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感谢人大国学院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和大家交换意见。现在我只能够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儒法治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做一些总结。好些人都在讨论儒家跟法家对立的问题、儒家跟法家融合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一些观点，让大家来理解，儒法两家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情况。
关于法家的开端，虽然《汉书·艺文志》将李悝视为法家的第一人，但是中国的法家最初应该是从子产铸刑书开始的，因为那时候有了公布法。为什么这么讲？子产之前的时代是不是有成文法，是可以有争论的，但是有了公布法之后一定是成文的。叔向批评这一个公布法叫做“民知有辟”。如果它不是成文并且公布的话，百姓怎么知道呢？“民知有辟”，“辟”就是罪，百姓知道犯了罪就会被处罚。于是，“不忌于上”的重要观念出来了，“不忌于上”就是罪刑法定。所以，子产铸刑书，中国的法律思想就已经有了罪刑法定的观念。不但罪刑法定，而且还可以互相打官司，百姓可以不接受控告，也可以不接受裁判，还可以打官司。邓析很擅长打官司，成了名家的第一人，甚至“欲胜则胜之，欲败则败之”。子产铸刑书，在中国法治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法家在先秦时期已经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韩非子讲到法律必须是“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太史公也讲法家是“君臣上下，一断于法，而尊尊亲亲之恩绝矣”。这表明，从宗法封建制度以来的价值伦理观断绝了。
子产为什么要铸刑书？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如果不立法，他没有办法来统治国家。原因在于，铁器与牛耕的出现以及人口膨胀，导致劳动力剩余，于是许多井田农便跑到了“国”里成为游食之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统治国家？原来的宗法封建的人治不能再起作用了，所以只有实行法治。
由于近代西方的一些法治的观念传到中国来，很多人便认为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但是，子产铸刑书，其实就是认为人治不行，必须要法治才能够治理国家。子产铸刑书之后，形成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法律是国君制定的，这样就把贵族对于人民的统治权，抓到国君的手里了。如果不能够法治的话，国家没办法统治，所以子产铸刑书之后，晋也铸刑鼎。有学者在讲法家起源于三晋，应该不是很准确的。法家要讲最早的话，应该起源于郑，从郑国子产铸刑书开始，然后才有晋铸刑鼎。当时的法治，当然不是今天的所谓的民主法治，而是帝制法治。帝制法治，你不能说不是法治，而且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人口众多，人治肯定不行，必须实行法治。所以中国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所谓的“国有国法”。
但是中国的法治跟到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法治不一样，中国的法治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所以，从法治赖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讲，中国古代的法治远远进步于西方的法治。西方古代的法治还停留在神学阶段，中国的法治已经超过了神学的阶段，它是天理、人情、国法。法律不能够违反自然的规律，不能违反人情。所以，中国法律的根据在天理、人情。总而言之，道生法，法是来自于道。当然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个是道，那个不是道呢？古人给出的途径就是“体道”，那就要看立法者有没有那个聪明智慧。
法家有一个东西都被大家误解了：法家讲无为，跟黄老一样。无为是什么意思？其实道家所讲的无为，我觉得最贴切的说法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万物之自然是客观，那么不敢为是主观，所以才“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主观，不要用我的主观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而要根据客观的规律和条件，根据科学方法办事。所以中国的这种思想，是相当先进的，我们应该要有一点民族自信心。
如何看待宗法封建制度？我赞同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后来2000多年所讲的仁和先秦所讲的仁并不相同，讲的义跟先秦所讲的义也不相同，甚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也还在讲。习总书记讲的忠孝仁爱，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子讲的也不一样。我们继承了这一些抽象的概念而落实到现在的现实。当时冯友兰先生被批得一塌糊涂，今天我也为冯友兰先生做个平反。
我觉得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要有民族的自信。世界上有大陆法系有海洋法系，现在我们海峡两岸都不是大陆法律、海洋法系，那么我们自己的法系在哪里？其实中国也有一套法系，那就是中华法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复兴中华法系。所以我非常支持国学院成立法家学会，推动当代法家学说的研究。我觉得法家研究也应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点力量。儒法治道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