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是古代中国长期积淀形成的一套关于法律制度设计、创制与运行的思想体系与规范体系，也是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体系、春秋战国秦朝的“法·律”体系、汉唐明清的“礼法”体系，至清末学习西方进行法制改革方始解体，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树一帜。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民为邦本、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山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加强研究阐发、公共普及、传承运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如何维护文化安全的问题上，中华法系于实践中积累了独特而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对推进我国当前的文化安全建设和法治建设，也能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度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1]加强新时代的文化安全建设，既需要注重对新形势新问题新策略进行研究，也需要从历史上汲取养分、获取启迪。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安全”这样的概念，却十分看重文化对国家兴亡的作用。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2]历史是文化赖以存续的时空载体，文化是历史保留传承的精神财富。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而灭其史，即割断其文化血脉。国家灭亡但历史文化尚未被泯灭，就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希望，所以中华法系特别注重运用法律制度来维护自身文化的安全，从而使中华文化五千年传承不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中华法系维护文化安全的实践探索是多方面的，既在表层文化上着力，又在深层文化上用功。国家安全学学者刘跃进教授认为，价值观念“是这种言行模式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内在也更为深刻的本质方面”。[3]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甚至认为观念的力量更大于军事手段：“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4]由于价值观在文化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故而本文旨在考察中华法系在维护价值观方面积累的经验，进而发掘其维护文化安全的智慧，并冀望从中获得启示。
“孝”是古代家庭最重要的价值观，中华法系对此设计了切实的制度保障。早在夏朝就有不孝罪，《孝经五刑》篇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大于不孝。”汉代以后的历朝统治者，莫不宣称“以孝治天下”，孝成为安邦定国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化学的视角观察，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层次的价值元素有机构成。即如孝道就有物质层的“供养”，今日民法谓之“赡养”；精神层的“敬养”，又称“乐养”。在此从这两个层次来考察中华法系是如何对孝道观念进行调整的。
首先，用法律调整物质层次的孝道观念，培育“供养”的价值元素。
在传统中国人眼中，子孙供养父母长辈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赋予的不可免除的义务。从汉朝的律令可以看出，中华法系对不尽供养义务的子孙，设置的法律制裁力度相当大。《二年律令奏谳书》规定：“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当弃市。”实践中的案例也能证明这一点。《宋书何承天传》记载，南北朝刘宋时期，江陵(今湖北荆州)县民尹嘉因不养生母被告发，“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将其判处大辟之刑。后因遇到大赦，尹嘉才免除一死。
其次，用法律调整精神层次的孝道观念，培育“敬养”的价值元素。
第一，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符合“义”的价值评判，法律即予支持。
第二，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违背“义”的价值评判，法律则予以禁止。
中华法系在社会层面积累的文化安全智慧主要在于：运用法制手段推崇“仁”“礼”“智”“信”“温”
“良”“俭”“让”一类的价值观，以稳定社会秩序，铸牢文化信念。由于概念颇多，兹从“礼”“信”这两个视角来观察其成功的经验。
在国家层面，忠廉的价值观念无疑是最为紧要的。“忠”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观念基石。对内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威胁现存统治秩序的危险因素，对外可以铸就民众抗御外敌的坚强意志。“廉”是国家政治清明的价值指引。一旦国家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必将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唯有“廉”是抗腐防变的精神力量。中华法系在这方面积累的文化安全智慧则在于：运用法制手段弘扬“忠”“廉”等价值观，对单个王朝而言，能够起到维护政治安全、促进政治清明、巩固政权统治的作用；就整个民族而言，则有助于形成尽忠报国、奉公守法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统。
《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行为适宜就是义，不适宜就叫不义。其囊括的范围很宽泛，用于调整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叫“节义”；用于约束臣民对国家的关系叫“忠义”，即臣民对君主和国家尽忠，就是行为之宜。反之就是不忠不义。在君国一体的帝制时代，忠于君主，也等于忠于国家。因而中国人从来都有“忠君报国”的信仰，中华法系对此亦进行多方调整，设置了相应的原则、制度，从而将忠的价值观熔化为牢固的民族心理，为维系国家安全提供了坚韧的文化纽带。
及至隋唐科举制出现，考试制度取代了以前的察举制(即推荐制)，但“廉”仍然是官吏选拔与考核的重点。唐朝职官考课法中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规定，四善是道德层面的指标，二十七最是能力层面的指标。四善中的“清慎明著”就是廉的品格，即对财富要廉洁，对工作要廉明，对压力要廉正，考核业绩好的升官，差的降职。以“孝子廉吏”为科目举荐人才，用“清慎明著”的标准考核官吏，或许在短时期内，只能看出其对某一阶层人群的命运有所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经由汉唐以迄明清数以千年的积淀，对引领整个社会风向至为重要，由此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更牢不可破。
近代以来，在法制设计上我们向西方学习，从而导致中华法系逐渐走向解体。此后的立法以个人为法律主体，家庭不再是主体，导致个人主义思想肆虐，对孝义文化传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果说价值观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那么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就是当代文化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传统中华法系处理文化安全的经验智慧来看，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来维护核心价值观中的各种价值元素，才能达到维护文化安全的目的。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经没有以前的“孝”“义”等观念，但“和谐”的提法，无疑涵盖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妇有义”内在的精华，对形成孝顺父母、家庭团结、夫妻和睦的家风家教大有裨益，因而需要用法律对之进行调整保障。现行《民法典》第1043条关于“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规定，正是“和谐”价值观在法典中的体现，发挥了法律制度维护文化安全的作用。
中华法系对礼仪、诚信等价值观进行多方规制，经年累月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以礼信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远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注重礼仪是华夏中国区别于外邦邻国的主要特征，礼仪文化传统使得吾国在世界上获得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赞誉。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礼讲求恭敬多让、以和为贵；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上，礼提倡取之有道、重义轻利。这样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法系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了有力的配合，久之养成了礼让的社会风气，不但对人可以做到依礼而让，而且对利益、争端也能做到礼让为先，进而成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强大精神支柱，为今日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能提供有益启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友善”的价值要素，正是对古代礼让文化传统的创新性继承，对在社会层面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念意义重大，需要法律予以支持。针对曾经肆虐的高铁霸座，无视交通规则横穿公路、闯红灯，公众场合跳舞放音乐、抢场地等行为，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大地推动了文明礼貌、与人为善的社会风气。
在西方价值多元理论的支配下，有些人以“学术自由”为名，通过各种媒体诋毁英雄烈士，使传统忠义观念受到质疑。通过探寻中华法系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智慧，发现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培育“爱国”“富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培育核心价值观来确保文化安全。为此，国家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对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直接启用刑罚进行制裁。虽然“爱国”“富强”的提法与“忠义”一类的词汇差别甚巨，但其相互间的文化传承脉络也显而易见。注重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将“爱国”“富强”的观念塑造成国家层面牢固的文化价值观。
传统“廉”的价值观包括对财富要“廉洁”，对是非要“廉明”，对工作要“廉正”，这三种品格和态度，可以和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敬业”“公正”的理念相对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为此，各级党政机关设置纪委、监委，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进一步完善党规党纪，使反腐倡廉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如此种种法治举措，一定能使我国的廉政建设由“不敢腐的震慑”迈向“不想腐的自觉”，将“法治”“敬业”“公正”等理念打造成新时代不可动摇的廉政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