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该文提及“所谓封建迷信是指盲目信仰和崇拜某种神秘力量或邪魅说法。在过去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中，我们会将神汉、巫婆、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活动都归入封建迷信活动，而现在占卜、算卦、看相、测字甚至是相信星相、鬼神也会被归入封建迷信”，并在管理操作层面提出“这些陈规陋习，的确需要整治和革除，但办法不该诉诸简单粗暴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也不该将正常的民俗祭奠用品一律归入‘封建迷信用品’而严禁制造和销售”，“如果只是为倡导文明祭祀，扭转不良风尚，政府可通过鼓励、指导、宣传、建议、奖励等柔性方式达成目标”。
上述内容尤其是该文标题“禁售冥币纸钱？执法者应该分清，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民俗”，似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执法者有权认定和区分迷信与民俗”的看法。
笔者认为这种隐藏的共识遮蔽了“迷信”一词及相应“反迷信”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迷信”就是一个用来歧视的“筐”
每个人一生中都或多或少会思考自己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是否有神灵、（不同的）神灵对自己人生的意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上承宇宙论（宇宙万物由谁创造和安排），中启对世界的想象，下导对人生的期盼和规划。所谓“宗教”“迷信”和“科学主义”，都源于这种人性深处的寻求。
这种思考、探索及相应的信奉，是人性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对于这种从古至今的现象，他人无法遏止，政权无法消灭。
所谓现代科学主义，把传统中的宇宙论内容及其仪式看作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给其选定一个贬义词“迷信”作为标签，对其“污名化”的同时以区别于“宗教”。“迷信”一词，由此成了一个将民间宗教归类用以歧视和改造的“筐”。
基于这种科学主义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把有组织、经典和场所的信仰，定为“宗教”，却将草根信奉的传统的“民间宗教”，贬斥为“巫术”“迷信”。由此，为创造现代文明，政府似乎就具备了将这样的信仰行为革除的正当性。
在这种理论推理链条和借此生产的一系列制度中，“迷信”就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行为，“迷信”就势必导致陈规陋习，法律对之就应当区别对待。由此，政府为了完成现代治理目标，就应当享有对之区分、规制和改造的权力。
其实，近年来对巫术、宗教与科学的研究者们提出科学并不是唯一的理性形式。也有学者提出是巫术发展成宗教，科学则从宗教中孕育。
不论各种理论观点如何起起落落，并无一道道栅栏高墙，把现实生活中的“巫术”“迷信”与“宗教”“民情风俗”隔离开来。
于其中发育和成长的我们，是否具备定义或分清何谓“迷信”“宗教”“民情风俗”的能力，十分可疑。我们当中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人士，是否具备区分何为“迷信”与“民俗”的技术和知识，同样可疑。谁能如此伟大自信唯独自己是“醒”的，谁又会心甘情愿认为自己就是被“迷”呢？
破除“迷信”就是一个梦
创造“迷信”一词而将之与“宗教”相区分的精英们，认为前者在信仰表现形式是原始或低级的，而后者则是（适合）现代或高级的。这种建构尤其是区分的标准，为在法律上区别对待二者——限制和打击前者，赋予后者以合法地位——提供所谓正当性理由。
然而，不论“迷信”还是“宗教”，在哲学上的认识论基础都是唯心主义。仅仅以行为表现形式的不同而非行为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及大小，来决定相应信奉者是否享有权利或权利范围。这种作法产生“同信不同权”，毫无道理和逻辑可言。立基于此的制度设计，除了赋予政府无限权力外，并不能消灭或改造“迷信”（行为）。
五千年的“迷信”史，一面是迷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随意到正式，从民间到庙堂、从草根到精英、从封建古代到所谓现代，绵绵不绝，另一面是各个王朝政权对“迷信”的打击压制，此伏彼起。然而，没有一个政权成功地破除和整治过“迷信”。它们所谓的“识别”“迷信”，也是狂妄徒劳之举。
19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寺庙教堂的恢复，证明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捣庵堂、砸庙宇、毁佛像”就是一个噩梦而已。今天看来，破除“迷信”或丧葬陋习，也是政府无法完成的目标。
政府认定和歧视“迷信”违宪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从宪法层面评价“迷信”一词的制造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的一系列“反迷信”制度呢？
然而，即使将源于“迷信”的信仰行为包括“丧葬陋习”纳入政府治理范围，也不应以“迷信”为借口，只能以这种行为后果确实损害了法定且具明确内容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公共秩序”为正当理由。
如果认同政府（享有）认定和区分迷信（的能力和权力），那么，我们将难以觉察更不必说抵抗政府审查公民精神世界的权力。如此一来，政府就更自以为拥有评估民众精神世界高低贵贱正误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