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需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回应，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时代要求。
第一，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
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信息壁垒与协调难题，在应对国际挑战时更具整体性和针对性。
第二，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应综合运用执法手段，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尤其是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国家豁免等领域，应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执法指引，确保执法和司法机关在涉外事务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涉外执法与司法应对机制，构建高效的风险预警、案情研判、分类归档及统一处理机制，提升应对复杂涉外事件的协调和决策效率，充实丰富涉外法治工具箱。在这一过程中，应注重与国内执法和司法程序的有序衔接，探索在涉外执法中保障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
第三，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并无行之有效、统一规范的涉外司法管辖权体系。提升中国法律的域外适用性，是推动涉外司法保障的关键举措。新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周延、开放、合理的涉外管辖权体系，深化以“特定管辖法院、专门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为特征的涉外审判格局，细化部门法中引入的域外使用条款，通过司法拓展将对中国境内有实质影响的境外行为纳入管辖，兼顾中外当事人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
第四，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不仅需要推进仲裁法的修订和完善，还应完善中国仲裁机构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仲裁机制，构建高效衔接的诉讼与调解、仲裁体系，确保“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乱而思治，危而望安。新形势下，中国要展现大国担当，由被治理者、主动接轨者转变为重要参与者以及积极的倡导者、推动者，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