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美]大卫·格雷伯著，倪谦谦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出版，65.00元
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1961-2020）的《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原书名：TheUtopiaofRules:OnTechnology,Stupidity,andtheSecretJoysofBureaucracy，2015）是一部来自街头与思想前沿的政治人类学著作，在作者去世后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更是充分说明了该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起之前我们读过的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和《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规则的悖论》有更明确的问题指向和更尖锐的思想交锋，在关于当下全球性、全方位官僚制的研究中是很有冲击力的思想文本。另外我同时感受到的阅读乐趣是，如同格雷伯的其他著作一样，在本书的探讨背后的学术视角和学科资源来自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神学甚至流行文化中的漫画和超级英雄剧等领域，充分展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在现实生活中透露的政治关怀。
该书名直译是“规则的乌托邦：论技术、愚蠢和官僚制的秘密乐趣”。我注意到在全书正文第一句就出现“官僚制”，译者加了注释：“官僚制又译科层制，本书中统一作官僚制”。在中文使用语境中的“官僚”与“科层”有不同的褒贬倾向，在该书中统一译作“官僚制”当然更符合格雷伯的理论与情感色彩。
《规则的悖论》一再提醒西方世界的读者，官僚制对现代人生活的全面控制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人们通常表现出接受与顺从的行为，而习以为常所导致的内心麻木和被不断规训出来的赞美才是更可怕的社会意识现实。在西方世界，官僚制的核心基调是“规则”，可以美其名为“理性”与“秩序”而收割人们的顺从甚至赞美。格雷伯以其个体感受和跨学科研究彻底揭露了在正义与公平的面具下官僚制的残酷真相。到底什么是官僚制所要牢牢确立的“规则”呢？该书的“序：官僚制的愚蠢、快乐与权力”说得很直白：“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比“规则”模糊的是“规矩”，格雷伯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规矩”（establishedpractice）与“规则”的异同，但是他的“全方位官僚化”的概念意涵中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圈内规则”这样的涵义。
谈到对问题或人的“解决”，格雷伯反复论述的就是“结构性暴力”，而且他一再强调这里的“暴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像“一个人用木棍敲另一个”那样具身化，强调的是在西方世界官僚制有能力随时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他说一个研究生光是在图书馆精读福柯的理论是没用的，只有当他主张自己有权不出示盖章生效的凭证就进入图书馆，结果被武装安保带离现场，才能明白日常的一切最终都依赖身体伤害的胁迫来维持这个事实。所谓“结构性暴力”，他指的是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所造成的日常情境，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53页）。比被安保带离现场要隐秘得多的是对思想、信仰这类问题所施加的影响，例如好战的“阿尔法人”对和平农民“奥米伽人”的征服，在这时追问奥米伽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有罪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整个安排出自暴力，而且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人们为了适应这般现实而发展出的心理技巧”（54页）。
“结构性暴力”之所以成为西方世界的官僚制的基础，还因为“它能促成一种更简化和纲要化的关系（‘越过这道线我就开枪了’‘再说一个字就让你进监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暴力往往是蠢人的首选武器。”格雷伯没有忘记补充的是，“我确实需要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武力的对比”（63页）。这当然是很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警棍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国家的官僚制原则（强制推行简单的行政纲要）和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如此便不难理解，官僚暴力的头等要务是攻击那些力主其他纲要或力持其他解释的人。”（75页）那么，如何才能在“结构性暴力”中获得解放？格雷伯提到：无论如何，“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90页）。这是情境主义提供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