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帝国主义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嬗变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围绕新帝国主义的概念、运行特征和反抗逻辑，对新帝国主义的复杂图景进行了多方位的剖析。以哈维、伍德、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理论家在部分延续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同时，分别阐述了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以及国家主权之间的互动，指认了时空修复与剥夺性积累、市场法则与民族国家以及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在新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并提出了诸如“新政”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新方案”。西方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新变化的分析和思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参考。但遗憾的是，当代西方左翼群体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从而造成了他们的政治规划有名无实、缺乏对社会主义实践可操作性的现实指导。
关键词
新帝国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列宁
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在这个关节点的挑战在于理解这种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在当前资本重组、劳资关系调整和积累模式跃迁的情境下，辨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自己的角色或演变成作为全球霸权的新形式，进一步说，认识霸权如何以帝国的形式出现，全球霸权如何通过民族国家内部化导致不同的权力结构。我们看到，以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为新帝国主义范式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他们抓住了新帝国生成、形式、趋向的不同侧面。不过，他们的左派政治规划都无法真正完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瓦解。而列宁主义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分析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科学阐述。因此，要理解当代世界的帝国主义及其对社会生活所有部门的影响，就必须回溯到列宁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和特殊性。
一、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主权的辩论
新帝国主义理论家纠偏了长期以来对于帝国主义政治后果的侧重，转而认为经济力量在其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此外，世界不仅仅是通过贸易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且它的相互渗透程度要高得多：公司间的贸易远远超过国家间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基于国家领土的现有政治制度的分裂。当然，资本—帝国主义不能消灭现有的民族国家，但国家作为制度化的阶级关系并不完全与领土相匹配。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的扩散是由作为全球资本循环的新监管者出现的超国家机构阐述的。因此，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在对当下帝国主义概念的分析中，对于政治、经济、主权三个领域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试图更加接近当代帝国主义的内涵。
（一）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矛盾统一体
帝国主义的意涵在大卫·哈维那里相当宽泛，可以指涉某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或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群在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等方面的强制扩张行为。他认为在以往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学者们太容易囿于政治或经济两者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定式。比如艾森施塔特声称帝国是一种政治体系，坦布林克也认为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忽视了政治方面。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分歧，“经济决策主要面向世界经济领域，而政治决策主要面向拥有法律控制权的较小机构”。
（二）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
伍德对帝国主义历史的详尽考察是为了通过资本—帝国主义与过往形式的比较研究，揭示其特殊性。在她看来，财产帝国到商业帝国再到资本帝国这一发展进程，实质上是由起初“帝国总是受限于超经济的力量”转向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并最终凌驾于超经济力量（政治、军事力量及特权等）之上。具体而言，帝国在“超经济力量发挥根本作用”的基础上，以经济压迫为主要手段使其热衷于对领土的控制被贸易的狂热所代替。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是一种将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权力分开的制度。事实情况也证明了这种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并不绝对要求垄断政治权利，而资本主义规则的国际化使得从属国家在没有任何明确政治控制的情况下屈从于全球资本。伍德对不同形态的帝国的分析表明，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的分化是资本帝国的标志，这亦是新型帝国与传统帝国两者之间的界限。
（三）民族国家主权的淡化和“帝国”主权的诞生
帝国主义理论中最有争议的话题无疑是民族国家的角色。历史经验说明了20世纪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基础上。如今，民族国家的角色确实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它不再是保护国内资本利益免受外国入侵者侵害的辅助手段，而是将全球资本利益内部化的工具。西方一些左翼学者针对当前主权国家的新面貌，提出了帝国概念更迭的观点，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过程中伴生了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们所说的“适当的资本主义秩序”。两位学者以美国宪法为想象空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危机，也就没有因此而衍生的帝国主义。简单来说，帝国的形成源于美国的权力扩张，其中宪法的全球扩张发挥了重大作用。关于“帝国”，他们的结论是，相较于帝国主义，帝国不执拗于中心权力，超脱出领土的界限。它是一个分散的去领土化的统治机器。在其无限拓展的范围之中，这一统治机器接连强化对全球各个领域的整合。人员、信息和财富的流动创造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力量，几乎无法从一个中心进行监控。因此，核心和边缘或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传统二分法正日益被更加复杂的不平等模式所取代。哈特和奈格里声称，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实现，民族国家的边界被解构了。
二、当代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运行特征的解读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以及来自第三世界对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吁，“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冲突转变为南北经济对抗”。美国越来越依赖于间接形式的剥削，而不是像欧洲殖民者那样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内部的过度积累危机以及外部政治强制阻力不断增大的双重掣肘，都必须转变其运行方式。
（二）市场法则和民族国家
（三）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形式与具有生命政治本质的权力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生产一直处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中。这种过渡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新形态”以及“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的过程，致使世界市场和劳动力的分工在帝国根茎式的生产结构中得以形成。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从劳动的生产形式的变更来剖析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其中，非物质劳动概念居于核心位置。非物质劳动源自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传统，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将其界定为：“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范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劳动的最终产品不是物质产品。相反，最终产品是一种服务，一种文化产品，交流或知识”。从《帝国》到《诸众》，哈特和奈格里不断深化他们的认识，当非物质劳动成为非物质产品的时候，劳动的形式就跳脱出空间的束缚，渗透进人民的生活，具备了情感劳动的形式，并进一步塑造了生命和生活的形式从而完成了对生命的操纵，产生了资本支配生命的权力。
三、当代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理论的反抗逻辑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裹挟之下，当代帝国主义不断调整其运行方式。因此，哈维提出了“新政”帝国主义以重组国家权力，抑制新自由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束缚；伍德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认为只有通过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需要付诸通过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新政”帝国主义
（二）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的新方案”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反抗是超越国界的，其并非建立在对民族的认同基础上，而是基于无国界的共同革命意愿。如前所述，当前的全球资本奴役方式更加纷繁复杂，帝国已化身为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同时创造出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主体，人们甚至可以说，唤出帝国的正是诸众。“诸众，既是过去无产阶级的替代者，也是帝国时代新的革命主体。”奈格里将其界定为：“诸众由具有生产力的个体组成，是一种拥有着创造性和斗争性的政治主体。”以此为基础，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建构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案。他们认为应以建立世界民主的新政治秩序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将能够争取斗争统一和合作的平等”。近年来，他们进一步把这种方案称为“共产主义的新方案”，并指出，“共产主义意味着建立一个消除资本剥削与屈从于国家的新世界”，共产主义并不是公有，而是共有，是诸众对公共产品的公共管理，本质特征是诸众的解放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围绕这个方案，哈特和奈格里给出了三个具体的政治任务：争取全球公民权、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和再占有的权利，当然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必要的各种自发运动和有组织的革命等方式。
四、当代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延续了《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列宁明确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列宁正是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原则和方法的坚守中，实现了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超越。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明显快于20世纪，因此，帝国主义的发展形态与未来趋势更加难以把握。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帝国主义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但包括哈维、伍德、奈格里在内的著名左翼思想家们都囿于某个方面的错误判断，造成了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
（一）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背离
第二，伍德对辩证法的割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剖析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现实的典范之作。列宁将唯物辩证的方法贯彻其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向。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新情况，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成功尝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经济为基础，但不仅仅限于经济。列宁一方面以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关系的变化，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将政治生活同经济相联系，阐述了经济的发展如何引起政治和社会的改变。由此，列宁从探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又将其提至生产力的高度，使得社会政治经济得以被全方位地探究。
在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动态发展中，伍德割裂了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统一体，本末倒置地认为两者的分离催生了新帝国主义。显然，脱离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其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伍德着重凸显了经济力量的作用，新帝国主义将经济霸权作为最终目标，并通过经济（市场法则）来向全球推行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伍德以大量的笔墨来论述超经济力量诸如军事、政治法则等在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此看来，新帝国主义的最大依仗——经济力量反而需要寻求超经济力量的庇护，产生了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概念的偷换。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主体，力求以变革阶级关系与国家权力体系，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帝国主义对工人的腐蚀表现出高度重视和担忧：“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即是说，一定要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分化，保持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纯粹性。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恶劣的生存条件同时孕育了他们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大生产中的齿轮，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特殊的群体，因而只有他们才能成为一切被压迫群体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即是说，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主体。
（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揭露的帝国主义本质和未来走向的背离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主权的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对此解释道：“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列宁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结合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度失衡的状况，认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因不满现有的世界格局而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不可避免的战争在导致帝国主义势力内损的同时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成为某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总结道：“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的消失，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家与主权是同时存在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无法消解主权国家，反而恰恰离不开它的助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帝国主权理论反而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辩护，奈格里和哈特所构想的帝国政治经济规则只不过是在美国主导之下才得以存在的理想状态，但凭此就将美国作为超越国家权益的世界政治实体，反而掩盖甚至粉饰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五、回响与展望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当代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资本—帝国主义当代现实在理论上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革新。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维度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用来分析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本质的重要方法工具，在当代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同样被有限地保留下来。哈维、伍德、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在基础理论方面都做了有价值的工作。他们帮助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标准，不仅回顾了旧的帝国形式，也解释了新帝国的现实存在，还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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