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展开学术交流
本期书目：《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编辑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研究著述。书中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既论述了大革命的开创性和决裂性，又论述了它的连续性，认为大革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反复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必读书。
思想汇聚：
关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些思考
（郭微14级现当代文学）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采用了烘托的手法，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社会历史现实现状向读者们阐述了法国大革命带给法国社会的一些转变，让读者更清楚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情况也许不像是教科书中所谈到的刻板概念。
所以我们说到了农民，其实个人认为在这本书中，我们要研究明白的一点就是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1789年的法国不同于当时的中国也不同于现在的中国，所以要读懂这本书一定要站在当时当地法国的社会基础上而并非将中国的农民也作比较。作者在这里将法国农民和德国的农奴制放在一起为读者分析，我认为法国的农民阶级在当时社会中的所有阶级中是最有理由反抗暴政，发起革命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是最受压迫的阶级，作为受压迫阶级，他们要时刻担心自己的田产会不会被收回去，担心自己随时被自卫队作为劳动力征走，担心政府种种朝令夕改的政策法规，他们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现状所以只有默默忍受，“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穷苦无依着的身上，他们地位卑下，使苛政更难忍受。”但反过来说，法国农民却又是大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在他们的世界中，他们是最有理由举起反抗大旗反抗社会的，法国人民的处境虽然卑微，但并不妨碍他们反抗精神的存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他们不具备社会其他阶级反抗的条件，但他们是最有反抗精神和需求的。
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疑问就来了，似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更优于大革命之后的社会，被人们历来传颂能够载入历史史册，成为里程碑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就没有之前传颂的那么伟大了呢，好像看上去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并没有之前那么好，作者认为中央集权不仅在革命后没有被铲除，反而被加强了，人民所迫切唤起的自由反而是最先消失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过程中的每个细节。
所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他想表达什么观点，而是用分析的手法，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生活现状，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在最后也讲明了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他并不仅仅是一场普普通通的革命，在革命背后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势力在其中的关系式如何调节的也作了详细说明，让读者真正明白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法国，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的原因。
作者简介：郭微（1990——）女，汉，陕西省汉中市人，现为青海民族大学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此大革命非彼大革命
——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何璐璐14级现当代文学）
摘要：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揭开了标榜着法国人民无上荣耀之法国大革命的神圣面纱，呈现给我们是一副连贯的法国制度风俗的历史画卷和种种色彩，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制度的漫长演变和革命后所表露出的新的制度特征加以深入地研究分析，便证言了法国大革命远非人们所夸赞的那样伟大。本文从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观点做出思考。
关键词：比较研究；大革命；贵族
因而，此书中的“大革命”不再是常人所以为的那个大革命了，作者也试图绕开了大革命这一单纯的历史事件，把革命的定位放置在更深远的历史环境和脉络中，来寻找和对应大革命以后那令人似曾相识又颇熟悉的场域的根源所在。
一、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
如果让我对托克维尔的这一史学著作进行什么更新观念的建树的话，我是远远不能够的，这样一个严谨的收集和占有详尽的第一手史学资料的学者，隐晦了自己法国人的身份甚或是贵族出身，可以不带偏见不讨好任何人地去做一个长足而又不乏说服力的“立言”工作，已经不是一个“敬服”所能代表的，也不是简单的批驳可以囊括的。如果没有一个更深层基础功底的专业学者，是不足以去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做出什么评价的。我也唯有从作者的选题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乃至对于历史的观点等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作者书中所采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作者是立足于法国的制度与革命现实，但是为什么这一场独特的大革命会发生在法国，为什么法国的大革命又这样具有独特性和先验性，那若只谈法国本国内的现实依据是不足以让读者意识到法国的独特性的，法国所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各个阶级的社会现实的突出特征也不易被世人所察觉和感知。在书中各处作者都不断的以与法国比邻的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和美国作比较。双向的比较是为了单一地凸显，作者也是采用这样一种同诸多国家的比较来画出轮廓，以烘云托月之势更加突出处在中心位置的法国，随着其他国家的形势渐渐清晰，法国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也就呼之欲出了。作者将其他国家同法国的历史做了比较和区别：
通过和属于同一欧洲文化体的英国、德国、美国的具体实情的比较，显示出法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那么何以在法国发生这样的一场大革命也就更容易让我们理解了。
二、贵族阶级之于农民和国家的意义
谈及贵族阶级，若是非要以阶级论来说，这是一个上层阶级，生就比平民更高地位，优越感是平民所不能够享及的，也是极容易被农民所屈从和嫉恨的一个阶级。似乎这个阶层的人永远尝不到生活的苦难，他们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资产，在重要的场合只比王室成员略低一等，甚至有时是堪比王室的阶层。穿着上等的服装，坐着上等的座位。这么一看，好像真的是与农民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但是事实也正如作者托克维尔在文中所言的，在他真正开始详细着手去研究这个不讨好的阶级时，竟也发现了贵族阶级对于农民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历史上所承载的角色是要放置在更大的历史局面去讲，而不只是人们所看到的他们享受特权，欺压人民那样简单。
可惜凭借着法国农民浅薄的学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会理解到贵族对于他们更远大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导致了与贵族阶级关系的彻底断裂甚至是通过迅猛的大革命推翻了这个只有嫉恨没有一丝对之感恩迹象的阶级。何以在农民把土地从贵族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处境变得更糟糕，也正是因为贵族阶级已经开始没落和没有实权了，却还因为一些可怜的保留权遭受忌恨。等到推翻了贵族阶级，他们的道路似乎是畅通无阻了，到了中央政府全面集权的管制，政府伸向农民事无巨细的生活时也变得更加畅通无阻。挡在农民前面的那堵坚实的墙已经颓圮了，中央的势力渗透进来相当容易，农民的权益变得更加赤裸裸。中央政府所颁发的整一的政令和法律下达到不同情况的地域，而且这些政令法律又是极其的模糊和不确定，更迭频繁。贵族阶级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王权相抗衡的力量，当他们还是掌权阶级掌管着一定的农民和土地时，农民在他们的管制下也可以及时获取赈济，便比中央的直接统治更加稳定。由此也可以反映出阶级论的狭隘之处，就在于不够客观地分析历史。
所以，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并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即便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是处在一定的相对变换中。在对历史进行研究阐释时候，必须要抛开过多的普遍观念的纠缠跳脱出来从一些别人不曾发现的资料和知识脉络中去挖掘新的东西和潜藏的因素，就能够揭示出一些新的局面和揭开事实的真面目。所以托克维尔的“大革命”远非拥有着伟大功绩的“大革命”。
作者简介：何璐璐（1991—），汉，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历史的重塑
——自由与平等塑造下的专制
（张婵婵1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856年，经过5年的深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终于出版了，并获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托克维尔一反常态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深入了解后，另辟蹊径，他认为大革命与旧制度有很强的延续性。托克维尔基于这一点，展开对大革命起源的分析，本文主要是从自由与平等关系对大革命的影响方面出发探讨法国大革命。
关键字：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专制制度；
以往我们所了解的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为了推翻旧制度，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建立新的社会政权。但是托克维尔认为不是，他用历史叙述和历史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法国大革命，从思想方面研究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
托尔维尔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做一个整体，统称为大国大革命。该书的核心观点不是探知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与意义，而是探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思想根源——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就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朝代更替，哪一个不是如此，更换了朝代可是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人民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动。所谓朝代的更替不过是统治者的交替压榨。这本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推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史为鉴，反观我们历史的不足，并学习这种历史与哲学并存的研究方式。托尔维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在探讨，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评判也有帮助。
一、历史的重塑。
其实，很多人认为大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新的社会也会和以前的旧制度割裂关系，但沃尔维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旧制度孕育了大革命，可以说是大革命的推动力。托克维尔复原了旧制度。旧制度是什么？他笔下的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因素的复合体，一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一是路易十四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中最根本，也是对法国未来最具决定性影响的部分。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对中央集权制存有误解。他们只看到大革命将以往一切推翻在地的激进性，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但托克维尔提出，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1]在别人看到断裂的地方，他看到了延续。
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制度名存实亡，贵族制度被路易十四以来的君主专制和行政集权的打压下逐步消亡。地方自治泯灭，中央控制地方行政。地方权力被中央集权所控制，人民失去了参政的权力。人民缺少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的机会，旧制度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国人民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的丧失，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萎缩，在各个方面为旧制度的毁灭和大革命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法国大革命虽摧毁了封建制度，但旧制度的核心——中央集权制却保留了下来，在新的社会得以巩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人民没有的到应有的权力，所以大革命也是旧制度的延续，不是大家所认可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这一说法是对于法国大革命性质的质疑。托尔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实际上是对于大革命的重新塑造，重新定位。发掘了我们以往在研究大革命时对于大革命定位的误区，还原了另一个的法国大革命。
二、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尔维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探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大革命特有的那种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尔维克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别追求的是平等价值的实现，为了追求平等，人们不惜牺牲自由。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特别痛恨不平等，为了消灭不平等哪怕破坏自由也在所不惜，这也确实是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托尔维尔认为这是从旧制度的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追求自由和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在大革命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尔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所以在很多国家“平等”总是凌驾在“自由”之上。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作者简介：张婵婵（1991—），汉，女，甘肃省庆阳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
对自由精神的寻觅
——《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
（李艳超14级文艺学）
摘要：《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著作，托克维尔深入探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意在说明旧制度本质上泯灭民主自由最终引发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热衷于寻求国家的民主自由，也只有自由才能避免社会走向新的专制和暴政，并推动一个民族走向强大与繁荣。
关键字：《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革命；政治自由；文学自由
一、认清革命的根本与实质
托克维尔的著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赞美诗，而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著作。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一步认清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与实质。正如张芝联在序言中所提到：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陈情书。此外，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材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揭示大革命的实质与根本。
托克维尔意在说明法国1987年革命的根本与实质，启示着我们也要认清任何事物的根本。正如朱恒夫先生在讲座时所提到的那样：“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保守都是坏的。”重要的是要认清事物的本质。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在其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的反感与批判，这是对封建道孝的揭露。但传统的“二十四孝”中的“芦衣顺母”“扇枕温衾”等传统道孝也是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与发扬的，重要的是认清事物的实质。鲁迅在《药》《阿Q正传》中辛辣地讽刺了国人不理解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与普通百姓的严重脱离的情形。
二、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3]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三、从政治自由到文学自由
[1]托克维尔.冯棠等译.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5，74,64,35,35,36.
作者简介:李艳超（1989-）汉，女，河北省唐山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历史的预言现实的演绎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蒋玲14级文艺学）
1、托克维尔本书中提出一个最为吊诡（悖论）的问题：“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笔者从书中找到的答案如下：
一是政府有法不依或者朝令夕改，造成百姓的恐慌。国王宣布说：“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使人民激愤起来，在人民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
二是人们利益需求单一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正是由于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精神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人与人之间变得互不来往，社会诚信缺失，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就是中国古语所云：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船就会翻。
三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农民虽然脱离贵族地主阶级的束缚但是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
四是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人民怒气冲天！官员们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人们对未来看不到希望。
2、这部著作给笔者深刻影响的还有他对文人在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肯定，由此笔者也参照中国社会发现了中国文人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试作如下说明。
托克维尔说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中国文人首先从思想上解决了自身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他们以维护清朝统治为根本目的开始睁眼看世界，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类著作翻译到中国，希望国人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比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后来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只不过是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时他们积极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或许无法习惯没有君主的生活，所以还是希望国家能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后来又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对专治国家已不报任何希望，他们将西方社会主义的马列思想介绍到中国，启蒙了当时一大批怀抱治国报国理想的热血青年，开启了新风气，唤醒了人民，他们不屈不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仍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沉睡中的麻木的中国人，如鲁迅先生的名言：首先要从精神上救治中国人。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作者简介：蒋玲（1991—），回，女，青海省门源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文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
法国大革命前夜的阶级研究
（杜毓婕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以往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中，总会有如下的意义诠释：从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还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
然而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传统意义的驳斥。它告诉我们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的成果，在何等程度上在旧制度下已经存在。
托克维尔出生于1805年，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一次反思。大革命后帝制的复辟，无疑是对这场大革命果实的窃取。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研究与观点，正是透过历史的角度讨论造成大革命后这一现状的政治原因。
从横向上比较大革命前夜的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态与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革命最终导致复辟的原因。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与英国有着许多不同。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间通婚。而在法国，旧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所有方面似乎已经融为一体，然而还是百般避免联姻。
法国贵族情愿埋身于艺术沙龙之中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兴起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但他们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转向其他道路追求个人利益的发展。
蒂格尔说道：“（法国）每座城市都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它们不惜牺牲本区的农村和村庄。”在18世纪的法国，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他们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管辖。法国农民在这一时期享受着公民的自由，拥有部分土地。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的进步，18世纪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更糟。
因为所有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贵族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不再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既没有人想对他们施以暴政，也没有人为他们服务。农民阶级被孤立在穷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城市愈发展，农民的境况就愈是凄惨。勒特罗对国家抛弃农村，使得农村一无道路，二无工业，三无知识深表痛惜。
但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依然承担的繁重的税收，除了贵族，谁也逃不掉这个负担。因此一小部分富裕的平民搬入附近的城市，他们不久便失去了田园嗜好和田园精神，他们对依然留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动和事务变得完全陌生。
唯一真正使农民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就是教区自由。这种空洞的形式却被农民所珍视，他们对于政府的权力被过于集中于总督之手而心安理得，却因不能在村政府中畅所欲言而不满。教育和生活方式使农民对所有事务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但这个理解对其他人来说一直是封闭的。
在路易十四末期，交通要道的保养由使用者转为农民单独负担。最穷苦、最少出门的人反倒要对道路负责，无疑是讽刺而可笑的。
一直以来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进行的一场变革，事实上，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严重缺乏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和联系。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同贵族一样，是与人民分离的。当资产阶级将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们无意中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但对于农民阶级的这种热情，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和引导，最终也使他们自己成为了牺牲品。
在18世纪末期，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新社会的贵族，只待大革命为他们腾出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的主要发源地，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因为城市越是繁荣发展，人们的精神越显得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的不满在加剧，新的事物在萌芽滋长，对旧的规章制度的仇恨也在增长。整个法兰西不可避免地在走向革命。
大革命前的政府不断刺激人们发财的欲望，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它扑灭。法兰西民族对自身的事务极为生疏，对国家制度感觉棘手却又无力加以改善。这在两方面同时加速自己的毁灭。
资产阶级要求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这无疑是一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资产阶级以为借助理性，就可以对如此复杂的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认识和判断注定是肤浅的。
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法兰西民族热爱自由。他们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做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
但我们也要看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为我们所呈现的革命前夜阶级之间的对立、松散的结构，他们彼此之间缺乏依附，因此革命的过程也显得岌岌可危。至于革命最终的成果遭到破坏，是一个必由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引导的改革。恰恰相反，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政府之间互相分离，使它成为了一场复杂而内部松散的社会政治革命。最终使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府重新夺取了政权，使大革命的成果成为了一个自由而空洞的表象。
作者简介：杜毓婕（1992—），汉，女，山西省太原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王俭锋15级现当代文学）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摧毁法国社会的一系列旧制度，相反大革命之后的的很多制度是在旧制度基础之上建立的。那为什么还会发生大革命？并且是在法国出现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呢？我们都知道一场革命的发生因素有很多，必不可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矛盾层面，17世纪到18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理性、人民主权、反抗权威等一系列主张给法国民众解决了革命方向的问题：消灭特权和等级制度。作者说：“要想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关于社会矛盾层面，参考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革命不可避免。法国贵族与民众矛盾十分尖锐，贵族残酷地剥削欺压民众，民众对贵族极其仇视。
作者简介：王俭锋（1993—），汉，男，甘肃天水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自由引导革命
（方芳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既伟大又危险，托克维尔用充满感情却毫不缺乏理性的分析揭示了革命神话与“罪恶过去”丝丝入扣的异同以及自由与平等间危险与微妙的关系——人们身处转折怎能如此不知所措？为何旧制度繁荣期恰恰爆发了革命？改革（由内而外）怎样变成了革命（人民动手）——“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一切在某一时刻再也无法晚会。我们阅读这本书不得不产生大难将临与叛逆的兴奋感——这也是这本书危险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太容易变成一种他者化的隐喻，从而成为一种现成的煽动工具，何况现在我们更加彼此孤立，更易被激怒，超稳定系统早完成了对个人原虫化的改造，避免革命更非易事了。
这本书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的情况，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全球最高。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其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税收，而征税的原因则是七年战争和独立战争对国库的虚耗，和政府一系列错误的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比如为了短期获得资金大范围买卖官职（导致贵族被稀释，又面临这些官员的薪俸问题——这又是一项长期财政损耗）；不断提高农民军役税（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而被束缚于土地的剩余农民被迫忍受更多的税收）；拉低贵族和僧侣的地位，向其征税。阶级的固化与相互脱离、敌视，税收与法律执行的不公，知识与思想已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了，而所谓的特权的却失去实质，第三阶级联合了更多数，在天赋自由思想的鼓舞下，革命以一种激进的方式爆发。
托克维尔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为何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何革命总在暴政趋于缓和时发生。“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1、贵族权利和权力的不对等；2、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对立；3、事无巨细的集权制；4、无政治生活训练、只求平等不求自由的民众；5、由抽象原则引导。“没有这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比如它号召的“自由”、“政府监管”、“行政法院”等都在旧制度下安然存在过。而它呼吁的“平等”则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文人的虚妄，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革命不是发生在旧制度最严苛的时刻，而是旧制度对人们的压力开始减轻的时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趋于极端，正应验了那句话：试图把人类带往天堂的奴隶反而把人类带入地狱。
社会的稳定结构和制度体系互为表里，大革命改革的是制度，耳聪革命之后看，新的整体因循了很多旧的制度，可以说结构的改变才是关键，而这一关键点，书中提出了，但没有摊开来讲，因为那就跑题了。无可置疑的，生产力的质变突破是关键点。它打破了旧的利益分配体系，创造出新的能量巨大的利益体，它们的诉求日益改变着世界和旧体制。革命，正是这一诉求在旧利益代表和新利益体间妥协的标志点，之后则是重新调整构建新利益分配格局的具体的事项操作。西方乃至世界的利益格局在之后的百年都未曾改变国，因为影响结构改变的因素——生产力——一直都没有质的突破。电子、网络等都只是具体方面的极致化发展成就。
人们原本憧憬和希望建立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坚决地想把与过往有关的一切抛在这场革命的身后，然而最终却发现他们不过是在用那些废墟的瓦砾去重建他们曾经梦想的大厦。而从托克维尔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文字当中，我们好像又依稀可以窥见多年以后我们这片东方大地上的影子。
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所想的怕都是不生抑郁症吧。借用卡尔维诺的比喻，大革命以为砍下了美杜莎的头，但真正的英雄是会把她温柔地放进鲜花做的棺材中的。旧制度已摇摇欲坠，大革命为旧制度的崩溃打了催生针；只有特权没有权利是最危险的状态；平等与专制比平等和自由更为亲人，平等必然来到，专制如影随形，而自由难寻；政治权利永恒存在的，只有重构重组充分配，没有消灭的道理。
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叙述大革命始末史实，而是尝试挖掘旧制度中产生革命的因子以及因何从行政革命走向了颠覆社会的政治革命。法国革命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旧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它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其中包括中央集权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原有的行政司法体制。而这已被遗弃的东西正是在旧制度中已经存在而被革命者深恶痛绝的。之所以会以这样高烈度的方式进行，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高度集权使得贵族阶级事实上成为了一种附从阶级而被民众敌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资源的高度集中造成共振，最后是作家文人从抽象的方式引导革命。
都说托克维尔笔下大革命钱的法国很像时下的中国，但与其说它像时下中国，不如说像战国之中国：法王路易们的一系列改革相当于秦始皇的废封建立郡县，启蒙文人的高谈阔论相当于战国文人的不治而议论，大革命之后世界均一化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六王毕四海一”也是华夏历史古今未有之大变局。
这让我想起最近在读的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他们宁从事于探讨何事为社会所当好所当恶，而不去究问社会的好恶对于个人是否应当成为法律。他们宁愿就着他们自己持有异说的某些特定之点努力去改变人类的感想，而不把保卫自由、保障一切异端作为一般性主张。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人类若彼此容忍各自按照自己认为好的杨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个人都按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较多的。”
更有霍姆斯所言：“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作者简介：方芳（1993-），汉，女，安徽省池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
浅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宗教问题
（许琪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托克维尔在本书的前言说：“我承认，从各个角度研究新社会时，我从未忘记当下的新社会。我不仅想弄明白人的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怎样可以救他一命。我像医生一样，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幅极其精准而具有指导意义的画卷。”作者探究和剖析并力图寻求根源的坚定态度深深打动了我，同时也说明了作者是站在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高度分析和研究大革命。可以说，这段话也表明了托克维尔写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或者说是这部书的指导意义或价值。或许，这正是鉴于这部书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广受好评的畅销书籍。
读完这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在书中主要围绕着政治，民主、专制、自由、平等重要概念，阐述了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是解读和分析这本书的几个普遍的角度。但是，我认为宗教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里，我想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野，以本书中所涉及的宗教问题切入点，从宗教方面谈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在此书中表现出来的对宗教的态度。我认为作者对此问题的回答主要表现在本书第一编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二章里。宗教或者信仰规范不仅仅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时代，可以说，它能够超越国籍，使世界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托克维尔对此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关照中国社会历史中出现的相似情况，并思考可能对当下中国社会产生的思考和借鉴意义。
在18世纪末的法国，“一切宗教信仰都威信扫地。这无疑给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最大的影响，铸造了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在法国，不信教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偏执而咄咄逼人的狂热。人们习惯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摧毁宗教政权和削弱政治权利，但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在当时，“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是，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而展开的政治革命。
而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宗教的问题，也是分析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托克维尔对此也表现出了一种很复杂的态度和情感。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宗教与政治权利结合的反感。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法国的教会在所有的政治团体中并不是最具压迫性的，但在人民的心中确是最厌恶的政治团体。主要原因在于：“教会卷入政治圈，尽管这是背离其本性和使命的；教会谴责别处的罪恶，却让政治权利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掩护罪恶，似乎是欲使政治权利像教会一样万岁。因此，抨击这样的教会，肯定会引起民众的共鸣。”不仅如此，教会是于作家们最接近、最直接的对立团体。教会专门负责监视作家文人的思想动态，查禁其作品，并且整天为难他们。“君主与教会已达成交易：教会想君主提供精神力量，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君主令臣民信守教会交规，教会则让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同样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的封建君主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难以撼动的力量，牢牢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
当宗教势力与世俗的政治权利结合时会产生破坏作用，成为人们革命的对象。所以，作者在文中说在革命即将降临的时代，这是危险交易。但当二者分离之后，尤其是当教士从一切与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即世俗的政治权利相分离时，教会的力量可能会在人们的心中恢复，并逐渐稳定。比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最反对宗教的是旧贵族阶层，而在1793年之后却变成了对宗教最虔诚的阶层。反观当代的中国，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我们逐渐从孔子的《论语》中吸取精华，其代表思想比如“中庸”“和而不同”等思想竟然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大家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使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对宗教的存在持有充分的肯定态度。宗教不仅对于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信仰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来说，这种宗教信仰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并且深入和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作者举得例子，“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处，倘若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是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助于法律稳定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没有宗教，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社会，就无法存在。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懂治国之道的人也懂得这一点。”这一现象也使我陷入深深地思考。虽然中国保护人们信仰宗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但是宗教的信仰问题见之于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见之于宗教对人民，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我们改采取怎样的方式也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
宗教信仰对社会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而现在的中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仰危机。我认为主要是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无神论的思想教育，许多人为了追求现世的享受和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作者简介：许琪（1991.10——），汉，女，山东省济宁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
由大革命想到的
（刘晓伟15级文艺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著，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法国大革命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史上最彻底、最典型、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客观条件中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较英、美有了更长足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更壮大，经历了较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更成熟，已经不再打着宗教旗帜进行革命，而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提出较完整的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理由和将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雏形；在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
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以及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面。小说结尾：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则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作者简介：刘晓伟（1990—），汉，女，河北省邯郸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岳君惠15级文艺学）
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社会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央集权消解了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分散软弱的社会力量又强化了中央集权，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第2编第9章的题目所示，“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可以说，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及其对法国国民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的剥夺，已在各个方面为旧制度的毁灭和大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作者简介：岳君惠，女，河南安阳市人，2015级青海民族大学在职研究生，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中国审美文化。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毕晓琼15级古代文学）
作者简介：毕晓琼（1992.9.14），汉，女，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文人的社会功用
（张明贤15级古代文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利用文史交叉的研究方法，以英法两国为例，就社会制度和政界革命的历史关系问题，再现了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内在隐层面目，颠覆了所有人对革命的“常识”。他重点突出对革命前腐败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批判，揭示在利益面前对平等和自由的模糊认识，从而深刻阐述文人和政治的关系，突出文人的社会功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在18世纪中叶，由于社会根本没有政治自由，文人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接着他比较了英法两国的政治传统：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文人和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区域，官员治国理民，在后一区域，文人制定抽象原则。
之后，他又叙述了一般民众的行为：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护。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于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18世纪中叶那样，被文人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最后他得出结论：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制度，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最后的结果只有两条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大革命就这样不可逆转的发生了。
因此可以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民不聊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人们都有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才会真正开始关心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此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真实存在。
现今中国大地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情形，在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劳众都对中国政治评头论足。只因他们对自由的模糊认识，和他们对利益的过度追求，催使他们以不甚理性的大脑思考和审视中国的体制。这就需要文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用。
研究治国之道，用制度扼杀革命。这该是文人最大的社会功用。众所周知，文学长期起来都是政治教化的主要手段。如果文人能将心智聚集在研究治国之道上，摒弃文学功利性，可以影响官员治国理民，通过他们制定的抽象原则，加之社会的真实情况和需求，完善法律、政治体制，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国家何愁不治。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文人的思想教化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文人一味地的批判社会，民众就会跟着批判社会；若果文人用文学教化人心，给社会以正能量，民众则也能对社会充满希望，并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社会，扼杀革命，而不是动不动就起来革命。
所以说，文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用，尤其在社会需要的时候，研究治国之道，教化人心，凝聚力量，用完善的体制改造社会，共建和谐大家园。
作者简介：张明贤（1992—），藏，男，青海省西宁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戏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