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稀觉得是人类“创造”了法律，所以应该已经很了解它了，但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法律的深层逻辑和人类的道德直觉（公平或正义）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吗？绝大多数法律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毁灭了这种希望。
法律最古老的源头应该是个最简单的算法，即“返还法则”，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民法和刑法的共同源头。本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以此呈现法律的深层逻辑，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把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进而实现法学内部及法学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
桑本谦山东济南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曾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学术随笔四十余篇。内容涉及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法律史等各个领域。
法律的底层逻辑不是公平正义，而是理性选择
打破部门法局限，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
重新理解市场、政治、生态、人性等常识性问题
序言
“我对法律的理解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进入法学院之后，法学教育把我从外行变成了内行，毕业前通过司法考试，我学会了以专业的眼光看法律；但第二次变化来得有点突然，那是离开法学院进入工作岗位之后，我忽然发现实践中的法律和书本上的法律不是一回事，太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有时我甚至怀疑过去所受的法学教育……好像就是学了很多词汇……”
在几年前的一个公开场合，我听到一位资深法律人讲了这番话（不是原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他无意贬低法学教育，只是强调学习还得靠自己，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法律是一个复杂、高维的行业，平均说来，资深法律人所积累的社会知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胜于绝大多数行业同样资深的从业者。法律人需要终生学习，因为总要面对陌生领域的案件和事件，解决一个问题长一个见识，只靠在法学院学到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学院不可以在法律人的职业生涯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无须讳言，目前的法学教育并不尽如人意，总体上还是一副呆板的面孔——创造了很多词汇，却没能讲出多少道理。难怪在那位资深法律人的印象里就只有词汇。确实，这话让我有共鸣，但作为法学院的老师，我还是感受到一种不言而喻的刺痛，同时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写本书。至多，也就是写本不一样的书。
法学教育可以是另外一副面孔，原本它就该有很多面孔，甚至可以是生动有趣的。即便不能取代来自实务的经验积累，也可以让法律人终生受益。法律本身也可以是个窗口，法律人能透过这个窗口看世界，让自己的知识和人类数千年积累的知识洪流无缝对接。不过话又说回来，学无止境，谁又能保证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不会发生第三次改变——哪怕是那位资深法律人？——并且同样是革命性的呢？如果法律人有兴趣继续改变自己的认知体验，我期待本书能提供助推的力量。
第三次变化，或干脆说，法律人的第三次认知革命，这可能发生吗？当然可能。我只能这么回答，尽管有点尴尬，因为答案不太谦虚地暗示了，起码我已经是个过来人，而接下来，我就能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指点点了。你看尴尬经常不是因为异想天开，而是很少有人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不是吗？
现在轮到我了。除了对读者更加友好之外，我还有其他选择吗？还真有，机会当真就摆在这里。现有法律经济学的教科书都是按照法律的不同门类编写的，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刑法、程序法等等，与传统法学的课程设置大致对应。如此编写有利有弊，好处自不必说，隐含的代价是没能缓解法学内部原有的割据状态，没能让法学和其他学科对接起来，也因此削弱了理论本身的威力。这就是机会，一个打破学科壁垒的机会，就这么阴差阳错地留给了我。机不可失，所以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带有强烈的联结色彩，我完全无视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人为界限，尽可能让每个道理的穿透力发挥到极致。
与上述目标相配合，本书的写作风格类似意识流。我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话题随心所欲，从合同法切换到侵权法不过是寻常操作，中间再穿插一段程序法，论题也毫不违和。只要能归结到一个逻辑之下，我才不在乎所讨论的问题属于哪种法。没把话题扯到病毒或昆虫就算我很克制了，虽然不克制的讨论也时有发生。
不过，这种看似混乱的写作并非没有章法，它能抹除传统法学烙在你头脑里的思想钢印，深化你对法律的理解，直至融会贯通。比如情势变更，你也许觉得它和不可抗力同属一个家族，但在我的讨论中，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和侵权法、刑法中的紧急避险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回头看，它不过是效率违约的另一副面孔。同态复仇呢？你肯定会觉得它是刑法的古老源头，但我会论证民法也是它的嫡系子孙，而且更纯正，因为单就惩罚而论民法只发生了较少的变异。民法的变异更多发生在指令的强度——从强行法演化成了默认规则，但这就不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之类的陈词滥调能够解释清楚的了。生物学分类学不也有类似的故事吗？你看海豚和鲨鱼都是海洋动物，但其实海豚和猎豹的亲缘关系更近，并且它们和鸟类的共同祖先都是爬行动物。
打破部门法的界限确实有点信马由缰，颠覆性的观点此起彼伏，这令人兴奋，但机会总是和挑战结伴而行。其实部门法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知识编码，它是个框架，可以把不同的知识点分装在不同的篮子里，然后贴上不同的标签，既方便了作者的谋篇布局，又方便了读者的知识检索。但麻烦的是，打破旧的框架，新的框架又在哪里呢？拆掉的房子总得重新盖起来，只留下一片废墟就不像话了。至少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电脑文件夹里确实只是些断壁残垣，杂乱的草稿随机分散在不同的文档里，连个题目都没有。怎样把它们组装起来？这个难题曾让我一筹莫展，直到我头脑里有了“法律简史”的概念。
我无意重新界定“历史”。我只想把要讲的道理讲清楚，再把这些道理编排在一起，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吧！你看数学教育的课程编排就大致遵循了历史顺序——小学课程对应于古老的数学，中学课程对应于300年前的数学，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学习的数学教科书还没有接触到近代。人类认知是有顺序的，不可能在理解简单的东西之前理解复杂的，所以数学的课程安排在先后顺序上和数学史高度吻合。人类制度文明的历史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其随机性远远超过数学史，倘要抽象出一个法律由简到繁的历史模型，那就基本上和真实的历史没多大关系了。所以，如果你说本书其实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个比喻，是个被我盗用的概念，我也没什么理由表示反对。我只能说，本书有的只是因果关系，只不过这些因果关系可以为真实的历史提供解释。
但解释历史只是本书的副功能，主功能还是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历史可以拿来作为对比和参照——如果你了解了它过去的样子，你就更容易了解它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没准儿还能想象它未来的样子。本书的写作目标，一如副标题所示，致力于呈现法律乃至“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尽管如今“深层逻辑”的概念已经被用滥了，好像谁都可以宣称他讲的道理就是深层逻辑，但我没有兴趣参与定义权之争，我只需将深层逻辑和表层逻辑做出区分就够了。后者属于“形态学思维”，即通过辨识某种行为的表面特征（常被称为“要件”）来判断行为的性质，然后根据行为的不同性质给出区别对待的方案。当要件失灵时，就会求助于一些法律教义，教义的背后是一套高深莫测的学术黑话，它给原本简单的形态学思维增添了许多神秘。
就简单说几个词汇吧。“该当性”“违法性”“期待可能性”“请求权基础”……老实说，我觉得这些词汇从来就不是奔着深层逻辑去的，只是便于把可以相互替代的描述伪装成前因和后果。“该当性”的依据是道德直觉，“违法性”的依据就是法律，用这样的词汇去定性一个行为，你不觉得是在兜圈子吗？“期待可能性”指的是行为人改善自己行为的幅度和概率，这个概念并不空洞，但把它归结为外部的压力因素或诱惑因素——从而可以影响行为人未来继续作案的频率或概率——不是更深层吗？“请求权基础”的概念就更搞笑了，要是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我还可以创造一个新概念叫作“请求权事实基础坍塌之抗辩”，可别被吓住，它的意思不过是“我不欠你钱了”。
形态学思维长期支配法学教育和法律培训，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所有知识领域都曾经历过类似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阶段。你看人们至今仍根据“三对足、两对翅”的表面特征去辨识昆虫（只是生物学从未将其称为昆虫的“构成要件”），这比通过观察血清反应和鉴定DNA来辨识昆虫要简单得多。简单是认知优势，但代价是容易犯错误。在掌握现代解剖学知识之前，古人对动物的简单分类是“虫鱼鸟兽”，难免把海豚误以为鱼。法学家也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将转化型抢劫以抢劫论处。只看要件或表面形态，转化型抢劫确实与抢劫无异，但在搞清楚定罪量刑的底层逻辑之后，就会发现两者之间还存在系统性差别。有趣的是，古人只凭自己的道德直觉就正确地区分了“先强后盗”（抢劫）和“先盗后强”（转化型抢劫），并且正确地判断出后者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犯罪。道德直觉虽然粗糙，却幸免了形态学思维的污染。
我的执念是，法律的底层逻辑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它应该是个算法——可能任何事物的深层逻辑都是个算法（不是说“万物皆可算”嘛），法律经济学以最大化标准为指针最早揭示了法律的数学结构。但是，本书拒绝使用最大化标准，这倒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可计算。真实世界里的法律决策承受不了很高的计算量，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简单法则。法律是演化的，永远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有剧烈的变化，也有相对的稳定，但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倘若追根溯源，那么人类制度文明的古老起点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法则。而我能找到的简单法则，就是演化博弈论中的著名策略——“以牙还牙”（TitforTat,TFT），我给它取了个更好听的名称叫作“返还法则”，它也许就是民法和刑法的共同源头。至少从数学上看，确实没有比返还法则更简单的算法了。而所谓“法律简史”，讲述的就是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这个理论已经不再是法律经济学，非要有名称的话，我愿意叫它“法律生态学”。在压力之下冥思苦想了很久，我才逐渐把它理顺。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法律生态学”能否算得上原创，但它确实是我独立思考的产物（也因此让我幻想“法学终结”的日期是不是可以稍稍拖后一点）。
要说思想也可以借助演化而逐渐丰满，那我更是深有体会。23年前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觉得整个法律制度或许可以分解为无数份双边合约。比如，被n个人共同遵守的一条规则，与n(n–1)/2份同样内容的双边合约是等价的，规则就是无数份双边合约的压缩文件。尽管这个想法并不完善，但它开启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解剖学”思维。我认为理解法律的最小单元是合约，因为合约虽小但仍是个活的制度体，而权利、义务、责任之类的制度要素都是没有活性的。这个思想在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都有体现，但在本书中它已经演化成了3.0版本。
但是现代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层出不穷，不断冲击那些预设的要件组合。如果要件失灵成了常态，应对例外情形就只能分离出新的要件组合；虽说还有法律教义来打补丁，但若补丁太多，例外太多，整套知识体系就变得支离破碎而且相互冲突，曾经呈现出的简洁性优势也会被挥霍殆尽。更多的概念以及对概念的解释，都与日常语言渐行渐远，终于变成各种稀奇古怪的行话和黑话。在这种氛围中，法律人要做到头脑清醒着实不易，术语学的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现在的法学教育如果还没有把法科生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消磨殆尽，那简直是个奇迹。
本书讲述的大部分知识是不需要记忆的，只要你理解了，就不容易忘记。我相信大脑有个遴选机制，强迫你记忆的知识，迟早都会忘记，但总有些知识是你想忘都忘不了的。这些知识是活的，它能在你头脑里自动扎根，然后开枝散叶，成为你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力图提供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不求面面俱到，但希望能教你掌握一种学习方法。学习是个捕猎的过程，我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很多问题要从常识入手，本书有较长的篇幅讲述市场、政治、生态和人性，这是因为我觉得法科生和法律人的知识视野还没有宽广到可以拒绝补充常识的程度。
更何况常识也拥有惊人的力量，许多人学识渊博却不见得有多高的认知水平。如果满脑子知识只是一盘散沙，那和满脑子八卦也没什么区别。知识不见得产生力量，只有组织良好的知识才会产生力量。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组织形态，或叫“知识熵”——它可以表示知识在大脑里的有序程度。学习不仅是个积累知识的过程，而且是个让知识实现熵减的过程。本书讨论的问题为法律人准备了一些磨石，等待读者在这些磨石上磨砺自己的思想。读完这本书，法律在你眼里或可变得“了了分明”（这是个佛教术语，是一种融合了愉悦情感的认知体验）。法律还是那个法律，但它的面孔会变，它会冲你笑；你也会变，你的头脑更清醒，眼睛里能闪耀出法律人独特的智慧之光。
当然，本书准备的磨石不是为法律人专用的，因为我没有设定任何专业壁垒和知识门槛。只要具备常识，不带偏见，拥有开放的心灵，来自任何专业背景或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轻松愉快地从头读到尾。而且本书讲述的道理，原本就可以和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工程学无碍兼容。如果有谁说法律是个封闭的城堡，那么本书非要在城堡墙壁上凿出个窗口不可。对于外行人，这个窗口是通向城堡的路；对于法律人，窗口外面是灿烂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