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题：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主持人冒大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先生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先生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先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先生
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女士
我们还很荣幸地请到几位出席高峰对话的嘉宾，我会在随后的环节一一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还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北京大学各兄弟院系代表、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和校友们。欢迎你们的光临！
历届光华新年论坛都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今年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参加本次新年论坛，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志攀教授致辞！
吴志攀：尊敬的厉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代表学校在论坛致辞。首先，向厉老师致敬！今年是厉老师从教60周年纪念。60年来，厉老师在北大的讲堂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给我们这些后学无穷的智慧和温暖的力量。在这里衷心地祝愿厉老师永葆学术青春，也祝愿厉老师开创的事业繁荣兴旺！同时，我也向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同学们致敬，对大家在201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表示祝贺，感谢大家对北大所作出的贡献！
2015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真是不平淡，发生了很多在我们看来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许多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看到了许多兴衰沉浮、悲欢离合，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唐德刚先生曾经做过一个比喻：“近代来的中国就像是一艘船要通过历史的三峡，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认为2015年就是中国穿过历史三峡的关键一年。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尤其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都变得更大、危机感更强。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是，中国的问题十分复杂，这种状况令政府、社会和公众都非常期待，同时又感到又非常纠结。到底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现实，有什么样的良方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众说纷纭。幸运的是，我们共同认识到，许多问题到了无法回避的关头，我们必须直面、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今年央行取消了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限，全国法院系统同期100多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突然就无法可依了。1991年8月13号，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颁布过《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今年6月23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决定，把挤压的100多万件案子很快解决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很好地阐述了法治中国，对未来也作了一个很好的、大家都拥护的规划。我们学习法律的人都熟悉孟子的那句话“徒善不足以为政”，这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在座的有很多领导、很多企业家，还有很多学者和同学。我们的同学也是未来的企业家，或者未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以及咨询意见的专家和学者。让我们一起努力！从我们自己做起，严格守法、严格要求，督促我们自己守法，同时也监督我们社会的执法。保护好我们自己，约束好我们自己，通过建立对法制的信仰，促进法制中国的建成，谢谢大家！
厉以宁：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和内容都已经印在发给大家的小册子里面，所以，我今天不照着那个内容讲了，大家回去看。我这里关键要讲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
第一个问题，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是总经理，而不是董事长。因为董事长和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均负责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对经理层的监督。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在这个方面，董事长是企业的监督者，而不是干预者，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确。企业由谁来管呢？企业要给总经理独立权力，让其独立承担责任。要加快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且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来选聘经理人。我们首先把这点认清楚。
第二个问题，选择总经理的权力在董事会。因为根据《公司法》，股东——包括控股的股东——都没有选择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层的权力。经营者的产生是要经董事会聘任的。所以，董事长直接指挥、干预企业是不合法的。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选择经理人，包括总经理，是董事会的责任、是董事长的责任。我们要谈，能不能从民营经济中选择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国外有这个例子。法国的国有企业可以选民营企业家，他们把私营企业家叫做总经理。因为你来之后，就不是私人企业家了，而是作为公司的聘任者，以聘任者的身份在企业从事自己的职业。这对法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要把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区别开，因为非竞争性行业有它的特殊性。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完全有可能由董事会在市面上找到合适的、懂业务的、能够认真负责的人来做总经理。在这里还应该讲明的是，为了做到不管你从哪里聘人，从民营企业家队伍里聘人，或者自己聘人，一定要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因为行政级别实际上妨碍选拔有用的、有责任感的人才来从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
最近国务院所公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就包括竞争性的行业可以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国有资本没有界限。只有在非竞争性行业，在那些要害行业中，国家才要控股。竞争性行业，国家不一定控股，它没有资本的界限。行政级别的存在妨碍了优秀人才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层，这点是我们在今后要注意的。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个职业经理人市场，中国还没有。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在试用职业经理人制度；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加快了这个过程。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历史经验，而中国没有。中国现在最缺的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职业经理人市场做准备，这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所有愿意担任职业经理人的现有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辞去自己的职务，不再用自己的行政级别来参与职业经理人的竞争。
第二、如果现在企业中的经营人员无论认为自己适合本行业，还是适合另一个行业，都可以自己提出申请，通过请咨询公司或者其他机构来帮忙介绍。一旦介绍成功，谈完之后，经营人员辞去原来的职务，不再使用原来的行政级别。这就使更多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
这样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就可以形成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对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加快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中国需要发展两个重要的产业。一个产业就是企业咨询公司，因为能够做一个企业高管的人，有面子、有身份，他不会带着自己的简历到处跑、到处找人。在国外也是这样，这类人有专门的企业咨询公司来帮他做。比如，我找企业咨询公司看我适合在什么行业，他们会拿掌握的资料来进行寻找。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今后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对过去业绩的考核是重要的建立基础。你如果在哪个企业，哪个企业赔；你到那个企业，那个企业又赔，当然赔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自己还有责任吧。所以，这个对职业经理人是很重要的。今后凡是在简历上造假的人不能进入职业经理人市场，以信义为准、诚信为本，这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后能够成功的原因。
为什么不能搞平均主义？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按照平均主义搞过普惠制的入股，结果没人关心企业经营状况，只关心自己股票涨了就卖掉。所以说，这种情况对中国股市不好。一定要把真正的产权激励搞好。产权激励制度的提出，实际上是符合现在经济学中的“共享经济”原则。为什么呢？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点，就是说，社会财富利润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共同创造的，这点没有问题。光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不能产生社会财富；光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不能产生社会财富。
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可以试点的。试点总结经验，慢慢走向成熟。我们不要寄太快的希望，要循序渐进。但是规则一定要有，规则大家都得服从。这样随着中国股份制的进一步深入，一直到“共享经济”的完成，将会出现新的情况。
最后，这个问题讲完了，我再讲一点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当前对经济形势有各种观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期。新的发展理念已明确指出了，我们今后一定要根据新的发展理念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创新是摆在新发展理念第一位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创新。别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30年前比尔盖茨不是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吗？也在大学城周围做咖啡馆、跟人家聊天。今天这些年轻人都有了创意、创业、创新的愿望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中一定要看懂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旧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了。
举个例子，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对务农、办家庭农场的积极性高了。所以，我们在农村做调查时就发现，农民希望进职业培训班，希望要懂农业技术、要会使用农业机械、要会管理农场、要会营销农产品，这在全国要有上亿人。这就是人力资本深化提高的方式，也是中国新人口红利产生的源泉——注重职业技术教学。我从贵州刚回来，我们光华学院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们可能都记得，十来年前，我刚接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组组长的时候，曾经在光华学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有条件的老师们到毕节学院去讲几个月课。很多教员都响应了，轮流去了。这次我到毕节去参观毕节学院，学院没有了，房子还在，而且房子比过去更大了、更多了。毕节学院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毕节学院是综合性的学院，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改了，一个大招牌，挂着叫“贵州工程综合学院”，变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了。它变身后，有的是车床，有的是更高级的生产设备，90%的学生都找到工作了，这就是一个大变化。
在贵州毕节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个区，这个区是职业教育区。职业教育改变了一个区。政府在这个区里面盖中专院校、盖高等管理学院，学生在这里大量集中。集中以后干嘛？向贵州以外的省输送技术人员。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所以我们对前景是乐观的，谢谢大家！
冒大卫：再次感谢厉老师的精彩演讲，我想今天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下今天的雾霾指数，考虑一下出门要不要戴口罩、今天要不要开车。在我的印象中，十年前“霾”这个词还只是用来形容我们的心情，没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词已经从我们心中走到了现实世界。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环境问题成为阻碍发展的巨大障碍。“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环境会得到改善吗？我们会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吗？这些疑问也许我们能从下面这位演讲嘉宾中找到答案，有请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吴晓青：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在“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言，也很高兴就我国尽快推进绿色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大家一起交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首次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统领，提出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建议》全面部署了推进绿色发展的六大措施，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还特别强调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坚持绿色发展。这是党中央全面立足于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新常态”全面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影响范围广。东北地区36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的城市达到28个城市，也就是36个城市有28个超过了重度雾霾，灰霾的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及周边地方7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达到39个，面积超过了53万平方公里。
第三、污染程度重。许多城市PM2.5的日均浓度值连续超过250，部分城市超过500，个别的PM2.5小时浓度值甚至达到1000。频繁重污染的天气污染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
以上事实反映出，我国要在“十三五”实现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是因为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
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的扭转。2014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31个省份城市中仅有2个城市达标。在32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23个城市的PM10浓度不降反升，大范围的灰霾天气不断发生。我国地表水监测断面近10%为重污染，主要的江河湖流按功能计算，达标的只有60%左右，城市的黑臭水体大量存在。我国土壤污染的总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的超标率达到19.4%，重化工业废弃产地的土壤污染严重。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的环境风险日益显现，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一公里。
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3%，但消耗了全球23%的能源、46%的钢、接近60%的铁矿石和水泥，煤炭消费总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污染物排放量处于高位，2014年我国主要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别为1900多万吨、2000多万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居于世界第一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国43%的煤炭，生产了55%的钢铁、40%的水泥、52%的汽柴油，同期产生的主要污染占了全国的30%以上，成为我国污染最重的区域。夏天臭氧超标、冬天雾霾污染随之而来，原因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环境支撑了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认为，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再也无法支撑粗放式的发展需求。因为已经没有多少环境容量可供我们使用。实际上，我国还是世界环境压力最大、环境矛盾最多、环境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加快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当然，从当前的情况和发展的态势来看，我们推进绿色发展已经具备许多有利的因素和良好的基础，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实践可供借鉴。
对此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十三五”时期被列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转变发展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接受和遵循，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将近十七八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增强了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认识到，什么样的保护要有所作为，什么样的发展要有所不为，自觉地做到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从发展生态经济中获益，在生态建设上由“要我做”变成“我要做”，环境保护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生态自觉进一步增强。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绿色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制，保护生态环境实践的深度不断提高，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汇集。我认为在“十三五”和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一是增强绿色发展的定力，转变发展观和发展理念是当务之急。越是经济增速下行，越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环保的底线，充分发挥好环境对经济的优化作用，促进绿色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供应。
二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推动多污染物的联合防治，联防联控和流域的共治。
三是加快工业的绿色化升级，努力改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局面，全面推动绿色生产，推动传统制造业和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绿色产业，加快培育节能环保市场，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节能环保主干企业。
四是推动绿色消费的革命。积极倡导环境友好型的消费，实现能耗和环保绩效的领跑者制度，推动引导公众向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方式转变。绿色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变革，将超越和摒弃现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状况，塑造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13亿人口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生态是最公平的福利，环境是最基本的民生。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这就是“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
最后，祝本届新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刘振亚：尊敬的厉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次论坛聚焦中国发展2020，研讨“十三五”的发展改革、创新等重要的议题，这对于凝聚发展共识，促进经济转变方式、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源是经济社会的血液。今年9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的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全球的电力需求。这对于推动能源革命，促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下面，我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的实践，向大家汇报并介绍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有关情况。
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源的发展史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进步的变革史，18世纪的中期，煤炭取代了薪柴，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后期，石油的开发和电的发明，催生了现代工业、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但是，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资源增长。2014年全球的消费煤炭是82亿吨、石油336亿吨、天然气3.5万亿吨。按照目前的开采程度，全球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可开发部分别只能再开采110年、53年和54年。就连生产石油的沙特这样的国家，世界对它的油产量比较乐观的估计是64年，比较保守的估计只有48年。其实这个危机已经存在，但人们的意识是很不够的。
二是环境污染。全球的能源化石消费总量从51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4年159亿吨标准煤，在生产、运输、存储、使用的各个环节，对大气、水质、土壤、地貌等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三是气候变化。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已经达成协议，提出将全球的温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的目标，并为控制在1.5度以内而努力。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本世纪末温升将超过四度，造成海面上升、粮食减产、物种灭绝等灾害，将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1995年第一次柏林气候大会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持续谈判，采用碳定价、碳交易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旧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最近100年来，全球的气温已经上升了0.74度，实践和事实证明，根本的出路是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实施两个替代：即能源开放实施清洁替代、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能源的消费实施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是清洁发电，尽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清洁能源占主导。
新世纪以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新一轮能源变革蓬勃兴起，2000-2014年全球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增长了26%和45%，我国年均增速也分别达到49%和68%。目前，我国的风电装机达到了1.1亿千瓦，光伏装机达到3800万千瓦，比2000年分别增长了322倍、1770倍。新能源发展的势头比人们预期的更快、更猛，全球新能源只需要开发万分之五就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清洁资源是极其丰富的，要实现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必须构建全球能源的生态，即全球能源互联网，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一次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能，各种终端能源都可以用电能替代，电为中心是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全球能源互联网依然是电网。
为什么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电网，而不是其他网？因为所有一次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终端的能源消费都可以用电来代替，所以决定了全球能源互联网不是铁路网、也不是公路网、也不是石油管道，而应该是电网。
第二方面，什么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是全球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实际上就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特高压电网是管电，清洁能源是给煤(以限制)，全球能源互联网是集能源传输、市场交易、信息交互、智能服务等于一体的互联网，是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开放的系统，是创造巨大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平台。全球能源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全球能源互联网就像人的血管系统，信息互联网就像人的生理系统。
大家知道信息互联网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将全球连在了一起。信息互联网已经建起来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一定会建起来。信息系统连了以后，大家说有副作用、有黑客，但是利大于弊。联合国一个副秘书长曾这样问我，全球能源互联网政治上敌对的美国和俄罗斯能连吗？我说能连，信息网就是这个例子，利大于弊，有黑客是副作用，但是也有办法来解决。不接受也得承受。
我们正在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落地工程，欧洲的超级电网、北非向欧洲输电的沙漠计划等互联计划正在推进，这些都将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已经具备，但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提高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根据国际能能源署的数据，预计2020年无论风电还是太阳能，都可以降到每度电三毛五分钱左右。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正在研发的储能电池有望在未来的五年把能量一度提高到目前的五倍，成本降低到目前的1/5。清洁能源的经济性和竞争力有望在2020年前后超过化石能源。
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国的新疆风电，每度电相当于五毛钱的人民币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把这个电输送到目前缺电的德国，在新疆的风电8美分，输送4-5美分，到那边12-13美分，而德国的电价平均是25美分及以上。大家看，我们经常说的国际贸易，在将来的国际贸易中重要的是电。为什么？有差价，有利润，就有国际贸易，就有跨州的贸易。
第四方面，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创造巨大的效应。
一是从现在起到2050年，无论世界和中国，清洁能源的比重将占到整个能源使用的80%以上。到2030年、2050年，我国清洁能源的装机将分别达到18.9亿千瓦和54亿千瓦，将占到整个装机容量的57%和90%。火电装机将在2025年前达到12亿千瓦左右的峰值，因此现在必须严格控制东中部的煤电，以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而且已经有的煤电厂也应该逐步减少发电。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到205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一半左右的水平，如果这样，完全可以使全球的温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甚至1.5度以内。目前零排放解决的主要是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问题，无法解决碳排放的问题。
三是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新增电力投资将超过50万亿美元。2016年到2030年，我国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总投资将达到2.2万亿元，10KV到750KV的配套电网投资将达到4.5万亿元，西部地区清洁能源的开发投资将达到5.6万亿元，合计投资12.4万亿元。这样每年可以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140万个左右。
五是促进世界和平。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缩小地区差异，减少国际争端。为什么能减少国际争端？化石能源，无论天然气还是煤炭，都牵扯外交和局势。让世界成为一个能源重组，天南地北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排放国，能源的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占到世界的23%和28%，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0%左右，是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导致了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雾霾上行的突出矛盾。经济下行要靠投资拉动、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雾霾上行要靠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来解决。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有效解决经济下行、雾霾上行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展望未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衷心希望全社会凝聚共识、积极参与、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为全人类创造巨大福祉，实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杨志明：尊敬的厉老师，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农民工这个题目能够走入北大光华论坛。为什么呢？因为农民工举世瞩目。去年2.74亿人农民中进城务工经商的有1.6亿人，相当于去欧洲劳动力的总和。这可以说明其在世界上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流动范围之广。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封面人物就刊登了中国东莞四个农民工，充分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经济“起稳向好”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样，去年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也选择了优秀的农民工快递员去美国敲钟。这也反映了马云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农民工快递员在中国快递业崛起中有超常的竞争力。
一般中国快递员每天一个人可送货四五十件。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在工资、实物激励的多重作用下，快递员一天送货竟达到上百件，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6.8亿件的快递是靠三四百万农民工跑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服务千家万户换来的。所以，中国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目前正由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劳动大军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当前，我国速度增长的机遇变为质量提升的机遇，对应到农民工，正在发生着由过去规模扩张的机遇，转变为不断提升素质的人力资本机遇。我们可以预测，我们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不仅仅是设备、技术、管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就这个题目，到2020年前，中国70%的农民工将由普工转成技工，将由人力资源优势加速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
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中国农民工的发展道路，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面临的新挑战和2020年前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位做一个交流。
先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道路。世界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共同的规律，这里有“两个同步”：第一，起飞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促进、基本同步；第二，进城就业和进城生活基本同步、互为促进。中国的特色在哪里呢？我们经过国际比较，认为最主要在这三点：
第一、就业的带动。中国引导农民工有序进城就业，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扶持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十一五”期间，大体吸纳了4500万人。“十二五”马上收官了，大概是4000万，总体城乡之间流动能够进退有序。
第二、保障地权。世界上有好多的国家因为没有解决好“两个同步”，往往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贫民窟”“城市病”，比如在亚洲，我们到印度看看，新德里建设的还可以，但是到老德里，站在桥上一看，桥下就是有名的千人洗衣房，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到孟买也是，60万人民居住的贫民区，一般人都不敢进去。南美也一样，巴西繁华的背后，也有10万个聚集的贫民区。更有甚者，委内瑞拉建了金融大厦，45层没有竣工，贫民窟人们就上去了，号称世界最大的贫民窟。
第三、我认为是渐进转移。从80年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生产力极大解放，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劳动力富裕外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下子农村工业化率先起步了。那时候放下锄头，拿起榔头是普遍的。到90年代，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加快，进行了异地转移，这个时候放下农具、开动机器，很多人放下镰刀、拿起瓦刀。进入新世纪，随着我们加入WTO、工业化的加速，大部分农民工走出黄土高坡，跨越大江南北，深圳农民工最多有一千万人。所以，是这样分阶段的推进使农民工现在到了融入城市的时候。这次“十三五”规划建议到2020年，有一亿人在城市落户也源于此。
那么，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作出哪些重大贡献呢？我们认为：
第二，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目前制造业70%以上的是农民工，建筑业80%以上的是农民工，一般服务业50%以上的是农民工。北京街上跑的，一汽合资的奥迪、广汽合资的本田，到一线看一下，80%的装配工都是农民。我们刚刚去格力空调看了一下，格力空调七万人，除了一万人搞管理以外，六万人都是农民工。中国高铁1.6万公里、纵横交错的道路桥梁、民用汽车的中国制造，还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都是农民工辛勤劳动汗水所得。
第三、农民工还为改革发展增添了活力。农民工具有城乡双向流动的特点，率先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由过去计划经济一场定终生，到现在一技养一生。所以，农民工勤劳优秀品质和我们市场改革取向高度契合。
我第二点给大家简要地谈一谈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农民工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样经济“新常态”下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对农民工就业总量的压力。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什么情况？就业难和招工难“两难”的矛盾将成为常态，也就是农民工总量增长，增幅下降，布局变化。最高峰去年仅仅501万，今年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数字。东部地区基本上低增长、微增长、零增长，个别还是负增长；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增长，才使总量保持了适度增长。
我们也分析，为什么呢？一些普工的短缺，反映农民工有限性所致。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已经在中国由无限供给进入有限供给，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和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讲的它的第一个拐点基本相近。
第二、工资收入将由过去的大幅增长转入稳步提高。“十一五”“十二五”前期都是20%的增长。经过“十二五”的中期，2013年增长13.4%，去年增长9.8%，今年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农民工将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收入稳步增长。上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也曾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第一、低工资拉动经济起飞；第二、企业转型和工人要求加薪交织在一起，叫罢工潮，我们叫加薪潮；第三、产业升级和工资增长良性互动。似乎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演进过程中。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常态”呼唤着农民工的技能提升。虽然速度由高速变到中高速，但是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进入加速。农民工以过去二产为主，现在快速地向三产聚集。两个行业逆势上升：一个行业是电子商务，拉动了快递业上升，农民工投入进去；第二是家庭服务业逆势上升，近几年每年新增都在一百万以上。中国人勤劳，世界上30%家庭有家庭服务需求，中国只有15%的家庭需求，约两亿家庭，创造三千万的就业需求量。这几年已快速发展已经发展到2000万，到2020年前，1000万也将快速的成长起来。
那么，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过程中遇到哪些难题？概括的讲有三大难题：
第一、缺少技能，稳定就业难。农民工要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最大难题是缺少技能，有技能先落户，少技能后落户，没技能难落户。给农民工加大技能提升，是当务之急，是解决面临关键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次“十三五”规划把农民工进城计划写了进去。
第二、改善住宿条件难，包括在大城市落户难。农民工大多数住宿条件简陋，住在地下室，住在城郊小产权房，住在简易的集体宿舍。2013年检查北京地下室住着一百四五十万人，中央下决心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需求。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有望破解盖房子的人住房难，建起房子的人买房难的现象。
第三、维护权益难。农民工现在仍然面临着小微企业劳动合同率签定低、工资总体偏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偏低、劳动争议发生率高、商死亡事故发生率高。必须加大力度解决。
冒大卫：就业是衡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保质保量地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下面要请出的这位主题演讲嘉宾，他组织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基本思路等国家重点战略规划，今天在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对于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有哪些解读，有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徐宪平先生发言。
徐宪平：尊敬的厉老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周我回到工作过多年的湖南省岳阳市，参加洞庭湖国际观鸟节，场面十分壮观。由此我联想到不少城市持续出现的重污染天气，我们不可能像鸟那样集体迁徙，寻找适宜的生存点，不可能逃离现实，只能面对现实，改造现实。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必须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旧模式、老办法，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这样一个抉择的阶段、重要的关口。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发展的理念摆到五大理念之首，强调创新发展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摆在核心位置，贯穿一切。“十三五”时期如何让创新发展的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谈三点看法。
首先，要推动思想观念的创新，这是当务之急。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如同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创新源于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同文化的融合，要扫除阻碍创新的各种思想障碍，就必须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弘扬敢想敢干，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充分激励的创新文化。让每一个怀抱雄心和梦想的人有足够的创新机会和空间，要真正地认识到市场和企业是创新的根本力量。要围绕企业来优化创新环境，配置创新资源，让企业真正担当起创新主体的责任，让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要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入。政府在创新上不可能包打天下，政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实施普惠性的创新政策，为所有的创新者鸣锣开道，排忧解难，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有宪有为的举国机制，聚焦最重要的领域和问题，强化基础研究，攻克关键技术，破解重大的瓶颈制约，形成我们的杀手锏。
第二、推动技术领域的突破，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国家竞争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才是持久的增长动力源泉。蒸汽机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诞生了信息经济，让我们步入了奇妙的互联网时代。现在技术领域的突破正在引领一些重大的变革，比如低碳技术引领能源生产消费的变革，生物技术引领健康和农业领域的变革，智能技术引领制造业的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互联网的变革等等。前一段社会上有些人在争论、讨论，“互联网+”还是“+互联网”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度的争论和解读。制造业是我们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平台，两者都是创新发展的战略重点，融合起来，前途无限。
我们要从供给端的改善为主，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互联网为创新要素推动技术管理、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催生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从而提升我们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未来世界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无数的智慧大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互联互通互动，将改变经济社会的生态，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要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根本保障。推动创新最重要、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我们目前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创新人才动力不足、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要素价格扭曲等等问题，都与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关。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很多，为了冲破壁垒，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遇到绿灯抢先走，遇到黄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以制度创新激励市场创新。让创新走上快车道，要多一些绿灯，少一些红灯，让创新不要走弯道，不要走小道。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表明，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在第90名。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多年，深感政府四大职能，经济职能太强，服务职能薄弱，监管职能滞后，管理职能不足。新一轮政府大刀阔斧，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但是，行政审批事项只是一个方面，在政府常常的权力清单中，还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监察、行政裁决等等很多项，能不能够缩减到四五个项，并且真正地放给市场和社会。这说明政府转变职能还任重而道远，制度创新还大有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我到深圳调研，看到了创新发展的希望，深受鼓舞。深圳以全面创新、重构创新生态体系来推动经济转型。近五年GDP接近翻番，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36倍，人们关心的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只有3.36微克，背后支撑的数据是什么？深圳投资率只有17%，远远低于全国46%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水平。深圳研发投入是国家平均投资水平的2倍，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这一连串的数字说明深圳已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近了创新驱动的新阶段。
冒大卫：谢谢徐宪平主任，创新发展需要凝聚共识，大胆实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主动实现经济全球化，实现国内与国际精准衔接是顺势而为。从文化层面看，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也是大势所趋。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有请！
袁明：尊敬的厉先生，老师们，同学们，2002年我跟着厉先生在这个百年讲堂做了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主题演讲，13年了，那次是吴校长主持的。13年过去，今天能够再跟厉先生在北大的百年讲堂，在光华新年论坛上讲我的看法，我觉得很美好。13年前我的题目是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从人类文明的大框架下来看，生命力在哪里？我觉得文化的生命力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曙光是能看到一点文化的生命力，我觉得最要紧的要有现代能力。所有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但是那是过去，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要经受现代洗礼。
在我看来，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世界文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对非西方，各个主要文化都在自我审视、自我表达、重新定位、扩大影响。所以，跨文化的能力，学习别人的能力，接纳他者的能力，就体现这个文化的生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我认为文化的能力要有倾听青年、理解青年的能力。青年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80后、90后，他们是随着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追求和梦想，和我们或者年纪更大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未来，要懂得倾听他们，理解他们，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能力。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燕京学堂，一个来自美国女学生，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以后到中东做自由撰稿人，她有很多思考和反思，对自己在美国精英大学接受的教育有了重新的思考。她只有24岁，叫艾伦斯。在三个星期以前，我在北大一个演讲当中，讲大国青年，她在地下听，她站起来挑战我。她说了一段话，她的中文不那么流利，但是可以基本表达清楚。我第二天正好碰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跟他说，昨天有一个北大燕京学堂的女学生，她跟我讲她在中东跟难民在一起的感受。安南先生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份发言稿？我回来就说，艾伦斯，你用你的母语英文再写一遍。她写了，今天我又把她的英文再变成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
艾伦斯这个讲话我非常感动。我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跟中国的年轻人说要做大国青年，要有理想。但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她用她的经历给我上了一堂课。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倾听青年的声音，要理解他们。
最后，关于文化的生命力。我觉得要在网络时代，在技术力量这么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要想怎么用人的灵性去把握技术？技术本来就是人的灵性创造的，但是怎么能够驾驭好这样的一种由人的灵性而来的新局面。人的灵性是什么？我还是呼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多一点诗意，我们不要完全成为技术的奴隶。诗意是什么？厉以宁先生写过很多美好的诗词，就是一个生动的榜样，但是今天我要用光华管理学院一位年轻老师，就是上个月蔡洪滨院长我们一起开会，我听到金李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在教育，在北大，面对的每个年轻学生，就像一棵棵树苗、小树一样，我们做的就是要在他们的树当中增加一道道的年轮。我觉得这个话讲的就非常的有诗意。我想我用这样的愿望结束我今天的讲话，谢谢大家！
冒大卫：下面我们进行圆桌对话，我按照座位顺序拔他们一一请上台，他们是：高峰论坛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绍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烈宏
IGD资本创始合伙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
58赶集集团CEO姚劲波
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梁建章
首先，我想问一下吴总，吴总一直在汽车行业，做高级管理人员，现在又做汽车工业协会的秘书长，中国的汽车业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从数量上讲，2000多万的常量，2000多万的销量，世界第一。但是，在转型升级方面，也面临相当的挑战。吴总给我们展望一下汽车行业未来五年的发展，重大的挑战和你认为的解决之道。
吴绍明：我现在已经不是企业家，汽车产业是一个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家知道它大而不强，它不强的原因就是创新能力滞后于产业发展。所以，跟咱们今天的几位嘉宾讲的主题，跟咱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非常契合的。我们怎么样面临这个挑战，就是解决创新能力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是汽车产业的一个大课题。中国制造2025，包括“十三五”规划，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都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蔡洪滨：原来他负责红旗本土品牌汽车的研发销售，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五年之后能不能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吴绍明：按照中国制造2025整个国家战略的部署，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先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引领产业，如果自主品牌，或者我们现在叫中国品牌，它实现不了这三大作用，对中国制造2025都是重大影响。所以，通过我在一汽做红旗的经验来说，中国品牌有基础，有能力，但是怎么做，这是关键。今天的主题第一是改革，第二是创新。改革，首先汽车产业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政府要改革，政府的改革要解决生产关系，解决创新的动力问题。通过创新来解决，包括我刚才说改革是政府改革，创新政府也要创新，政府简政放权了，政府也在做。像环保部长刚才讲的，以前卖车之前，汽车要上目录，上环保公告、交通部的友好公告。那么，通过政府的改革，现在环保的公告已经变成不上公告了，跟工信部一个公告了，所以举这个例子，我们从政府层面是下了决心，是有希望的。
第二、企业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民企改革。包括国企的创新和民企的创新。国企改革，大家有目共睹，必须改。要解决创新的源动力问题，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可持续创新的源动力问题。汽车产业是一个完全的充分竞争性产业，包括民企的加入，包括国企改革的要求，混合所有制的要求，我们一定把民企和国企各自的优势在企业产业里充分发挥。这样才能够实现合力、进行协同，这也是创新和改革需要做的。作为民企来讲，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在，其实民企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了解汽车产业的民企，民企能干到一定程度，开始是靠企业家、家族，它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规模，但是再往大做，再往强做，也同样按照刚才厉教授说的，也得需要引进职业经理人，他只能做董事长了。所以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国家的战略，咱们这个优势，整个的经济发展形势，基本面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对外合作的多样化，“一带一路”各种多样化，机遇看我们怎么抓。
刘烈宏：谢谢蔡院长，中国电子国际化业务的程度比较高，我们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收入大概占到总收入比重的60%左右。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的体会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你企业的实践一定是和国家“走出去”的宏观战略紧密结合的。我总结我们之所以在南美，在非洲取得重要的“走出去”成果，获得一批重要的合同，可归结为“外交搭台、金融铺路、企业唱戏”。新一轮的发展，国家制定“一带一路”的发展政策，并且建立了金融和“一带一路”相互支撑的这样一种体系，对我们实体企业“走出去”很有帮助，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现在我们逐渐在从单一产品的出口变为系统的出口，比如我们在拉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地的城市的安防系统，整个国家的安防系统，解决了当地信息化的问题，解决了当地治安的问题。通过信息技术提升了他们的安全管理能力，包括网络安全的能力，收到很好的成效。
在这种系统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电子一直倡导发挥中国企业整体力量和整体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些系统跟华为合作，跟联想合作。所以，中国电子的“走出去”是一个具有带动效应的“走出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把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案和最好的服务呈现给拉美和非洲。这是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比较竞争力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说到教训，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因为每次的“走出去”都伴随着成功和失败，当然我们一定要让成功大于失败。我觉得汇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兴国家汇率不断的变化甚至有的国家出现恶化，实际上导致你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感觉有时候做得越好，实际上赔的越多。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汇率的风险，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走出去”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决人才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多实践，过去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公司，基本上所有都是从中国派出的员工，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比如我们在很多南美国家，可能只有大概10%到15%的员工是我们从中国派去的，剩下的员工是在南美或者当地工作过的员工。所以，要解决好应对金融风险的问题，解决好文化和人才的国际化问题。谢谢！
蔡洪滨：非常感谢！关于国际化方面，刘总介绍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有共性。说到后面碰到的问题，其实说到底，最终还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包括回到袁老师说的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对国际经济的了解、国际政治的了解、国际金融形势的了解，真正了解市场和商业混淆的人才的问题。
继续问一下，国企的改革，像以中国电子信息集团为代表相当一部分是在国际国内的竞争性的领域。国企改革这几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多的讨论，也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政策。那么，2016年开始，应该说这是我们政府着力推动的改革之一。你作为国企的领导，在国企改革方面，你认为最大的突破口应该是什么？有一些人讲到，为什么我再一次提人才？就是国企内部的机制，尤其对人才的使用机制、用人机制，可能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谈谈您的看法。
刘烈宏：我同意蔡院长的观点。国企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增强活力和如何加强监管，都是现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话题。增强活力方面，中国电子也有一些成功的实践，中国电子母公司一级是百分之百国有控股的企业。但是二级子企业，或者二级子集团，普遍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现在有16家上市公司，我们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比例占到总资产比重的75%左右。下一阶段的改革，我们将坚定地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层的持股和管理层的激励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比如二级企业层面，特别是现在新办的企业，大部分采用这种方式推进，我们也积极探索集体层面改革主体的多元化。
从实践来看，往往一个公司有关键的二股东和关键的三股东会导致公司的治理相对比较理智，或者换句话说，激励和约束相对比较到位。所以，从国有企业的改革来看，混合所有制，特别是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如何让员工和经营管理的骨干来参股、参与公司治理，我觉得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熊晓鸽：谢谢，正好大家对现在的创新都是讲“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我们其中几位刚从乌镇回来，乌镇就是美元的基金2009年投进去的，2004年最开始开张时习主席还去指导过。我们当时投的时候，乌镇本身是一个很传统的旅游目的地，有客栈、餐饮、文化，现在还有艺术节，还有博物馆等等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那时候投入能做什么呢？那时候就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投的钱主要用于对它的光纤、无线通信这方面，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二、对它的管理团队、他们的机制做了一定的变化。因为我们进来以后，发现这个行业必须要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这样效果非常好。当然，现在有了乌镇？。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五年，传统行业一定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所以这一点上，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经六亿七千万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以上。所以，中国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也特别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同时，因为中国又加入了SDR，这样花钱也比较容易了。
蔡洪滨：那都是建章的客户。
不好的地方或者需要加强的地方在哪里？也许是投资的机会，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包括BAT也好，当然我们很荣幸投了BAT中间两个公司，一个百度、一个腾讯。
蔡洪滨：没有投中间的A。
熊晓鸽：对，这是我最大的失败，还包括建章的携程。我们现在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些公司它的客户应该说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国内的，可是我们这些公司上市，它的主要股东和股民都是老外、都在国外。像这种消费类的互联网公司，我认为他们应该最好是就在国内，上市在国内的市场上，这是我认为。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公司拿回来、拆了结构做这个事。我们在五年前融了一个人民币的基金，我们拆了一个原来用美元投的叫暴风科技的公司以后拿回来做的，这个基金于今年3月份在国内上市了，IPO的，现在股市下来了，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报。更多的一批消费类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应该拿回来在国内上市，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谈到年轻，很多人跟我说，你们弄90后基金，我们去年成立一个90后基金，专门投资90后、85后，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其实你从国外来看，很多很厉害的创业公司，创业的时候都是随着主导技术的出现成长起来的。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包括乔布斯，他们创业都是在25岁以前，相当于90后。所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就是在过去五年中间普遍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平台，他们的年龄有他们的优势，所以他们是真正做“互联网+”的时代。
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瓶颈，我们现在的主板也好，创业板也好，中小板也好，现在都不能支持。如果当年我们像携程上市的时候，携程2003年上市，还不算靠前，当年的搜狐我们也投了，他去上个市，根本不知道怎么挣钱。中国那时候互联网用户才两千万，不知道怎么挣钱，可是可以在美国上市。现在的公司必须有几千万的利润、连续三年的盈利才能上市，但是这种要求早期公司根本达不到。所以，我们中国应该有一块，把国外纳斯达克的规则拿过来就OK了，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大的修改。甚至中国香港有一个创业板，其实主要是大陆去的公司，可是咱们也没有办法买他的股票，他也没有流量。用这个规则使得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东西。所以，一些移动互联网的小型公司可以在这里上市，否则只能被人家并购——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蔡院长提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整个生活服务，在这个大的板块，也很多垂直类的公司，也有很多不同形态的公司在崛起，我自己认为两个大的前提。第一、过去十年是中国创业的黄金十年，确实是造就了很多伟大的公司、伟大的人，也造就了很多新的商业的业态。那么，下一个十年，我自己的判断只会更好。当然，竞争会更激烈，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不像原来。原来我们创业，基本拿到VC的投资就Gameover了，因为一个行业很大，但是只有两三家拿到投资；现在是你拿到投资，就表示你有资格参赛了，原来你能拿到投资，就是游戏结束了。现在创业就是整个社会的环境，包括成本、包括舆论、包括融资的环境都是极其宽松的。相比在创业的过去十几年里面，我觉得历史上是，现在依然是，现在很多人在说资本寒冬，资本怎么不容易融钱。但是，如果放在十年前来看，有可能现在不如去年，但是现在比前年远远好。所以，现在应该说，对创业的资本环境，整个大环境是相当好的时期。
梁建章：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中国人口方面政策的问题，所以这两年也花了很多心思，包括蔡院长也帮我一起做了很多呼吁的工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仅仅是整个未来中国人口政策改革180度转弯的一个开始。因为在现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下，即使在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它的生育率也会远远低于一对夫妇生两个的登记水平。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2%左右，二胎政策可能使得每年多一两百万人，可能到1.4%-1.5%，未来进一步城市化还会下降，即使完全放开，生三胎的人很少，所以最多1.5%的水平。这个水平下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在世界范围内看，也都被认为是超过低生育的一个水平。所以，未来实际上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包括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会使更多人敢生二胎。现在其实问很多年轻人，政策很好，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生二胎，因为房价这么高、入学这么难等。所以，未来中国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
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他们的入学，他们当然教育已经都是12年，但是18岁以前、学龄前，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提供这样的福利，就是入托入学变得非常方便。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优秀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户籍政策，这些人口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落户在北京。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是精英，应该是能够在北京生活下来，要么就是非常有才能，要么就是非常有毅力、非常有进取心，要么就是身体很好、呼吸道防御能力非常好。如果这些人能在北京生活下来，能够交税，他们的小孩无论从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未来人力资源投入非常好的回报角度来讲，我们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让小孩能够入学、入幼这样的设施。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未来总的来说，其实我们人口政策，还是有更多其他的配套政策，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人力资源的一个继续投入，使得我们整体的中国人才的规模优势、结构优势跟质量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未来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改革的方向。
梁建章：我觉得共享其实除了信息的交流，现在通讯非常发达，我觉得进一步的就是人员之间的交流是关键。中国现在跟世界上的交流，物品上的交流非常密切了，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但是，我觉得在服务贸易、在投资领域，其实还有很多的壁垒。最好的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公司并不能进来，中国其实到外面去也碰到这样的壁垒。所以，全球如果能够更好把这些壁垒降下来，全球化就更进一步了，使得国际的分工更加密切。我觉得在这个密切的合作过程当中，中国跟全世界能够共同的繁荣。当然，也会有更多人去旅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蔡洪滨：所以通过开放和市场的效率的提升，实现了所有人的这种共同的发展，这是你理解的共享。劲波。
姚劲波：浪费更少，更加节能环保，同时整个社会的福祉也会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个共享汽车，咱们的汽车不得了。谈到汽车，汽车怎么个做法，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生产电能、各种汽车，反而不是传统的生产商在做，比如乐视在美国做的这个车。
蔡洪滨：汽车和58同城和空气污染由吴总最后报告。
刘烈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我认为共享其实是消除发展的不平衡、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一招，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跟他们前面相比，显然我们是认真学习和贯彻。
蔡洪滨：国企领导比较讲政治。
刘烈宏：我理解共享在企业层面的实践，像国家是很重要的，其实个人也很重要，企业的实践我觉得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随着产业的梯次转移，实际上我们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过去我们只要在东部投资，现在在中部和西部的投资。刚才我跟徐主任讲，我们现在在长沙的投资很大，长沙、西安、成都、武汉等几个新兴的发展聚集区，所以从产业的梯次专业，企业在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方面，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次，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比如企业的经济责任，中国电子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每年纳税占利润总额的比重1.4-1.5倍。美国全社会平均0.8左右，我们是1.4-1.5，这个对消除不平衡，企业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把提高员工的收入也写到每年的绩效合同里，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努力，应该对发展理念，共享是有帮助，有作用的。谢谢！
吴绍明：我来协会之前在一汽正好分管规划，我还是真学了“十三五”规划。确实是最后一个共享的理念，从官方的说法就是解决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厉老师讲，我们要共享发展机会，包括刚才杨部长讲的农民工，这些发展机会要怎么能够实现共享。
另外，共享发展成果。包括刚才提到的汽车，汽车是现代文明，我们共享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共享了汽车产生的雾霾和污染。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初衷，是汽车发展的初衷，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包括刚才提的教育，要通过共享解决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包括民生，包括整个汽车社会，这些环境治理、交通治理，要通过共享去解决，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的理解。
同时，在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共享又是发展的道路，其他所有国家跨国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不平等同时的加剧，同时还实现很好的增长，所以这个阶段提出共享，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