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科技进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真正使科学技术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跨世纪持续高速发展的战略性共识。但要把上述战略认识切实变为可操作的步骤、可实施的进程和可期待的效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理论、现实与问题
1．1技术创新研究的情况
（1）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科技进步的贡献甚微。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形成鲜明的差距。
（2）在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差。换句话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较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显得相对滞后。
（3）“滞后”的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的相互分离，以及科技系统内部、经济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
（4）根据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形成“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从而使科技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5）技术创新是连结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而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桥梁”的设计和建造。
（6）技术创新将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它是产、学、研协同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创新研究热潮冷静地作一点反思，就会发现，上述几点认识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还远不够完善。
首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不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是坏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乡镇企业的成长曾主要依赖于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最终却成了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其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实力要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从局部看，却是个结构失调问题：科技在“先进性”的旗帜下勇往直前，而经济领域所需要的科技却存在“短缺”现象，生产技术尤为落后。
第三，在创新主体普遍“缺席”的情况下，许多政策选择难奏成效。因此，技术创新研究如果仅仅去研究“架桥”方式的话，是很不够的，还需研究原有科技、经济系统的“搭桥”需求，研究促使其自觉“架桥”的机制，以及如何去降低“架桥”的风险和成本。由此，才能找到从制度上确保创新主体到位的途径。
第五，我们提出过不少“一体化”命题，如产学研一体化。技工贸一体化等，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使它也能体现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效益？
第六，一些创新研究往往具有“科技推动型”色彩：给定一项技术，然后去研究小试、中试、批量生产乃至市场销售等各环节面临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型式：从企业出发、面向需求的创新研究。
以上考虑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技术创新开展不力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是，现存经济体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尚不能带来强大的创新激励。因此，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课题。
1．2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技术创新问题决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现的新问题。实际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早在建国之初就已提出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各地还开展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强调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展过设计革命，并总结出了“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七事一贯制的设计方针，也很注意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重视生产现场，实行过“现场中心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还曾提倡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的结合等等。［（5）］可以说，几乎所有关于技术创新的重大问题都在改革开放前就曾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导向、行政干预以及自相矛盾的技术观，使科技—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了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这里面固然包含着像资源配置的优化、闲置设备的利用和管理的增进等因素，但也表明了技术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953—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75．67％是靠资本投入取得的；1978—1990年间，这一数值仍高达50．9％（［（8）］，p．52）。问题倒不在于资本高投入本身，而在于对资本的粗放使用和浪费，在于劳动对极为稀缺的资本的“剥削”。［（9）］
我们曾对东北地区四十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试基地进行过调查。其中虽不能说没有较为出色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创新不力的长期性、普遍性和系统性，使我们有理由对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表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
（1）技术创新只是次生的（Secondary）的问题。对资本的低效使用才是原生的（Primary）问题。它又导源于低效的企业制度。
（2）在经营者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以后，重建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已变得极为迫切。
（3）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相当困难的。
2．关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只能被囚禁在“超稳态”陷阱之中。创新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哪种创新更为基本？对此曾有两种观点的对立，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1）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2）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变迁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制度创新比起技术创新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反之，在社会的相对稳定期，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矛盾主要方面。
在此需指明的是，上述比喻并不一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能够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随便操纵的可准确预见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我们只是想在制度和技术之外，突出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人类通过对制度—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失灵的认识和应战，最终带来了社会的进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和技术仅仅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尽管其中可以置入特定个人或阶层的目的），我们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摆脱当下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3．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研究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最终判定两种决定论谁是谁非，而是期望从中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理论要素，拓展一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借此强调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3．1互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一项颇令人着迷的智力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对“转轨”问题进行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已成为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重大课题，已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16）］［（17）］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分析，尽管看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但并没有试图着力分析其间的作用机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尝试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重要性进行计量分析。［（18）］
我们的选择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国业已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而且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的灵活的企业制度？这绝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变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过程；二是企业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基本单元，搞清楚这一环节和市场及政府的关系，找到使这一环节充满活力的途径，对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形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3．2方法的考虑
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洞见了技术和制度变迁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恰在于它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掉的所有要素：制度、技术、国家和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诸如交易成本、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rider）等问题的重要性，受经济本身发展的时代局限，不能不造成其分析上的某些缺欠。［（13）］
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较为锐利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使我们有可能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竟拥有同一个核心假定，即“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19）］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就可以对制度和技术，也就是对两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正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活动、创新活动、市场活动，还是改革活动、寻租活动，最终都引起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将带来其间相互关系的变革。
这样，创新就是社会中自然人、法人为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重新塑造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过程；只有当创新主体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这既是支配创新的动机，也是一切创新主体决定其是否采取创新行为的最后判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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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盛洪等：《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17）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19）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关键词】分红权激励创新驱动战略创新主体
分红权激励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以前的激励制度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效果都不明显，科技创新缺乏专门的激励制度。因此，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让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另外寻找激励制度。2010年财政部、科技部共同制定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2010年10月11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对13家央企发出《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部分央企实施分红权激励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试点的激励方式、激励方案的制订与审批、激励方案的考核与管理和试点工作的组织六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和规定。2011年7月29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启动会》，航天恒星和有研稀土两家央企正式启动试点分红权激励方案，并由中智公司提供咨询和帮助，正式开启了分红权激励制度的阀门。
分红权激励的主要对象为企业核心科研、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包括岗位分红权激励和项目收益分红权激励两种方式。岗位分红权激励按照岗位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重要性和贡献，确定激励总额和不同岗位的分红标准，对具体岗位实施分红奖励。项目收益分红权激励是企业通过自行投资、合作转化、作价入股、成果转让等方式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然后将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形成的净收益采取项目收益分成方式对奖励对象实施激励。分红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将激励力度与业绩持续增长挂钩，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建立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激励机制，进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分红权激励对创新驱动战略的助推功能
有利于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动力源泉。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具体实施科技创新工作的是科研人员。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创新人才是第一推动力。③在没有科学有效的激励制度激励下，科技创新人员缺乏创新动力，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对创新工作的投入往往较少。但是，在分红权激励制度的激励下，科技创新人员只要脚踏实地地认真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创造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使企业利润增加，就可以通过科研岗位分红奖励或项目收益分红奖励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因此，分红权激励制度将激励程度与创新人员的努力程度直接挂钩，可以很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动力源泉。
有利于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能力保障。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因素，只有科技创新人员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创造出优质的科研成果，才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加，才能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分红权激励制度中，科研人员只有创造出优质的科研成果，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研人员才能获得分红奖励。这就要求科研人员不仅要有创新动力实施创新，而且还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努力让自己的科研成果符合社会需求，能够顺利转化为生产力。只有这样，自己的努力才能与收益成正比，自己的投入才会有价值。因此，实施分红权激励可以促进科研人员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能力保障。
实施分红权激励制度的立法论取向
要使分红权激励制度顺利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需要从立法论层面对分红权激励制度的适用主体、激励对象和分红额度等进行合理界定。
（作者分别为石家庄铁道大学讲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石家庄铁道大学助教；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大型国有企业分红权激励制度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2FX006）
【注释】
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关键词：路径依赖低碳经济制度创新政策选择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路径依赖一：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一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诺斯路径依赖二：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路径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并持续下去。因此，路径依赖对现在和将来的选择有极强的制约性。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路径依赖的表现
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更有助于在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暖的趋势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然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种路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制度、能源禀赋、传统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依赖。
（一）依赖原有的经济制度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改变过分依赖化石燃料，发展新型能源。但是由于环境产品的公共性，其产权难以有效界定，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交易的互惠，形成环境资源无偿使用的习俗，进而带来“公地悲剧”的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很不愿意进行内部化。同时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情形下，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寻租等方式“俘获”政府，甚至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如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1971）所指出的：立法者和规制机构因拥有国家赋予的强制权力，从而为产业利用国家赢利提供了可能性。通过经济主体与政府间高的交易费用，达到其之间所谓的“双赢”，从而使利益集团在环境污染方面得以有效保护，使得节能减排成为泡沫。在这种路径依赖下，利益集团极力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阻挠新的关于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使得旧有的环境政策和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延续，进一步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
（二）依赖能源禀赋
（三）依赖传统技术
多年来，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然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目前，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从而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面对“锁定效应”的瓶颈，即如果用常规的低效技术去装备基础设施系统，那么它将会持续几十年，未来我国几十年排放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几年内就被“锁定”，以后我们要改变它，可供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实现一个从传统发展路径向一个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转变，低碳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四）依赖现有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这些将成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障碍。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在第二产业内部，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和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过热，导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06年，我国创造单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美国的4.3倍。2001-2007年，我国能源强度从4.21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到4.77吨标准煤/万元，能耗水平不断上升，目前能源效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我国的高能耗工业部门大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背景下，在就业压力和税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仍存在难度。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
（一）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制变迁
（二）以技术创新为推手，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三）以价格机制为手段，建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
为了更好地减少温室效应，有效控制碳排放量，促进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碳排放的经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一是推进资源环境领域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通过不断完善税收制度，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而引导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合理化。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活动，建立和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碳交易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定碳排放总量，利用价格机制降低交易双方的减排总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排放交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三种交易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交易而设计的一种市场化交易机制，有利于降低减排总成本，实现交易双方的共赢。除了要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外，还要发挥各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业务创新和金融创新，参与其他的碳交易体系，藉此获取市场收益，并在探索中积累经验，为国内碳交易体系的发展成熟以及谋求在国际碳市场上更大的发言权奠定基础。
（四）以意识创新为工具，建立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初可视作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工具。林毅夫（1989）认为，意识形态对制度的实施能产生极大的外部效果，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同理，培养公众的低碳经济意识，能够使其深刻认识到低碳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能够淡化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也有利于防止“搭便车”行为和减少强制执行制度安排的费用，有效地促进低碳经济制度的实施。因此，政府应通过各种媒体和手段，大力开展低碳经济宣传活动，积极倡导低碳的、节约环保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使各阶层人群了解并认可低碳经济，改变过去那种大量消耗能源、排放温室气体的所谓体面生活，废止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奢侈消费，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理念。同时也要将低碳发展的理念融入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行为中，以此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多方参与、社会联动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其发展依赖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我国走低碳经济的道路，符合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也符合全球气候环境合作的要求。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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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卡;恶意套现;制度漏洞;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479献标识码:A章编号:1003-9031(2009)10-0083-03
一、引言
二、信用卡恶意套现的现状分析
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银行根据个人的信用决定是否发卡并核定可透支的额度,持卡人先消费,等到结账日还款。消费日与结账日之间有近2个月的间歇,期间持卡人享受发卡银行的无息贷款。信用卡提供短期无息贷款的功能吸引了大批追寻免费午餐的资金需求者,其绕开ATM或银行柜台等提取现金的正规渠道,通过一些非法中介机构或其他手段以刷卡消费的名义取现。
在电子商务时代,针对年轻人网上购物的偏好,“淘宝网”,“拍拍网”等也成为信用卡套现公司的帮凶。主要利用虚假交易,再加上交易网站的一些功能辅助,待买卖双方确认发货和提货,持卡人即可申请提现,就能够实现套现。通过网络媒介方式进行的套现,混杂在正常的电子商务中,具有参与者范围广、速度快、随时交易、隐蔽性强等特点,发展比较迅速。大规模的信用卡恶意套现使得银行资金去向不明,这些廉价资金很有可能为黑社会、吸毒贩毒分子的非法活动提供支持,或者流向炒股、炒汇、炒房地产等银行严加控制的高风险投资领域。信用卡套现资金游离于银行监控视野之外,也导致信用卡坏账率大幅攀升。2008年我国信用卡的坏账率超过了3%,成为银行个人信贷业务中风险最高的业务。
三、信用卡恶意套现的原因分析
1.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现象的突出表现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合理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门槛较高,中小企业望尘莫及。银行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不够,数量超过1000万家、创造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出口额的60%、解决城镇就业人员的75%的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仅占银行信贷总额的20%左右,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切实解决。[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中小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威胁,它们愿意支付较高的手续费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同时,居民贷款的90%左右是特定的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能够支持居民短期资金需求的信用卡,也是指定用途的,只能用于银行特约商户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消费。其他用途的贷款,特别是短期的无指定用途的贷款,例如看病就医、旅游、教育开支,银行的审查比较严格,居民很难获得,支持的额度也有限。中小企业和居民的现金需求,最终以一种扭曲的、让银行始料不及的方式创造了供给。我国金融体系中对中小企业、个人小额贷款的瓶颈约束,为信用卡恶意套现提供了温床。
2.我国征信制度不健全,诚信文化缺失。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信用制度建设比较滞后,没有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制度,失信行为得不到必要的惩罚,助长了人们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错误认识,相当一部分人将能否赚钱、赚多少钱作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最重要指标,而且并不在意赚钱方式的合规性与合法性,正是这种扭曲的急功近利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使得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坑蒙拐骗现象屡见不鲜,信用卡恶意套现是诚信文化缺失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
3.我国法制不健全,缺乏规范信用卡经营与使用行为的法律。信用卡的恶意套现涉及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网站等多个主体,银监会只能监管银行,银行只检查持卡人是否在信用额度范围内透支、是否按时还款,特约商户是否完成资金划转、提供了承诺的服务。特约商户只要照章纳税,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也不会干预其经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法律对信用卡发行、使用、清算结算、纠纷处理等各个环节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的法律。即使发卡金融机构发现了信用卡恶意套现行为,现有的部门规章也不能为银行监管信用卡套现公司提供法律依据,这种监管真空的存在,让那些聪明的套利者抓住了机遇,让信用卡套现公司可以打着法律的球,心安理得地开展业务。
4.我国银行业信用卡经营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看,信用卡套现者是无可厚非的。金融服务的一大功能是重新配置风险与收益,高收益的金融活动必然对应着高风险,但在现行的银行卡制度下,套现的持卡人可以得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其收益明显与所承担的风险。导致信用卡套现公司大规模兴起的根源,除了套利者强劲的需求外,还在于我国银行卡经营制度不科学。发卡机构之间的鹬蚌相争,让寻租的持卡人和信用卡套现公司收获了渔翁之利。
同时,为了争取特约商户安装自己的POS机,以便获得刷卡返点的收入,各家金融机构也降低了特约商户的准入门槛。那些没有实际经营场所、没有实际商品交易的信用卡套现公司,只要打着超市或商户的名义,很容易申请到POS机的安装。[3]金融机构对已经安装的POS机的使用状况很少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使得信用卡套现公司可以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
四、解决信用卡恶意套现问题的对策建议
1.拓宽个人小额信贷渠道,满足个人无指定用途短期贷款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信用卡套现是对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小额个人短期贷款市场发展滞后的一种修正。银行个人贷款的70-80%是住房贷款,10%左右是汽车贷款,其余的几乎是用于消费的信用卡贷款。为满足个人旅游、结婚、就医、做小买卖等其他需求的短期贷款不仅规模小、手续复杂,而且利率偏高。客观上,正因为正规渠道不能满足个人小额无指定用途短期贷款的需求,才导致钻制度漏洞的信用卡恶意套现行为应运而生。因此,银行应该拓展个人短期融资业务,加快小额融资渠道建设,提高这类贷款的风险评估水平,为个人小额短期贷款合理定价,以便有效地满足个人短期贷款市场需求。
2.完善银行卡经营制度,消除信用卡无风险套利机会。一方面,发卡金融机构在银行卡业务考核时,应该强化信用卡风险指标,将资信低、套现动机强的申请人挡在信用卡门槛外,防止他们实施套现行为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联牵头下建立可疑特约商户、可疑交易预警系统和报告制度,在维护客户正当权益的前提下,健全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机制。由银行体系共同构筑铜墙铁壁,不给信用卡套现公司利用银行面临囚徒困境的弱点并各个击破的机会。
3.加强金融监管,创新信用卡风险管理技术。运用信用卡交易的海量数据,建立特约商户套现监测信息系统,将接近信用额度的交易挑选出来,进行套现概率分析。从技术上创新,以提高发现、打击信用卡套现的能力。
4.严惩不怠,为信用卡套现者设置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信用卡套现,主要是将银行支持消费的资金挪用到了非消费领域,本质上是一种不讲信用的欺诈行为。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失信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需要大力倡导并切实建立一种信用文化,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制度,树立一种诚信文化,以一诺千金、守信为荣。针对有组织的信用卡套现行为,重点是要严惩那些建立信用卡套现公司谋求非法收入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据刑法惩处公司的骨干分子;银行将取消套现公司的特约商户资格;工商管理部门将吊销其营业执照,并进行一定的罚款;媒体将曝光其行径,予以公开谴责等。总之,要以市场手段为主,加大信用卡套现的交易成本,使恶意套现者得不偿失,并辅之以行政处罚、舆论和道德谴责等手段,将信用卡恶意套现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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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是学生学习阅读的起步阶段，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想方设法地让他们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即培养他们课外阅读的兴趣。那么，如何激发一年级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让他们在阅读中品尝到无穷的乐趣呢？我尝试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争创书香班级，营造阅读的环境
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条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比如：教室四壁张贴关于读书方面的标语；组建班级“图书角”，将学生的图书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图书角”应有的价值，让全体学生都来关心阅读，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形成一种“群体阅读”的风气。为了便于管理，我规定：每学期每位学生都要捐一本自己看过的图书，“图书角”有专人管理，借阅图书当天归还，不得带回家。除此之外，允许每人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在自习课或写完课堂作业后阅读，同学之间还可以互换图书。
二、诵读故事，引导激趣
低年级学生识字量少，要培养他们从小就爱看书，我利用早读课或大课间，声情并茂地讲述或诵读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故事，他们会无形中受到感染。这样耳濡目染，学生就会觉得书是那样的神奇，慢慢地也会觉得书里有很多故事在等着他们，而且诵读故事又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课外阅读的方法。
三、榜样激励，激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探求知识。教师首先要重视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以兴趣这把钥匙去开启学生的心扉，引导学生走进知识宝库的大门。教师要经常向学生介绍历史人物、科学家及身边人物的成才之道，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古往今来，凡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不是博览群书、勤奋学习的结果。
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随机树立典型。当学生回答问题说出一些好的词语时，当有学生道出一些其他学生所不曾了解的科普知识时，当范读学生的周记，发现用到精妙的词语时，我就极力表扬，这样便给学生找到了身边的榜样楷模，学生读书就有了可学习的对象了。
四、推荐优秀儿童读物
由于低年级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随年龄的增长，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和感知要求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因为他们年龄小，注意力往往比较直观，所以，我向他们推荐了一些有注音插图的童话、儿歌、寓言、科普故事等。
五、让家长成为孩子课外阅读的指导者
诚然，对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很关键，然而如果获得了家长的重视与配合，就会使教师对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家长座谈会上我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家长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并总结出一些家庭指导方法。
1.声情并茂地讲故事给孩子听，介绍故事书给孩子，逐步培养孩子自发阅读的习惯。
2.亲子共读，了解孩子读书的需求。
4.带孩子去书店和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浓浓的读书学习氛围。
5.成立家庭图书架，把好书放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
六、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死读书”，只能让学生感到乏味、疲劳，应该巧妙地开展各项活动，激发他们进行课外阅读的兴趣。
1.诵读《弟子规》。我坚持让学生吟诵《弟子规》，经过学生自背，班委检查，教师抽查的方法，确保了背诵的质量。学生在浓郁的诵读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经典诗文的魅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热情。
2.“3分钟小故事”。坚持每日3分钟“讲故事”，安排在每天的大课间。学生轮流上台，讲之前自己提早作好准备。
3.“每周一诗”。每周黑板一角展示一首唐诗，课前由学生领背。
4.竞赛活动。为了使孩子的读书热情持之以恒，我班举办了“童心飞扬，放飞自我”童谣朗诵会、“我阅读，我快乐”剪贴报比赛、“猜谜语”等竞赛活动，每周评出一名课外阅读之星，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到课外阅读的乐趣。
5.展评活动。（1）剪贴展览。学生在广泛读报纸、杂志或其他书籍时，会发现其中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指导学生把这些材料剪下来，找一个本子，分类贴上，积累资料，定期在班上评展一次，以激发学生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2）“读书卡”展览。在家长的帮助下，坚持每天填写（家长可以）读书卡，定期展评读书卡，既鼓励那些读好书的学生继续坚持下去，又勉励那些读书落后的学生，以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七、表扬激励，获得成功的体验
我充分发挥“红花台”的激励作用，对学生“读”“说”“写”等方面及时予以表扬，并用不同的标志标明。如：表示读书卡填写认真；&表示读书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表示说话条理清楚，语言流畅；表示写话内容充实，语句通顺。
关键词：贸易；环境；制度经济学；产权；法律协调
一、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冲突与弥合
二、中国对外贸易有关的环境外部性与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构建
三、中国贸易与环境协调中的制度供给、制度整合与制度创新
四、结语
中国当前的产权制度不明、管理体制紊乱问题已成为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实现的现实障碍。要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须加强制度供给，倡导制度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制度的形成更加科学合理，与环境有关的产权交易这一市场力量在环境保护中比重加大。最后，国家要积极致力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的制度整合，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体制、国内的环境和贸易法律体制在价值、规范和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推动其内在协调性。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围绕上述问题修订宪法、法律，推动更为清晰明确的产权变革，以此推动贸易与环境融合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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