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立法法典化不仅是建构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相较于单行法律创制，法典化的立法逻辑更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复杂性。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法典编纂更映射出其立法技术法治化水平。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业已走入体系化发展时代。作为我国三大部门法之一的行政法，法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面对进一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期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行政立法的碎片化急需体系化探索。当前推进行政立法法典化，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与立法经验积累，行政立法法典化在我国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我国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历史沿革
回顾历史，行政立法法典化，并非空穴来风，亦非昙花一现。我国古代即有行政立法法典化的滥觞。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的《大唐六典》，就尝试通过对行政法律的体系化来重构秩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行政性质的法典，《大唐六典》对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进行精致的设定。其修典技术，对此后明清行政法典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直至清代的《五朝会典》，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就此形成。民国时期，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诉愿法》《行政诉讼法》，并汇编形成六法全书中的行政法编。
新时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新时代推进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必要性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在立法上仍需在统一性与科学性上进一步打磨。刑法和民事领域已实现法典化后，推进行政立法法典化的顶层设计，十分必要。
行政立法法典化是建成法治政府的客观需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最关键环节。而建立健全完备的行政法体系制度，是实现法治政府的前提。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律规范相对分散，对行政行为通用规则缺乏法律的统一、明确规定，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中，只能从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编纂行政法典，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监督行政的一般规则规范化，从而建构起统一的行政法规范体系，为建成法治政府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立法法典化是避免各自为政的治本良药。碎片化的行政立法，是导致行政机关各自为政乱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行政立法法典化，可以减少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从源头上防止行政管理中因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或者争权夺利导致的各种行政争议发生。行政立法的法典化，为构建统一、完整、有序的行政法体系提供有效路径，为整合多元利益、容纳不同价值，实现良法善治铺平道路。
行政立法法典化是提高法治效率的重要保障。分散的行政法规范，给法律实践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不仅容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更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降低政府公信力。建立内在统一、完整有序的行政法体系，实现行政立法法典化，可以为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提供标准化的规范指引，减轻法律适用的负担，提升法律实施效率。
（二）新时代推进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可行性
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行政立法的不懈探索，我国的行政法律规范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结构相对合理、层次较为分明的规范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立法技术经验，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均已就绪，进行行政法典编纂工作的条件已经基本成就，具有可行性。
现有行政法律实践智慧，使法典编纂不是“无源之水”。行政立法法典化，要以丰富的立法实践为基础。我国历代法典编撰的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为我国行政立法法典编纂工作供给了丰富的养分。我国立法程序日臻完善、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同时，借鉴世界各国行政立法法典化的成功经验，完成行政立法法典化工作，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实践基础。
现有行政法学理论积淀，使法典编纂不是草率行事。行政立法法典化不是一时冲动，一方面，学界对行政法学体系化的学术论证已有一定积累；另一方面，学界对行政法一般原理、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监督行政法和行政责任法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法典的宏观结构上，可以从行政法体系化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搭建行政法典的基本框架体系。
新时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基本设想
行政立法法典化任重道远。行政立法法典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广泛凝聚人民共识，秉持兼收并蓄的精神积极吸纳古今中外所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法典，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