计得交给国家。种子、饲料、口粮都卖了。粮食征购指标是从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县，粮食产量高，征购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1957年就很紧张，就征多了，当时的情况的是超过25%农民就没饭吃了，这些年很高。这么高的指标要征购，农民没有粮食交怎么办呢？就会瞒产私分，本来是产一万斤，农民就说是产5000斤。所以后来在全国就搞了一个“反瞒产私分”运动。这个运动非常残酷。
案例：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时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沟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广仁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斗争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安玉清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了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长久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用脚踢。这样的例子很多。
各个省打死人情况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饥饿，中央政府当时采取什么措施？1958年以后，因为胡闹，毛泽东当时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反“左”的。毛泽东发现过后，就开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三了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1959年7月开会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进一步恢复正常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于7月14日，批评大跃进，讲的一些真话，7月23日毛泽东就出来讲话，反左马上变成了反右，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3600万人当中的三分之二是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
西方是议会政治，我们是会议政治
本来是反左，毛泽东一次的讲话，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外国的政治是“议会政治”，中国政治是“会议政治”，“议会政治”是民主制度，而“会议政治”是专政制度。所以“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的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皇帝要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很多人还会说情，。会议制度下，连求情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彭德怀挨批评以后，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所有的将军没有一个人为彭德怀说好话，解放前，他们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打击。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时，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粮食库存不断增加，1960年6月，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安徽7．05亿斤；四川41．61亿斤。当时饿死很多农民，农民在粮库旁边看着粮食，一边喊毛泽东主席救救我们，很多人饿死在粮库旁边，有抢粮的，但多数地方都是在等着政府放粮，但政府就是不放粮。皇权社会还开仓放粮，在共产党执政下，饿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放粮，可见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库存粮食在增加，而且还在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288.34万吨，1959年出口415.75万吨，还出口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这些看都看不见的东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扣饭”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这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
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1927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江苏省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完全消失。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这是讲具体的制度，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公共食堂等等。
从根本来说，还是制度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讲：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世界上几乎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苏联发生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鲜，都发生过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全社会变成了一架听命于中央的大机器。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业不能够通过改善经营得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力。
既然全社会成了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的大机器，就不能有“噪音”和“杂音”，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最高当局的声音。舆论必然一律，言论就没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消费都受最高当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么从上到下，就是一层奴役一层。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国民性。
大饥荒带来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越少，信仰完全崩溃。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义旗帜，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如果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理想被搁置以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如果执政者把维护自己地位当成最高目标，没有理想，这个政权还有希望吗？
虽然以保卫执政者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没有希望，但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的新希望：现代民主制度将在极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然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们，用你们睿智的大脑、用承担千斤道义的铁肩、用饱含爱国热情的巨笔，全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及早地用现代民主制度告慰3800万饿死的英灵！
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吴敬琏资中筠石小敏等
张维迎
时代毕竟不同了，民众的视野和眼光都比过去宽广深刻了，不恭敬地说，民众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好欺骗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如指掌的民众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并不是靠小米加步枪，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的方式打赢的，它是中国军队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相对于由上百上千万吨钢铁以及动不动由几十、几百个师参与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地雷战》、《地道战》之类近乎于过家家式的所谓“抗日战争”，不过是一种用低级智慧和粗糙艺术手段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幻象，与主要的、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国家媒体还播放了其他抗日题材影片，但这些影片同样不能从整体上反映抗日战争全貌，除了《血战台儿庄》之外，我们甚至很难了解中国当时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和唯一合法领袖蒋介石委员长运筹帷幄指挥和抵御这场侵略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很难看到中国数百万正规军对日本侵略者全面坚决的抵抗，很难看到中国军队将士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征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位于中国主战场之外某个山沟里领袖人物拿腔拿调的装腔作势（这里有艺术失败的原因），是把小型战役夸张为抗日战争主战场（平型关战役之类）的肆无忌惮的历史虚构，是把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娱乐化为把一泡屎埋到地下当做地雷（《地雷战》中的情节）的弱智游戏，是傻瓜一样的民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被“毛主席的光辉”沐浴（《地道战》中的情节）以后，才突然从傻瓜变成聪明人的对人民的公然侮辱。所有这些与历史真实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影片，都是为了某种国家目标编造出来的，它们绝非艺术，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虚意识形态幻象。
那么，权力者为什么要制造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呢？为什么非得用这种与民众智力水平相差甚远的意识形态幻象自取其辱呢？是高烧三十九度二出现了谵语症状，还是被毒品之类的物质弄得精神系统出了问题？
这事很值得说道说道。
2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汤因比论汤因比·历史-胜利者的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汤因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就在他说这句话（1972年）的时候，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正酣，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创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妄想着之妄想，它在其演进中获得了切实的国家形态，这种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态，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特殊的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就是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概括的由极权主义宣传和极权主义组织拼合而成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往往用灌输来替代宣传。他们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暴力的使用与其说是恐吓民众，毋宁说是为了推行意识形态教条和散布意识形态谎言。”阿伦他反复强调，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
为了做到这一点，极权主义必须依仗严密的组织，“组织和宣传时相辅相成的”。阿伦特所说的“前锋组织”或许会有很多种类别和名称（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意识形态专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党组织和党组织周围的其它政治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前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实质都是为了使宣传和灌输成为（维护国家政治运行的）民众日常生活。阿伦特指出：“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这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比较温和的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散布宣传，直到（社会）的总体气氛（完全）被极权主义毒化。”
读到这里，读者对历史为什么会被曲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作品”面世，应当会有所领悟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汤因比表达的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忧虑，那么，我们遇到的就是某种政治力量对历史和现实活生生扭曲和野蛮强奸。
我已经说过，在极权主义状态下，没有本真意义上的文学、戏剧、电影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精神创造。正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充斥在出版物、舞台和银幕上的全部是意识形态载体，全部是与权力者在精神上相通的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全部是不对意识形态构成侵犯的才子佳人的狎昵讨巧，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些东西才会被国家力量承认为“艺术”，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被国家力量允许存在，只有这种东西才能够被国家力量纵容，这也是六十年来中国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独立哲学意识的文学家、戏剧家和艺术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里似乎宣示出一个真理：在一个完全被国家权力操控的社会，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体被极度压制和扭曲的社会，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被国家力量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往往与艺术毫不相干，原因很简单，它必须承担和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
3
那么，《地雷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又具体承担着哪些意识形态功能呢？
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爭胜利65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活动上，中共领导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抗战，这篇社论没有提及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战的贡献。
看了上述消息，说实在的，就像吹嘘自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生了得的人，突然被人揭发说“丫昨儿晚上为了免打给东京泼皮牛二洗脚来着”，感觉很尴尬，非常期盼《人民日报》像陕北人形容猛人那样“日一回天”，再发表一篇社论，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马英九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等一干人全是欺世盗名的骗子，那时候我们将会多么振奋呀！
遗憾的是《人民日报》再什么也没说。
莫非马英九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说的是真的？
4
说实在的，我们不知道。
5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的。
党派可以消亡，中国却将永存。
中华民族共处于历史大潮之中，迫切需要大智慧，超越党派和族群，以大视野看待过去，谋划现在，构筑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尊重历史和还原历史。我听说一部描述国民党军队奋力抗日的电影《喋血孤城》最近开始在大陆放映，但愿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非常不希望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一一对应为现实，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六十年来，借助国家力量对民众的“宣传”和“灌输”制造了太多太多的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不但覆盖了六十年前的历史，更覆盖了全部六十年历史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我们几乎被谎言埋葬了，在如此严酷的社会情境之中，你怎么能期望在一个早晨突然天晴日朗，所有的谎言都远离我们而去呢？
如果谎言关乎江山的颜色，如果谎言关乎某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命运，如果谎言关乎某些人是否还可以继续巧取豪夺，那么，任何对历史真实的求索都会遇到谎言制造者和维护者的殊死抵抗，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很可能是对的。
（2010-9-9）
1
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的猪都是散养的，所以你经常就会看到猪们卧在阳洼洼的泥土里晒太阳，舒服得发出呻吟，即使从它身边走过去它也懒得看你一眼；由于散养，本来应当很蠢笨的猪就变得像狼一样矫健，三五条青春勃发的猪为了争夺爱情在山坡上窜跃，犹如黑色闪电，往往会使你发出这样的疑问：“天哪！这难道是猪吗？”我见到最极端的情景是，一只猪和主人一家睡在一条炕上，每天早晨都要主人来唤醒：“日你妈的，起！”就起来了，先到院子里透一口气，然后就很没有吃相地在食盆里吃早饭，然后就嘬着牙花子溜达出院子去找其他猪神聊，或者春心荡漾去追逐风骚俊俏的小母猪，看样子活得相当惬意，比我们这些被扔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舒服多了。
我们说猪感觉生活很美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可以直接向大自然索取食物，不必全等着主人的喂养。大家都知道，经过人类长期喂养，已经很难说猪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了，在我们那里，由于被散养，它们既有食草动物特征又有食肉动物特征——它们酷爱一种叶片很厚实的多浆植物，吃起来没够，十分上膘；偶尔它们也会弄一两只野兔、田鼠之类开开荤，我曾经亲眼看到一只猪在草丛里耐心地咀嚼兔子脑袋，出现在它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它还冲我笑了一下，那种享受的模样不亚于我们到高级饭店饕餮一顿美餐。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正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在猪们以它们热爱的方式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省、地区、县、公社联合下发文件，说散养的猪都成精了，成天糟蹋粮食，得圈起来，逾时不圈者，要像惩罚超生那样罚款——谢天谢地，仅仅是罚款，没有把妇女按在田垄上割断输卵管之类的肉体惩罚。于是，就像当年打击日本鬼子挖地道一样，家家户户开始修猪圈，犹如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很快就焕然一新。野惯了的猪见发生了这样的事，心里很不高兴，尖锐地叫着，有的甚至撒泼打滚，骂很难听的话，不愿意被驱赶到圈里去。猪拗得过人么？结果全部被圈进去了。
公家做事情讲求个效率，缺点是往往心血来潮考虑不周，譬如把猪圈养起来这件事，就没有想到这样一来等于断绝了猪们采撷野食的路子，得额外增加饲料。那时候，集体化农业生产导致整个陕北大地满目凄凉，人民饥肠辘辘，眼睛都冒着绿光，每一颗粮食都很金贵，给猪吃一颗就意味着人少吃一颗，庄户人哪儿会舍得呢？结果猪就被饿成了骨架，肚皮像两张纸一样贴合在一起，经常就会被风吹到墙上，悠扬地落下来。被饿成了这样，就是再流氓成性的猪也失去了风流的兴趣，公猪不风流，母猪怎么怀孕呢？结果集市上连猪娃子也看不到了，猪的存栏数受到了很大影响。
那时候“存栏数”是被列入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的，存栏数下降既不符合上级精神，基层干部脸上也不好看，压力很大。我曾经听一个公社书记训斥大队干部：“公猪不日母猪？那你是干啥的？”台子底下“哄”的笑起来，公社书记找补说：“我不是叫你去日母猪，我是说，无论用啥办法，一定得把存栏数搞上来，这是政治任务。”
在中国，什么事情一旦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被执行的力度就会显著增强，结果是：猪圈又全部拆掉了。
那是初秋，我被招工即将离开小山村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也还记得被解放了的猪欢呼着从猪圈窜出来的情景——它们终于摆脱桎梏，回到它们惯常的生活中去了，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继续在阳洼洼泥土里惬意地晒太阳，可以继续在山坡上撒野，可以继续在树丛中进行激烈的爱情争夺了……生活还会延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也许没有什么诗意，但那是属于自己而非被强制的生活。
怎么想起要说这么一件事了呢？源于北京最近发生的事。
据报道，2010年8月11日，北京市召开了“全市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会”。根据会议部署，今年年内，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力争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要实现社区化管理。
“社区化管理”是一个很温馨的名字，但是在这里它的本意却延伸了，延伸到了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境界：“封村管理”。“封村管理”是什么意思呢？从报纸上看到照片和描述，原来就是用铁栅栏把村子封闭起来，凭证件进出，就像战争年代的兵营一样。
把村子弄成兵营好不好？据说好极了，“会议透露，大兴区的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通过实施治安防范常态化、矛盾调处及时化、房屋出租规范化、村民管理自治化等有效手段，村庄管理水平提高、环境改善、治安秩序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好极了当然还要搞下去，“近日，昌平区成为北京第二个开始村庄社区化管理的区县，首批44个村的封闭管理已开始推行。……会议要求，根据本市推进村庄社区化管理的统一工作部署，年内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力争达到50%以上，2011年全市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实现社区化管理。”（引文据《新京报》2010年8月13日）
这是我们这个神奇国度每天都在发生的诸多神奇故事中的一种，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倘若政府心血来潮，规定人民不许管孙子叫孙子了，统一改口叫“老大人”、“爷爷”或者“祖宗”、“太祖”，说这是政治任务，不改口就整死你，你不是也得乖乖儿改过口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民众意愿无通道表达的情况下，被政府强行铺排成为政策并进而演变为社会现实的。千人骂万人恨的“拆迁条例”，不就是在民众意愿无通道表达的情况下成为劫掠民间的恶法，无数民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至今无人能够撼动吗？我们伸长了脖子眼巴巴期盼的那个“官员财产公示”，不也是在民众意愿无通道表达的情况下一再被拖延，最后终于胎死腹中了吗？在这样的奇境之中，发生“封存管理”之类的事情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
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来实现。如果要对聚居的村社居民加以激励，那么就需要获得村社居民行为的信息。一种方式是现代模式，信息的获得依赖于独立的公共力量，那么势必需要一定比例的警察和官员；而传统中国则是采用了保甲制度。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不足，而亲属和邻里之间的信息获得较为容易，因而通过保甲制度充分利用民间的信息资源，这是政府的一个理性选择。
事实上，保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利用村民内部的信息优势，同时也有很强的设计性，其设计的目的是对收集信息的劳动进行分工，从而实现监督的专业化，如同现代企业内部的科层制度一样。商鞅变法，首先通过“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
商鞅设计的制度，将奖惩与信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制度的要点在于：（1）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2）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3）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4）群体中的一人违法，集体承担责任。前两点决定了民众应当关心和监督的范围，是责任承担的基础，否则，民众去关心和获得信息是漫无边界的，要求远距离居住的居民之间互相告发，显然是不可能的。后两点，则是激励手段：如果不对告发或者隐匿信息的人加以奖惩，就不会产生告发的激励；同样，如果不采用“集体性惩罚”，而仅仅是处罚知道信息的人，在事前其他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关心、收集和获得信息。
保甲制度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权组织方式的根本所在，它以株连的方式，强制地在老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平监视，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将涣散而无系统的民众，以一定的数字与方式，精密组织之，使成为有系统之政体”。这进一步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在官僚很少的情况下，克服了由于疆域、政府规模、官员数量、行为特性所带来的信息成本问题，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
中国稀缺富有良知、有所担当的学者，唯独不缺为政府意志鸣锣开道、保驾
有必要具体说一说“连坐”和“保甲”制度。
所谓“相坐之法”，就是依据这种观念设计出来的。
张维迎指出：“商鞅变法，首先通过‘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商鞅同志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描述应当是这样的：对统治集团来说，基层稳定至关重要，而要达成基层稳定，首先要稳定基层政权，强化责任体制；其次是提高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使之在稳定社会方面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措施就是赋予基层政权以国家能力，让基层政权用铁丝网把乡村封闭起来，“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实行所谓“封村管理”。
被张维迎视为“就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的连坐保甲制度或者说“封存管理”的实质是要让民众之间相互保证，相互监视，相互揭发，任何人成为任何人的敌人，而政府则高高在上，在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过程中执掌赏罚的权力，充当裁判者：如果你听到某人非议朝廷或者看到某人做了危害朝廷的事不向官府揭发，腰斩；如果你觉得用道德的堕落换取利益是值得做的事情，决定当一回小人，跑到政府有关部门举报说：“某某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亲耳听见丫抱怨朝廷命官贪污腐败……”你就会被国家认为建立了与杀一个敌人相当的功勋，或者被授予某某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称号，或者被加官进爵，跻身于得利者行列；你如果不讲政治，遇到危害朝廷的事不揭发不检举，反而在警察讯问的时候说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甚至不知深浅地把罪犯藏匿在家里，那么，你的罪过就相当于投降给美国了，照样儿得治你。
我们说商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于他老人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社会的秘密政治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谭嗣同悲愤地慨叹“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喜悦地赞赏“百代皆行秦政制”，都和商鞅同志在伟大的改革事业中建立的丰功伟绩有关。
我们继续考察“连坐法”。
在国家力量介入下，商鞅同志的“连坐法”不但在秦朝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还成为了绵延不绝的历史景象:汉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代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搞变法，也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则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到了清代，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由此实现了统治集团对民间社会的严密控制。
1932年8月，国民政府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来先后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湖南、绥远、福建、浙江、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及北平（今北京）、南京市，1937年2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
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连坐暂行办法，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内政部一名长期从事编查户口的官员谈到为什么要采用联保连坐法时说：以往，政府用悬赏来奖励检举者，但赏金的代价往往不能抵偿因受“匪方”报复所受的损失。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后，便起到拘束民众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
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给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官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联保”、“连坐”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废止。
我们关于民国时期施行保甲制的仅有一点儿知识来自新中国拍摄的电影，在这些电影中，保长往往被塑造成流氓土匪，坏得没边没沿，而且一律长得獐头鼠目，豺行蛇迹，丑得吓人，恶得吓人……这已经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了——你国民党那个“联保连坐”的办法不行，缺德哩，我们共产党不那样搞。
专制主义是有惯性的，共产党非常想走一条新路，但是到最后仍旧没有摆脱国民党的窠臼，夺取政权没有几年，人民还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毛泽东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组合作社，把农民的土地重新收了回来，在城市进行大规模工商业改造，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我不好意思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大队、小队，目前的村委会、村民小组以及城市街道居委会之类的基层组织就是过去的“伍”和“什”，更不好意思说它们具有“联保”和“连坐”的功能，是变相的保甲制，但是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我们的确不难发现，它们的内在机理有很大的相似性。
改革了，开放了，人们的言论空间开阔了，正是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结果我们看到一只奇异的鸟飞了过来，栖息在经济学枝头上，眺望着古老中国的深处，说：“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古代中国，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至少从国家控制的目的而言是如此。正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实施的连带责任，和其他体制一起相互配合，维持着帝国的一统。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大规模推行，在地方一级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起到了维持政权的重要作用。”（张维迎：《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
秦晖先生把问题看得很透彻，他在《经济学家岂能成为扭曲理论迎合权力的幕僚》一文中指出：“……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我叹为观止的,也正是这个东西。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认为：“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可以按照周围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他的个人发展来界定他自由还是不自由。”（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个被置放到量杯中的标本，大概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吧？问题是，我们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种命运呢？让我们从教科书中寻找答案。
尽管可以认为民众的生存状态受制于历史文化，但是在最终意义上，仍旧取决于国家形态，即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一个政党掌握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权力，它总是怀有一种重新组织社会、决定社会价值观的冲动，它通过控制公民的偏好、监视他们的行为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的方式来干预公民的个人生活。我们把这种国家形态称之为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与传统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者有很大区别，独裁者对他的臣民的意愿漠不关心，极权主义却强调大众的积极参与，注重为该体制在民众中激发热情。进入现代以后，极权主义统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利用电子设备对公民进行监视，国家干预和控制私人行为，并由此对政治生活和思想进行管制，成为他们极为热衷的事情。
北京大兴区在推行“封村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据说思路是这样的：一、趋同管理，即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对待、同等服务，切实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二、改建先行，通过“筑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凭证出入”等措施，对自然村落实行相对独立的社区化管理，房屋出租户一律统一挂牌招租；三、整合建站，将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民调室整合，建立融合“三站一室”功能的村综治中心，由社区民警与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前移打防关口；四、加强巡防，在村庄内配齐、配强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队伍两支村庄专职防范力量，发挥群防作用；五、科技安保，根据村庄内街巷数量分布等情况，确定监控探头数量和点位，进行统一安装，建立镇、村两级监控平台，全天专人值守。
好吗？很好，社会如此井然有序当然很好。
但是，在这件事中，我们看得到具体的人吗？看得到村民作为个体的愿望、要求和为了幸福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吗？看不到，横亘在我们眼前的只是政府权力作为管制者的巨大身影，其他的一切都被遮蔽了，民众不再是民众，成为了抽象的被管制对象，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
我曾经惊叹《动物庄园》、《1984》、《我们》的作者对人类精神前景深刻的另类把握，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会如此迅速如此直接地演变成为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有人论证说人类离专制只有五天，我们这里连五天的距离都没有！我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被置入到了专制主义的杯量之中，我们没有血液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我们仅仅是被浸泡到福尔马林溶液中的标本。
（2010-8-31）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没有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全社会苏醒，财政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起步，预算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2007年“5.30事件”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核心原来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或“‘民’选‘主’”的问题，而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
什么是中国的宪政目标
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的认识。
除了政府征税目前不受任何约束外，政府的财政收支更不受任何实质性的制约，且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根本就不透明。以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为例，国家发改委为什么决定将这4万亿的45%投在“铁公基”上？又为什么是4万亿呢？这4万亿是谁决定的？谁审议批准的？还有，在这4万亿中，为什么有1万亿投到了四川的灾后重建呢？这里面有真正的“预算”么？为什么不是按四川各地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需求数字，譬如8750亿或者12352亿，而是1万亿这个整数？发改委的决策者一拍脑袋，一个省就1万亿下去了，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是花的纳税人的钱呀！上述事实和数字说明，目前我们政府的征税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根本没有现代“政府预算”概念，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和制约，而完全是过去计划经济中政府决策者任意拨款、花钱、搞大项目、做面子工程的那套做法。在这么一个财政体制下，还不会出事吗？还不会出现腐败吗？
社会问题出现与财政体制有关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尤其是进入21世纪这10年来，在我们的社会内部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一起接一起，且不断增加，这是一个有目共睹和无可否决的事实。纵观近几年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我觉得可以粗略地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不断曝光，大面积地发生而又屡治不果；我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正是因为上述4类问题不断恶化，才导致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我们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常常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做了分析。上述四个深层次的问题，哪个不跟我们财政体制连在一块呢？政府手中钱那么多，掌握了近8万亿元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远远超过10万亿元！这么大个“盘子”，财政支出又不透明，政府官员的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这不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吗？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难道不与这种财政体制有关？上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社会的四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我们的财政税收体制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把民主预算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概言之，从建立真正能约束政府征税权和从促使政府财政预算支出透明着手，修改《预算法》，同时修改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把税收（宪）法定的原则写入宪法，明确纳税人的权利，从而“做实人大”，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受民选代表的实际审议、约束和批准，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较为显见的逻辑链条。要做到这一点，显然还需要通过法学界、政治学界、财政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各界和政府决策层之间的广泛对话，以形成一些改革的重叠共识。有了共识，我们才能起步，才能开始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
如何形成上述重叠共识？这就呼唤“新启蒙”。“新启蒙”的前提是要弄清我们自己的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西方近代的宪政史，去研究外国财政史、中国财政史，且通过广泛对话，先在启动政府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上达成一些“重叠共识”。实际上，“新启蒙”，呼唤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既然预算民主是未来中国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只有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我们才有望展开预算民主政治的建构。“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不光是指纳税人本人的个人意识，而且是指全社会的人（包括政府领导人、决策者和财税部门的政府公务员）对维护、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认识和意识。全社会的“纳税人权利意识”，现在看来至少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每一个纳税人个人来说，依法纳税，首先要明白和意识到个人不再是交“皇粮国税”，不再是通过个人的奉献来支援国家建设，而是与政府建立一种权利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我缴税给你，是要你为我提供法律、制度、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我纳税养了你，你要为我们纳税人谋福利”（马克思也曾说过：“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
第二，对于在政府财税部门工作的每个国家公务员来说，征税、收费，形式上是在完成上级交付的征税和收费任务和计划指标，而事实上却是从纳税人那里要取一种“无对价的给付”，即从纳税人那里要钱。
第三，对发改委的人来说，批项目、搞刺激经济的计划，是在花纳税人的钱，故不能只考虑高速度、大项目和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不能大手大脚地花纳税人的钱，而是要把钱尽量用到纳税人身上，尽量花钱为纳税人服务。
第四，对政府执政者来说，他们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发工资，来管理整个社会的运作，因而不能只考虑经济增长速度，只考虑政绩，而是要花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做事，为纳税人谋福利。
从上述四个方面看来，“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纳税人个人的“维权意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纳税人权利的时时意识、认识、尊重和维护问题。很显然，没有这个“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全社会的苏醒”，我们的财政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起步，预算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只有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民主预算制度的建设才有望起步，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建设才能真正开始。因而，在当下，我们呼唤的“新启蒙”，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
新闻自由可缩小信息不对称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试图证明，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制度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出问题，会出现市场关闭现象。
其实阿克洛夫没有太多地从证券市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不同的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异化比较大。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和二手车市场比起来，二手车毕竟卖的是车，你可以上路跑一跑，试一试，检测一下，如果你很有经验的话，基本可以把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和欺骗的空间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所以后来我进一步做了研究，就想看一下，新闻自由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我得出的结论是，从经济市场来说，新闻自由很重要，尤其是从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没有第三方监督，中国股市靠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曾表示可以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分成五层：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媒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陈志武：如果说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要求每一家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披露一次财政状况，那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是，所有的公司都说我们这个季度的财务状况很好，未来的前景也很好，没有任何的关联交易。因为没有一个机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要讲真话，必须要有第三方来进行验证，进行实际的背景的调查，找到数据和具体的交易细节，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
如果到最后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去验证，那么他们自己说的很可能是垃圾。公众以为他们讲的都是真话，但实际上都是一些欺骗信息。
特别是凯恩这样的公司，它不仅仅涉及到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的问题，还涉及到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讲有更大的理由给媒体提供充分报道的自由。不然中国一个多亿的股民，把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去买股票，他们平时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创业股的背景怎么样，不知道公司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不知道大股东是不是通过内部的一些交易，把中小股东的一些权益转移掉了。全国1600多家的上市公司，他们管理和控制全国1亿多股民的个人财富，到底被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通过管理员交易转移走了，这个必须通过媒体独立自由的监督来看护。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看不出来中国的股市是一个靠得住的股市。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新闻媒体对这些交易的调查监督，尽管今天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最后一定会走一个市场崩溃市场关门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媒体，靠市场上的一些机制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
陈志武：媒体监督必须存在。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上市公司作假违规是通过监管部门先披露出来的，有多少是媒体先发现、揭露的？很明显，绝大多数的财务作假、金融欺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案例，都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监管部门再去管。
因为这里面很明显是有不同利益驱动的，所以简单地依赖监管部门肯定是不够的。本来法院可以起一些作用，但即使是正常运作比较可靠的法院也都是被动的，因为没有人起诉的话，法院不能够对作假、欺诈、关联交易作出制裁。必须有受害者去起诉的时候才有可能做这样的事。
你们同事被通缉就更进一步说明实际上在中国仅仅靠法院体系做到保护千千万万个股民利益都不可能的。你们去做报道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动用公检法的力量去通缉、追捕。这个是法制不可靠，公权力霸道的最极端的表现。
新闻自由度越高，市场发达度越高
陈志武：就是刚才讲到的阿克洛夫的一些理论，只不过做了一些延伸，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远远比其他商品市场上作假欺诈的空间大很多，而信息的透明、充分、准确这些也比其他市场更有必要。我研究了45个国家，新闻自由度越高的，他们的市场发达度越高，透明度越高。换句话说，他们的股票资产是良币驱赶劣币的市场。
在中国，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度远远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那么高，比如最近唐骏的假学历的丑闻出来后，新华都的股票价格根本没跌还涨了一点。股市根本已经麻木，无法通过对信息的正确解读来定价。这意味着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劣币驱赶良币的地方。这就是阿克洛夫讲到的柠檬市场的特征之一，即市场没办法区分好坏，好的也是这个价格，坏的也是这个价格。这样一来逼得好的公司没必要做好了，反正市场也没法把好的区分出来；而坏公司就受到鼓舞，慢慢把好公司也变成坏公司。
所以新闻媒体的报道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把信息的充分度、准确度尽量地提升到一个足够的水平，让股市的投资者尽可能地有这个信息基础去区分好和坏，把股市从劣币驱赶良币的市场变为一个良币驱赶劣币的市场。这种转变和发展如果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是不可能出现的。
经济观察报：在发达国家，新闻媒体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市场制度设计的一部分，在中国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以便让新闻媒体更好地对这个市场发挥作用？
陈志武：希望相应部门能够重视一下，原来基于政治方面考虑的新闻管制体系必须要做出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新闻媒体如果不能放开，很难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立法层面可以修正，比如“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这样的条款，这个是很荒唐的刑法条款，公安局检察院却可以依据这条法律拘捕记者。所以，第一步可能要做的是公检法要认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第二步是全国人大要修改法律，特别是刑事犯罪的法律。即便是有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话，一般的也是作为一个民事责任，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而不是一个刑事责任。这个区分要非常严格。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度，当我们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工具，都可能指向更加错误的地方。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而他的那些热情的读者们，更是不知道常识在哪里。
作者：苏小和
先说群情激奋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是的，郎咸平现在似乎不反对国有企业改制，只是提醒众人，必须在一种健全的监管制度下，在一个合理的法治背景下展开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是忽略因果关系的废话！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的大面积存在，才导致我们的监管制度和法治建设不成气候。国有企业用一种产权模糊的、垄断的、反市场的方法，抑制了市场效率的提升，阻挠了社会公平的达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企业不彻底走出阴霾，美好的监管和法治，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么？在这里，郎咸平第一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企业和企业家才是推动市场进步的主要动力，一个没有企业和企业家支撑的社会体系，注定是一个乌有之梦。这正是这么多年国家反复强调首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因。
再说说他那危言耸听的新帝国主义言论。产业链阴谋，金融超限战，都是一些狭隘民族主义假象敌思维，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却是合作共赢。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今天，一家标准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今天，全球贸易再也不需要军队护卫，全球通行的产权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有了普适性的规则。通过谈判桌取得对方的市场经济认可，比派出一支军队更有效果。相同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冲突，只有当文明遭遇野蛮，战争才不得已成为一个选项。在这里，郎咸平第二次站在了常识的对立面：谁都不会渴望战争，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有文明的人们，都期待沟通与妥协、互惠与互利。这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第三看看他的大政府主义，看看他不断呼喊的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主张。必须强调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理念，凡是政府强势的地方，私人经济必然凋敝。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2亿的农民工，90%都在私人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私人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扩展市场，发展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而绝不是郎咸平的所谓大政府主义。
历史作证，政府一直在试图掌控所有的资源，到文革时期，政府甚至干涉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曾经因为在屋后种植了几行白菜遭受批斗，也曾经因为睡了一个姑娘被逼着向组织向领导汇报，我们曾经被要求穿统一的衣服，留统一的发型，如果不是思想生长在每个人的内心，相信我们的政府早就给我们每个人安装了一个思想控制器。仅仅就经济而言，政府曾经管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口粮和布匹，一个小卖部也必须冠以国营供销社的头衔，我们的国家是不是由此变得强大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由此变成了小康社会呢？可以肯定的认为，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一些进步，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退出部分市场，让民众自由竞争。哪个行业政府退出得早，退出得彻底，哪个行业就繁荣昌盛；哪个行业政府牢牢把控，哪个行业就会效率底下，腐败丛生。在这里，郎咸平第三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政府和个人权利从来就是一对矛盾，那些期待大政府大福利的人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你们会因此得不偿失，你们不仅无法得到房子和美食，你们还会因此丢掉宝贵的个人自由。
现在，我想对那些破口大骂的人们说，我和你们一样愤怒！如我，暂住在北京，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也没有给我社会保障，今天不劳作，明天可能就失去了口粮。我看见有人醉生梦死，看见有人拖着自己的小摊，被城管追得无路可逃。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可是我告诉你们，郎咸平种种违背常识的所谓学术观点，不仅不能拯救我们，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苦难。郎咸平扛着由你们捐赠的人民币，可以打着饱嗝回到香港、回到台湾，可是我们却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寻找幸福，寻找自由。我们需要回到常识，需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权利，清晰的产权，清晰的知情权才是我们活着的尊严与理由；我们需要自由迁徙，需要自由言说，需要自我反省，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郎咸平那些呲牙裂嘴的演说，那些虚张声势的书本，都给不了我们。
诸如此类的毫无节制地使用“黑社会”三个字，弄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还真以为大家都被“黑社会”包围着呢。其实，从西方人对“黑社会”的定义，以及世界各国的存在过的“黑社会”现象来判断，中国目前社会上的“黑”，不应该简单颠倒成“黑社会”。这种简单的颠倒不但是推卸责任，也会混淆我们当今的社会重大弊端的症结所在。
中国“黑社会”现象兴起于民国时代，终结于1949年的“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可与此同时，久违的“黑社会”现象也沉渣泛滥。那么，如何看待“黑社会”现象？用什么方法对付“黑社会”？我想，我们需要更理性地回顾黑社会的历史，客观看待、分析它在历史上的“功过”，以及检视世界各国都是靠什么来对付“黑社会”，消灭黑社会的……
这样的题目本来应该是共和国里拿政府钱财与民众税钱的“专家学者”们来做的，我自不量力，只是以此博文抛砖引玉，或者投石问路……O(∩_∩)O哈哈~
海外华人“黑社会”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我竟然说“黑社会”在历史上的“功过”？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黑社会”有过，难道还有“功”？我不妨换句话表达这个“功”：“黑社会”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的世界各国都没法避免的必然产物，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那么一点点“进步”的作用……在你开口大骂我脑袋进水前，请耐心看下去。
我先讲一种让我深恶痛绝的“黑社会”，那就是目前仍然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大家知道，西方国有不能歧视少数族群的政策，所以，政府不能有意泄露不同族群的犯罪比例，可我们大伙心里都清楚，美国个体黑人的犯罪率高得离谱，而贩毒、走私、卖淫甚至杀人的有组织犯罪，由华人黑社会干的比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族群。作为一名“华人”，我为此感到羞愧。
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由海外华人组织的“黑社会”在历史上不但曾经保护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家回顾一下，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卖猪仔到美国，扶老携幼逃亡到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些国家当时都对华人实行极严厉的歧视政策。更糟糕的是，华人被歧视被侮辱甚至被杀害的时候，却往往无处伸冤。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完善的保护人权的政治体制，主流社会也是歧视、打压华人等少民族，华人甚至没有聚会和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华人要自保自助，除了形成自己的“小社会”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绝大多数华人的“黑社会”、“地下”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有相当多的“黑社会”，在当初只不过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帮助来自唐山的同胞，共同对外（大多是当地的主流族群，包括白人），世界上的唐人街有一大半就是这样形成的……
大家知道，如果当初西方政府真要下决心剿灭华人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是没有能力的，几个“严打”就搞定了，当时的西方国家也并不完全是“公民社会”，至少对少数民族如此，但它也不是一个超级无比的“黑社会”，所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后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华人“黑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尤其是那些有互助性质，用于自保的“黑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了，因为，民权运动取得了成功，法庭成了说理的地方，公民享有了人人平等的权力。公民社会形成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可以游行示威办报纸了，华人能够参政议政了，华人能够投票选总统了，华人不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当部长州长的，请问，你还要“黑社会”干啥？
在这种情况下，“黑社会”发生了分裂，原来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越来越少，当今存在于西方的黑社会，几乎都是走私贩毒卖淫等等，但数量已经小得可怜，而且，警方在侦破一些案件后，也几乎不用“黑社会”这种词，只是使用犯罪团伙。大概是因为，他们只是躲在暗地里犯罪的一群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号召力，也没有能力在当今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去开辟一个叫“黑社会”的阵地。
从海外华人的“黑社会”组织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在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在各种“社会”百家争鸣的时候，在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前，“黑社会”作为“社会”的一种应运而生。没有人喜欢黑社会，但它却有在一个历史阶段内存在的必然性。
没有“黑社会”的日子一定是最黑暗的日子……
有人也许对我的“必然性”提出质疑，我想这是那些拿工资的严肃的学者们的工作，他们不妨去统计一下：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哪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黑社会这种现象？我在网络上同一位在美国访问的德国籍社会学家聊天，问了他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下说：可能有，但这样的国家政权一定不存在了。
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黑社会”的国家政权一定不会存活到今天！这就是那位德国社会学者的有点极端的结论。这位学者可能也感觉到话说过了，于是提醒我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德国：纳粹上台后，用了短短几个月，就用“严打”唱纳粹歌曲的方式，用国家权力“一统社会”，“黑社会”荡然无存的同时，连“社会”也被国家垄断和包办了……而同时期的美国，却是历史上黑社会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这样两个西方最优秀的国家，后来带给世界的后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也许有人说，这和允许“黑社会”存在没有必然的关系吧？错，不但有关系，而且有直接的关系。回顾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与成千上万个朝代，只有独裁专制和集权国家，才不会有“黑社会”存在。当然，就更不会有“黑社会组织”，因为，民众根本没有结社聚会的自由，何来“组织”？中国的秦朝和后来的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只有农民起义运动），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兴起和最猖獗的时候正好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最宽松的年代。而此后中国人遭受最大灾难的时候，例如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是绝对没有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年代，那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法犯法、杀人放火的年代，却也是干净得连“黑社会”都没有的年代，民众只是政府的附庸，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累了就唱唱红歌……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那位德国大学者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对我说，不允许任何“黑社会”存在的国家，其自身政权一定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朝鲜等一两个国家依然存在，那里，绝对没有任何形式的“黑社会”，只有政府主导的“红社会”——问题只是，这唯一的一两个国家政权，还能存在多久？
好莱坞大片消灭不了“黑社会”
一个脑袋没有进水的人，绝对不会傻到去为“黑社会”辩护，但一个良心没有被水淹的人，却绝不能对历史与现实都视而不见。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极端之中，不是把幻想中的乌托邦当成了现实，就是不得不把丑恶的现实当成了乌托邦来接受。我也想中国永远没有“黑社会”，或者这个社会里没有一点“黑”，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从三十年前的“红社会”一下子跳到当今文明国家早就拥有的公民社会，可是，在这个地球上，有哪一个国家是能够“大跃进”而成功的？“大跃进”让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还不够吗？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提到美国的黑社会，大家都想起好莱坞大片《教父》等，于是，就有了一个印象，美国的黑社会就是靠“严打”搞定的。这就大错特错了，那是好莱坞电影，不打打杀杀，能够赚你的钱吗？那么，美国的“黑社会”是如何摆平的？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历史上一度猖獗的黑社会现象？
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标志美国公民社会的最终形成，歧视政策不在，也是导致了今天奥巴马总统当选（他的偶像就是肯尼迪），华人最终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与权力……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击败、取代“黑社会”的典型案例。
其实，无独有偶，世界文明诸国与地区几乎都走过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日本不用说了——现在很多成为日本人骄傲的、让我们惭愧的“株式会社”当初都是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是看看台湾地区，我们大概都记得当初的“法务部长”小马哥马英九严打黑社会的事迹，其实，台湾的黑社会逐渐式微，绝对不是靠小马哥的严打，而是靠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尤其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彰显、司法独立的法治，小马哥只有在这个大环境下，才能展开公正公平的严打，他的“严打”是法治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法治的破坏……
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故事讲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否则就有点“画蛇添足”，也让编辑朋友难堪。可我还是忍不住说几句作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和负面的现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泥沙俱下的阴暗面？又如何去对付以至消灭这些负面的社会现象？是用开历史倒车的办法？还是认清现实，坚定信心，大步走向未来？这就不再是专家学者们的课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思考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选择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就拿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黑社会”现象来说，我们都想消灭这种社会的丑恶现象，但如何去消灭？是用回到过去，回到“没有黑社会”的秦皇汉武的集权专制时代？回到“阳光灿烂”的文革时代？回到不但没有“黑社会”甚至连“社会”也被国家无孔不入侵占与腐蚀的时代？用早请示晚汇报用唱红歌的办法？用破坏法治精神的办法？用剥夺公民权利，让所有的人都重新回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之下的办法？还是……
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都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社会问题要用社会来解决，“黑社会”要用公民社会来对付。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依宪法享受自由的社会，就是公民拥有民主权力的社会，就是公民享受人权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迟迟没有到来的最大原因，不是中国人愚昧落后，而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太强、太野蛮……所以我要说，用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去打压社会，去清除“黑社会”，不但无法清除“黑社会”，而且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