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是涉及国家间关系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问题。尽管国际法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其效力主要依赖于国家间的共识和合作，但国际法依然是实现全球正义和稳定的关键工具。
格老秀斯：各国应共同遵循国际法
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胡果·格老秀斯，17世纪荷兰的法律学者、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被认为是“国际法之父”。他出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从小便展现出惊人的才智，12岁进入莱顿大学，16岁时即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格老秀斯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律》，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之作。
格老秀斯生活在17世纪的欧洲，这一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欧洲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展开了激烈的殖民竞争，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战争频发。此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欧洲大陆充满了宗教冲突和纷争，国家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这些情况促使学者们思考如何通过法律原则来解决国际冲突。
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是基于理性和道德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应当遵守这些自然法原则，以确保国际关系的公正与和平。国际法的实施不应依赖于某一国家的权威，而应基于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共同遵守。
国家之间的法律不应该由任何国家的力量决定，而应该基于一些固定的、普遍接受的原则。——格老秀斯
例如，在17世纪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中，格老秀斯为荷兰政府提供了法律辩护，强调荷兰在抵抗西班牙侵略中的自卫权。这种基于正义原则的战争辩护，为荷兰争取国际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颁布的《联合国宪章》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人权，以及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联合国宪章》反映了格老秀斯关于国际法的思想。
格老秀斯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提出国际社会应该遵循共同的法律原则来解决冲突和促进和平。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随后几个世纪的法律学者，也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奥斯丁：国际法并非真正的法律
缺乏一个世界政府来执行和制裁！
约翰·奥斯丁，19世纪英国法学家，被认为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先驱之一。奥斯丁出生在英国。起初，他从事法律职业，但由于身体健康和性格内向，他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奥斯丁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在那里他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法学著作。然而，奥斯丁在学术界的影响在他生前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直到其去世后，他的理论才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
奥斯丁生活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时代见证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法律体系逐渐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劳工权益和城市化问题，促使法律体系需要更为明确和系统的理论基础。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并且附有制裁。因此，奥斯丁认为，国际法并非真正的法律，因为它缺乏一个世界政府或类似的权威来执行和制裁。奥斯丁认为，国际法更多的是一系列的道德义务和外交惯例，其效力主要依赖于国家间的共识和自愿遵守，而不是强制执行。
现实中也是如此，在国际冲突中，国际法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往往有限。二战期间，尽管《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规定了战时行为的规则，但很多国家仍然违反这些规定，进行战争暴行和大规模屠杀。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国际权威，这些国际法在战争中未能有效阻止暴行的发生。
另一个例子是国际制裁机制的运作。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实施制裁，但这些制裁的执行往往依赖于成员国的合作。如果某些强大国家不愿意执行制裁或利用其否决权阻止制裁决议，这些国际法的实施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例如，冷战期间，联合国对一些国家的制裁措施常常因为美苏对立而无法有效执行。
尽管奥斯丁的观点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议，但他对法律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深刻分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肯尼迪：国际法维护了不平等
国际法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延伸！
大卫·肯尼迪，依然在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肯尼迪在布朗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法学院教授。肯尼迪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在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著作，还积极参与国际法律实践和政策咨询。
肯尼迪的工作时期正值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复杂，特别是国际法在处理全球不平等和权力政治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肯尼迪认为，国际法并非中立或普遍的，而是受到权力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国际法往往反映和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他指出，国际法在形式上宣称追求普遍正义和公平，但在实际运作中，它更多地服务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精英的利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权利。
我们需要认识到，国际法并不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而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延伸。——肯尼迪
肯尼迪认为，国际法体系中的决策权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强国手中。这些国家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和主导国际条约的制定，确保其自身利益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使得国际法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决策往往受到大国政治的操控。
另一个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条件。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和援助时，往往附带严格的结构调整条件，要求接受国实施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等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被宣称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但实际上它们常常加剧了接受国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动荡，反映了国际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不公。
肯尼迪的批判性分析为国际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对国际法体系中不平等和偏见的反思。肯尼迪的观点对国际法的实际运作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