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所应符合的道德是君子的道德还是小人（众人）的道德，即是说，立法应符合高标准的道德还是低标准的道德，这是古代思想家们之间一重大分歧之所在。
法家的骨子里也是如此。他们表面上并未对老百姓实行少数君子之标准，甚至主张对君子、贤人实行小人之标准就行了，但事实上他们本着“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重者不至、轻者不来”的理想，企图通过法律达到“小过不生、大罪不至”的目的，因而规定了十分苛刻、繁琐、严酷的法律，责小人以锱铢之过。最为典型的是那“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的“商君之法”以及李悝《法经》中“窥宫者膑、拾遗者刖”的惨苛规定。
这种欲将高层次的道德变为法律苛求于众人、强众人之所难的倾向，受到了历来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甚至那些从宏观上讲有着潜在的“强小人为君子之行”立法意识的人们，也曾对具体法律制度的苛求众人倾向提出过批评。
汉人荀悦也曾指出：“教初必简，刑始必略。……未可以备（而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而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于恶，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这可谓对立法强人所难者一针见血的批评。由于在正统思想家们的心中，“法”就是“礼与刑”，所以，他们所主张的立法，大多是众人无法遵守的“必犯之法”（包括“必违之礼”），是“民情”（寻常百姓之情）所“不堪”的立法，是故意给老百姓设陷阱的立法。
立法既然不能以只有少数贤人君子才能实现的道德水准为标准，那么应以什么样的道德水准为标准呢？
商鞅说：“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因为）民不尽智；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他认为，好的君主不是以“千万之一”（千万人中的一个君子）的标准治国，而是以“千万”（成千上万的寻常大众）的道德标准作为通用的行为规范去治国。所以，只有少数智者、贤者才能做到的决不能作为众人的法律。这个“千万”，就是指一般的人，指上不及夷、齐、曾、孔，下不至“盗跖”、桀纣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以他们的道德水平为立法标准，才算平易近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子才说“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为善”是对君子的要求，“不得为非”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做到的。
这个“千万”标准，清人吴铤更为明确地解释为“立法一以中人为准”。他说：“古之立法，第论其大者，而损益调剂属于人，而不以著之于律。……先王严以待天下之君子，宽以待天下之小人，故立法一以中人为准。”他批评当时的立法：“今之法不论其为何人，而一与君子之法待之。君子不得于什一而中人与小人者什九。强天下之中人小人而俱为君子，是犹（欲）盲者而知黑白之情、聋而欲清浊之声，必不可得矣。刑一人。天下孰不可刑？天下无不可刑之人，而人（人）皆有可刑之法（罪）。从而诛之，是残也；且有不可胜诛……犯法者多，不能不有所纵舍；多纵舍则法不必（没有严肃性），诛不必则法弛而民玩，而法之所及者无几矣。”这是上述所有睿见的高度总结。
历代这种反对“强天下中人小人而俱为君子”的立法的思想言论也多多少少地影响了立法。历代立法大都标榜“约法省刑”“网禁疏阔”“理大罪赦小过”等，无疑是受到这种立法思想的影响。“中人”或众人的道德水准如何认定？绝大多数人的寻常好恶便是“中人”道德标准。《文子》说：“先王之制，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恶以禁奸。”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的好恶应是立法的标准。《管子》中“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是这个意思。北宋人张丰更明确指出：“立法……常至于沮（阻）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谓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恶者而时轻（罚）之，天下之所共恕（容忍）者而时重（罚）之，不当恕（宽宥）而强为之仁，不必恶而过为之罚。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也。”“天下之情”“众人之情”就是中人的道德选择，不符合中人好恶取舍的立法就是不合人情。
那么，中人的好恶取舍是什么呢？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具体好什么恶什么呢？汉人晁错说：“臣闻三王（尧舜禹）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这里所说的虽然只是中人好恶取舍的一个总原则，而未提及更具体的内容，却明确地界定了范围和方向。中人（众人）所共恶的，当然不可在立法上强迫众人去做（例如强迫人们告奸特别是告发亲朋）；中人所共好的，当然不可立法去禁止人们这样做（如众人都好拾遗，规定“拾遗者刖”，显然不合中人道德）。这些道理今天讲来似乎平常，但在两千年前无疑是了不起的深睿之见。
《明刑弼教：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