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法律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如果对法律理解不准确、不到位，就会影响到对法律的精确适用。下面是对法律的认识小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法律观念到底是什么，是顺应民众的呼声，还是坚守法律的底线。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诉求，是他们对价值衡量，权衡取舍，法律与道德冲突使司法判决陷入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困境。本文重点探讨对法律观念的理解以及道德的影响层次来分析之。
关键词：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法律解释；司法合法性
一、法律与道德的概念
法是有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试试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1]
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2]
二、法律不问动机，防止以德入法
“法律不问动机原则”说的是，法律在对一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之时，只以法律行为本身作为评价对象，而不问当事人基于何种动机设立这一法律行为。进一步而言则是，即使动机不法或违反公序良俗，并不影响后续法律行为的效力。比如，“包了二奶”虽然违反公序良俗，但为营造香巢而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是有效的。“法律不问动机”是因为法律不可能对私人决策是否有合理的动机进行监控。
以德入法的最大危险在于法官可能将个人的道德情感上升为国家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推行个人的道德观，将其施加于他人以至社会，为社会立法，形成法官的专制局面。也许我们应当相信法官是有品德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法官有权利将其个的人道德感强加于他人。法国思想家路易斯·博格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告诫道：没有哪一次政治犯下的罪恶不是以国家理由为借口来企图证明其为正当。国家理由被统治者当作他们发泄私愤、放逐无辜的借口，当作他们侵占他人财产、践踏一切人间正义以扩大他们的权势的借口。”
三、法律解释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来解决实际的冲突
正确理解法律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如果对法律理解不准确、不到位，就会影响到对法律的精确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从法律条文开始的，但又不能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还须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法理背后的法律精神。否则，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法律误用、误解，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到家庭的安宁及社会的和谐。
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一个程序性规则：（1）任何法律条文之解释，均必须从文义解释入手；（2）经采用文义解释方法，出现复数解释结果时，才可以继之以论理解释；（3）作论理解释时，应先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方法以探求法律意旨；在此前提下继之以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或当然解释以判明法律之意义；若仍不能澄清法律疑义，应进一步作目的解释，以探求立法目的；最后可再进行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4）在论理解释仍不能确定解释结论时，可进一步作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
正确的适用法律解释来处理案件，解释方法的掌握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让法律解释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四、法官的法律观念的理解应权衡利益与权利
需要平衡的主要是利益和权利，法官的利益衡量尺度掌握应该适宜。法官在平衡利益时应该将其个人的好恶置之度外，而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为标准。法律的目的'在此就是维护社会实质的公平和公正。如果社会公众都认为一个规则视为同他们一样的一种秩序，一种关系。法官的判决可能决定着他们每一个人今后对法律的评价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说近年来的社会现实无情地表明，由于“包了二奶”现象愈演愈烈，合法婚姻家庭已经变得如此脆弱，道德舆论的支持已经不足以抵御金钱和利益的力量，如果法官此时再拒不对合法配偶援之以手，其社会良知安在？毋庸置疑，通过这样一个判决并不能杜绝类似的法律规避行为，但法官至少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对于公众而言，这就是法律的态度。通过这样的信息，或许可以预见到破坏合法婚姻家庭应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促使当事人三思而后行。这就是司法合法性在利益平衡方面所起得积极作用。
五、司法合法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待完善，而且实践中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司法裁判与法律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仅仅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司法裁判自身就是一个规则治理的事业，理性的法治理论要求司法裁判权本身也要受到规范的约束，司法裁判权的产生和运作也都必须以法律为前提。亚里斯多德的法治理论应当包含着约束司法裁判权的规范也“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本身是制订良好的规范，尽管这类规范与一般的规范很不相同；司法独立原则也必须解决好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才能使理性的人们尊重司法的权威。不难看出，法律与司法裁判的关系包含有远比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更为丰富的内容，也不是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关系所能涵盖的；即使我们把司法裁判看作法律的表现形式，把司法裁判当作实现法律的工具手段，在理论上，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发生背离也是可能的。
在实践中，司法裁判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司法裁决与规则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特殊情况，即使在规则与事实都很明确的情况下，公正的司法裁判人员在特定的政治气候或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司法裁决很可能与法律不一致，任何与规则不一致的司法裁决必须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其次，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法律在发展变化，司法裁判权也在变化，但两者的变化可能并不一致，它们既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甚至出现反向变化，这种变化的不一致以及文化的转型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会影响人们对司法权威的信仰；此外，对自由裁量权和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司法权的政治化，法学家们不论赞成或反对与否，总得对此种情况下司法裁判的合法性加以论说或反驳。
参考文献：
[1]法理学（第三版），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禅院百科》——道德.生命禅院论坛.2013-03-18[引用日期2013-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