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破解“李雪莲式”的法治困境
2018-03-1607:19
邵六益作者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艺术与现实：电影叙事逻辑的断裂
但是李雪莲又对前夫的一句“我看你是潘金莲”耿耿于怀，继续上访，新任的各级官员一改此前的推诿态度，“积极”地通过攀亲戚、送温暖、监视看护、帮忙找对象、进京接访等方式去平息李雪莲的缠访缠讼。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源处理李雪莲问题，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最终李雪莲前夫的意外死亡才终结了上访，此时李雪莲只是因为认命而停止上访。
影片花了很多笔墨去细致地描述各级官员的处理措施，但是似乎又缺少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发现这种有意无意的缺失。
李雪莲在连年上访无果后，在一次与牛的“交谈”后想通了，决定不再去上访，但是官员们却将此当作玩笑和戏弄。天赐的良机丧失，上访和官员围追堵截的死循环重新开启。的确，在正常人眼中，听了牛的话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李雪莲的生活中，这并不荒唐：影片中李雪莲真正的亲人很少，除了不愿为她杀人的弟弟外，关心她的人就只剩下各怀私心的屠户和厨师；家里除了她之外唯一能“说话”的就是牛，对于这样一个孤独、执拗的农村妇女来说，她听了牛的话并不稀奇。
《我不是潘金莲》海报（图/东方IC）
然而，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都无法理解李雪莲的辛酸泪，而将她的话当作谎言和荒唐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电影的漏洞，实际上，一线的基层官员一般都可以理解，李雪莲听从牛的话不上访，比写书面保证书更可靠。如果说电影所展现的官场百态很写实、很走心的话，那么此处更多是艺术处理了，故意将官员描写得如此“不接地气”，以便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
当然，小说也好，电影也罢，并非一定要写实。但我们须明白，电影所构建的看似逻辑严密的故事叙事在此处是断裂的；放在中国现实的基层政治中，大多数上访、无理上访、缠访缠讼在此时是可以终结的。在党和国家要求的官员伦理中，践行群众路线是基本的要求，官员对其直面的老百姓的事情可谓是了如指掌。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确可能不让孩子出现，但是在劝说李雪莲和前夫时，完全应该搬出他们共同的儿子，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可偏偏影片中的官员都不会，王公道七拐八弯地认李雪莲为“大表姐”，却不知道大表姐与前表姐夫有个共同的儿子。这是很荒唐的，我们无法认为这是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当然，电影需要艺术加工，可以省略，可以夸张，可以写实，也可以魔幻。但是，如果我们要将电影反映的现象直接拿来分析现实、针砭时政，则一定要区分出艺术表达与现实之间的差别。
共产党人的初心：法律责任（伦理）无法替代政治责任（伦理）
为什么大部分人对这部电影中明显不合逻辑之处视而不见？除了当下中国社会中常见的对官员的不信任外，更多的是因为官员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过去我们认可的官员需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真实需要：既需要了解李雪莲离婚的真实原因，也需要知道李雪莲大儿子的生活状况、学习状况，非此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干部。这时干部要承担实质正义的政治责任，只要结果让群众不满意，官员就要负责。但是，随着法治的兴起，官员的这种俯下身的工作方法正在发生变化。
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是相辅相成也是对立统一的，基层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法律就能解决的，毕竟法律是一种抽象化的裁剪，无法与现实世界无缝对接，官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而驳回群众的诉求，而是一定要想到办法把问题解决。
至少这种政治要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必然如此，所以王公道在做法官时可以据法裁判，即便当事人上访也不受影响，因为他在法律上没有责任，而不直接裁判的荀院长却被撤职；当王公道做了院长后，就需要开始对此事负政治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仅要担负起推进法治建设的职责，更要守护好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的政治伦理。
承担政治责任的干部深谙基层的生活逻辑，但现实是，再也没有《秋菊打官司》中自掏腰包买点心做和事佬的“李公安”了。当然，《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王公道院长可能也是自掏腰包买年货慰问李雪莲，不过他的目的在于收买，而非化解矛盾：官员的政治伦理虽未完全消失，但已经走样，这也就决定了这些慰问不能打动李雪莲，她知道牛不让她告状是心疼她、怕她告不赢，官员不让她告状则是为了稳定需要。
只有真正走入群众的心间才能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如何实现这种心连心？只有时刻记住，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化解纠纷、谋幸福，而不是摆平问题、推卸责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忘记的初心；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下一个“李雪莲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