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原法学院的宗旨并不是仅仅培养一群工匠，或者为工商社会的律师打造一批金饭碗，而是要培养出一代伟大的法律家。
——我们选出了三位杰出校友作为本院全体师生的楷模，他们是南洋特班的主任蔡元培、学生黄炎培以及曾经在我校任教的法律界第一人王宠惠，分别代表“五四运动”对赛先生、德先生以及罗先生的呼唤，代表尚未完成的国家现代化工程项目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科学、民主以及法治。
——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下一个历史轮回中，你们注定要担当承先启后的重任。但愿你们不要虚掷今后的数年光阴，辜负国家——国与家的前辈——的殷切期待。但愿在下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在六十年之后，你们还能够重新聚集在这里，盘点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民主以及法治方面的辉煌成就。
1957年季卫东出生于江西南昌市。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高中毕业后季卫东到农村插队下乡。他在江西乐平县临港公社度过了四年光阴，“下乡以前我对农村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到农村以后，感受到农民非常质朴，也很同情他们的某些遭遇。”所以，1979年参加高考时，季卫东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些选择无疑都来自下乡的人生体验，因为在季卫东看来，“新闻和法律正好反映了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的两个重要方向”。
1979年的秋天，季卫东以全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走进了北京大学，成为法律系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活很朴素，但求知欲极旺盛。当时法律专业的书籍还很有限。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著作在校内新华书店极其抢手，饭后到书店转一圈就几乎成为季卫东的必修课。他笑称，“盗版台湾书籍对迅速缩短法学领域的知识时差还是功不可没的”。
1983年，留学美国的机会出现在大学毕业的季卫东面前。但是一直处于蜜月期的中美关系突然遭遇了一股“寒流”，于是季卫东被改派到日本。在日本六年，季卫东潜心学习，最终获得了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时，八十年代刚刚结束。季卫东对八十年代的个人记忆的句点，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海子在接到北大法理专业研究生落榜通知后，曾跟季卫东在未名湖畔漫步谈心。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季卫东不明白，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为什么以那么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
诗人海子选择离开，季卫东则开始了另一条道路。
近代以来，作为东亚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至少两次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大量知识分子聚集在富士山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留学生再次东渡求学。日本在走向民主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的法律制度，成为世界法律知识的百货店。季卫东非常庆幸自己有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
季卫东发现，日本和中国的法学区别很大，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两国都受到了德国法系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也多有相似性，只是日本在学习西方制度方面有很多的变通甚至创造。他领悟到，一个非西方社会可以灵活有效地使用西方的制度。
法学家许章润先生曾经把近代以来百年间的中国法学家分为五代。第一代是清末变法改制期间登台的法学家，第二代是20世纪20年代以降接受了现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学家，第三代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崛起的法学家，第四代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苏式教育培养的法学家，第五代就是1977年后经由高考入读法律院系、逐渐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五代法学家尽管遭际不同，命运各异，但是推进“现代化法制”，推动中国走上宪政之路是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作为第五代法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季卫东非常敬仰第四代法学家江平先生的道德风骨，他在《法不阿贵方成公器――关于宪政之路与江平先生风骨的随想》中说，虽然他与江平先生并无深交，但是“彼此心意相通”。
这彼此相通的“心意”，也许就是回荡在几代法学家心中的共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