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法律的最终作用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一、法律之“能”：法律中心主义
二、法律之“不能”：对法律局限性的再认识
埃里克森教授将这套非正式规范概括为由关系紧密的群体内成员们开发并保持的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于使成员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所以埃里克森教授认为“许多情况下，法律并非保持社会之核心。”正是透过阅读本书，我开始重新思考了法律的局限性。“法律存在局限性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可以说自法律产生的第一天起，法律的局限性就像法律的影子一样伴随着法律而存在了。”只不过作为法律人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点。对法律的局限性的论述非常丰富，下文仅仅从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时的不周延性、法律本身具有的滞后性、法律运行过程的非自足性三个方面简单论述法律的局限性。
1、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存在的不周延性。法律的不周延性正如徐国栋教授所言指“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能够完全被法律所调整。”正如前面提到的法律是人定的制度，而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是存在局限性，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预见到将来的所有事情，即使预见到将来的一些事情，人也可能由于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能把它们完全纳入法律规范。那种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观点都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法律不周延性也就使得人们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良好的法律体系，法律必然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发生或存在的社会现象。
2、法律反映社会生活时的滞后性。按照的法律观，法律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根源并服务于社会，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作为一种设定权利义务的制度，法律却必须具有稳定性，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极度缺乏稳定性，人们将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法律就会失去其权威性和确定性，总体上也不利社会发展的。
3、法律运行过程中的非自足性。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仍然需要人来运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法律要实现它的价值目标，最终还得通过人。
二、西方文学与法律的终极追求
正义“法律制度的灵魂和核心是法的精神，法的正义精神则展现了文明社会发展的制度精髓。”简言之，法的精神就是法律源于内在的精神诉求，正义的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正义”一词历史古老，却是人类社会一直提及的话题。有文明历史发展以来，人类一直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发展，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始终坚持不懈，这包含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正是在对正义的努力和追求中，人类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和谐社会、人人平等更好地迎合了人们对于正义精神的追求。法的精神，提高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解放思想，解放人类自己。
（一）法律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道德；法治
引言
一、哈特与富勒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战
（一）哈特：法与道德的分离
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即“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与应该是这样的法的分离”。从这种语言表述来看，哈特所代言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其实是指实在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分离。实证主义者提出并极力坚持“分离说”，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目的或动机在于法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他们通过“分离说”所追求的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之基础的客观性。只有把带有主观价值因素的应然法从法律现象中分离出去，才能为法学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具有客观性的研究对象，也才能以科学的方式对法律进行研究。奥斯丁首次提出了分离命题。他通过把“事实上存在的法律”与“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分离开，使法学拥有了一个确定的、以事实形式存在的研究对象，即实在法。从而使法学研究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哈特直接继承了这样一种理论传统，他把自己的理论定位在“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的理论”。
哈特这种意识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为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科学的地位而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在研究过程中自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但是，法学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学科，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保持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中立性，那么即使是科学的理论也将是没有价值的。
直到哈特，实证主义者才以一种明朗的态度表明了坚持“分离说”的最终目的——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哈特认为：“当边沁与奥斯丁在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时，他们头脑中的法律应该是其含义清晰无争议的具体的法律，并且他们想要主张的是：这些法律即使在道德上是野蛮的也仍然是法律。”而且，这种分离的坚持是为了避免法律实践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一是法律及其权威可能在人们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观念中被瓦解；二是实在法可能取代道德成为行为的终极标准而逃避批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分离说”与法律实践直接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极力主张“分离说”正是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把“分离说”的内涵更进一步明确表述为以下两方面的具体主张：（1）“在没有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法律规则违背了道德性标准而断定它不是一个法律规则”；（2）“也不能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可欲的就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第一个方面强调法律的效力不应该因为非法律的原因而被取消，第二个方面强调广义的道德标准不应当具有法律的效力，司法过程应当排除非法律标准的适用。
（二）富勒：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富勒认为，法律实证主义坚持法律和道德之分，实际上是坚持“秩序”和“好秩序”之分。法律代表一种单纯的秩序，好秩序则意味着一种符合正义、道德的秩序。事实上，这两种秩序是很难分开的，因为我们讲的秩序是起作用的秩序，而一个起作用的秩序往往需要共同行动，因而也就不可能太有秩序。这就说明在“秩序”和“好秩序”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与界定，若能这样区分，这个非真实且抽象的秩序本身也具有可称之为道德的成分。“法律，若纯粹地将它作为秩序来看，它涵盖了自己固有的道德性，若我们需建立可称为法律的任何物质，哪怕是坏的法律，也需要尊重此秩序的道德性。总而言之，不符合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就不应称它为法律。”
二、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把握
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为其提供指引，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不具备其存在价值的。而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道德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我们也不能笼统的得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结论，这不能全面阐明法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也不足以回应建立法治国家要求下对法与道德实践提出的要求，必须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法律应当服从道德评判，因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决定其必须以伦理价值为基础。法律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准则，只有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有效的认同和服从，也即具有普遍效力。法律制定本身并非目的，获得实效才是根本所在。
其次，在规范层面上，二元社会结构使法与道德成为并立互补的不同规则。法律是国家为了协调利益冲突并维持必要秩序的正式代表和基本工具。法律是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是普遍理性的凝结和社会主体共同价值追求的提炼与升华，因而它又是一种高于无规范的次级规范，而伦理道德，不仅出自市民社会，而且是通过市民社会力量来得以维系的，因而是内生性、自律性规范。无疑，法律也可以称作“国家法”，不应也不可能把市民社会的一切纳入到其中，而只限于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将约束国民自由，最终受到国民的抵制而归于无效。
三、法与道德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结语
历史证明，在法治中渗入德治的因素或者直接将法治德治杂糅并用，则必然产生不良后果，即使不是现时也是将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手段，是具有其独特性和排他性的。治国层面上不应该由道德来成为主体力量，法律的至上权威必须确立，这样才能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准则，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依法有序治理，进而推动我国早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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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阶级性
3法律阶级性
4法律的整体阶级性
由上文论述可以认识到，法律存在着强烈的阶级性，法律的阶级性是形成和实现于社会历史形态当中的，因此法律在具备一定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同时还要存在社会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需求进行整合。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法律的本质，各种社会法律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属性，两者是以辩证统一的关系存在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法律要有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不能把某个集团作为出发点，而是要从社会的整体方面去考虑，进而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如果法律的建立只是考虑到某个阶级集团的利益，一定会引起其他阶级集团的共同反对，这样只会使统治成本增大，因此，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统治阶级只考虑自身阶级利益而对其他阶级集团的生存需要置之不理，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统治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秩序也会被毁灭。法律的社会性是法律阶级性的基础，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但同时也是历史性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表达不是任意的。对某种职能的执行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统治的持续存在的条件，所以法律具有一定的整体阶级性。.
一、法律局限性的表现方面
（1）法律这种调整方法具有局限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法律的调整并不是万能的，它自身是有局限性的，法律不是仅有的调整方式，也并非最好的，最经济的。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采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律的局限性。
有局限性的法律比起古代的人治所谓的法不可知则深不可测和没有法律的状态，那种类似于残酷暴虐的刑罚来说，相对这些来说还是要先进太多了，毕竟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人们的利益。人治主义和没有法律的状态，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凭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暴力统治，人民生活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敢多言一句，唯恐因此丧失性命，人民的身份自由和民主自由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是没有什么自由而言的。当然，实行法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这种代价还很大，但是这种代价相对于无法治和人治来说，这样的代价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的。
（2）法律作用的范围有局限性
法律在调节涉及国家、人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法律毕竟并非万能的，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进行干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它根本不存在穷尽世间各种情形并对此进行法律规定的可能性，我们也就不能期盼制定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对生活涉及的各领域各方面都作出规定。
（3）法律作用的条件有局限性
法的作用是通过实施实现的。只有一定条件存在法律才可以执行，因此许多情况下在那种条件不存在时，法律是无法干涉这种行为的，由此我们看出法律的作用条件也是存在本身的局限性的。法实施运作的最终效果，与执法者和一定的物质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此二者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一环节不完善，都会直接影响法的实施效果。法律并非万能的，若无视它的的局限性，非但不能很好地调整社会关系，还可能起到反作用，使法律的预期作用与实际效果产生偏差。
二、法律局限性的弥补
（1）结合其他方式调整
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某些方面是法律所不能调整的，或者如果由法律来调整成本较高。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通常结合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的局限性。
结合道德进行调整。实际上，法律与道德等其他调控方法之间是彼此协调，彼此补充的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法律调整的范围在逐渐扩大，例如我们不能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将来可能规定类似于所谓的“见死不救罪”。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像汉代“引礼入法”那样开展一场“引德入法”的运动，也必然会有很多方面是法律调整方式所不能涵盖的，而且会有因为社会交往过程的刚性碰撞过多而导致社会的崩溃的可能。
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并非主张法律万能论。
（2）发挥自由裁量的作用
（3）提高立法者的职业素养
由于立法中存在着局限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提高立法者自身的职业素质，使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最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对于立法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有扎实的法律知识，良好的职业素养，还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才能使法律适应社会的需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这样创立出的法律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并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
（二）纯粹法学理论
凯尔森认为强制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法律通过用强制性的命令对逆向行为进行制裁。法律秩序的维持所运用的制裁是外在的制裁，是强制剥夺生命、自由、财产或其他被认为是带来灾祸的措施。国家和法律是共存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法律能够保护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体制，任何内容、任何人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内容。法律即是一种强制力量和规范力量。
（三）新分析法学理论
哈特认为法律制度必须是首位规则和次位规则的结合。首位规则是行为的标准方式，这种标准产生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因而大多数人可以自愿接受其约束，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次位规则是为保证首位规则得以承认和执行的法定手段，这些规则用权威的方式识别法律制度的有效性，通过建立详尽的审判和执法程序确保了首位规则的实施。哈特的法律观避免了奥斯丁命令说的片面性，在法律的命令观与法律的社会学观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在道德与法律的问题上，他对自然法做了一定的让步，认为道德与法律有一定的联系，他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概念这些修改使分析实证法学研究范围和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得到扩大和提高。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确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观，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我国应该确立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观：首先，分析实证主义是将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通过归纳的方法从法律制度中提取基本的观念，对法律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的内部结构、体系和逻辑关系方面，这和我国强调制定法的传统相吻合。其次，在推动法律完善和修改方面，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该适应社会的需求，在社会现实变化的情况下相应的法律也应当作出修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逐渐进行法制建设，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以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变化的需求。
（二）恶法亦法，树立法律的权威
国家各部门出重拳，依法打击网络谣言，让造谣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也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净化网络环境的决心和魄力。工信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赵志国表示，各类互联网企业都要履行法律责任、社会责任，依法办网。
随后，广大网站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查处网络谣言的行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守法自律，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抵制网络谣言的传播。
此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强调，网络谣言发出后，造谣者不仅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因此当造谣者在广大网民的声讨中消声匿迹，网络信息才能真正发挥出舆论监督、反映社情民意的作用。
传播者：将谣言扼杀在摇篮当中
既然有法可依，那么如何依法办网，不让谣言扩散便是网站需要思考的问题：既不成为有害信息的“助推手”、“发酵剂”，又能保证信息的即时公开和网民的言论自由。
法律的完善以及网站的努力，最直接的作用是让网民自觉地维护网络环境，不因任何原因虚假恶意的信息。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朱磊指出，“全体网民应该成为制止网上谣言的最后‘把关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阻止谣言的传播。”因此，网民应自觉抵制并积极举报谣言，与政府和网站共同营造出网络谣言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才能将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
记者观察
杜绝网络谣言是法律的应有之意
依法打击并杜绝网络谣言，是净化网络环境，但在事后追查和事前监管两方面的工作当中，法律却体现出不同的作用。
首先在事后追查上，法律体现出它具有规范作用，即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例如强制关闭网站，拘留造谣人员等。
一、执法层面法律预防的实现
犯罪的法律预防是指运用法律的手段，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各环节的法律手段，减少和消除犯罪的一种犯罪预防的方法。本文所探讨的执法层面的法律预防主要是探讨法律在公民未实施犯罪之前，如何通过法将法律的运行与执行在公民的思想中树立法律意识，并借由此法律意识指导自己为适法行为，拒绝非法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
立法之后的成文法律若想得到良好的遵守如果没有法律执行主体的有效执行，立法本身等于空文。执法本身就是帮助良好的法律得以有效实现的最好途径和必经途径。良好的执法活动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规制的有效措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并不是每一种矛盾都会最终酿成犯罪的恶果的，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执法，则很有很能造成刑事犯罪的悲剧。比如因为商品质量而产生的普通的顾客与商场的民事纠纷，如果《产品质量法》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施行，对于商品质量的鉴定、责任的有效认定以及损害赔偿的确认都可以得到最快最优的解决，那么这个最基本的矛盾也就遏制在萌芽之中了，消费者和商场都可以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继续前行。但是也不乏消费者因为不满商场给自己的解决措施，不满消协对自己的救济，冲动的对商场实施犯罪行为。
国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本身就是在告诉公民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当为的、什么是不当为的。这一过程，正是给公民传输法律信息、法律观念、树立法律意识的过程。其实法律执行的过程主要是监督规范被有效的遵守。应当说，这是一种守法监督和执法监督并行的过程。守法监督主要是国家机关对于公民对法律遵守的监督，而执法监督主要是社会公众和国家机关内部对于国家机关进行执法过程的监督。其最终目的都是法律被良好的执行和遵守。
二、执法层面法律预防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法律预防犯罪的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法律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来自于意识底层的对于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并且这种信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法律的威慑和强制功能，它是来自于人的内心深处的对于自我的强制，这种强制无需外力的作用，自然的在形成于公民的思想中，并且在公民行为之时支配着公民行为的选择——为适法行为，拒绝非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信仰的建成不能单纯的依靠守法主体通过阅读法律，感知法律来获取和建立。而是需要通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通过向公民正确阐述什么是法律，如何遵守法律，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一系列的行为来向公民解答法律意识的重要性，法律之于公民个人、之于社会安定、之于国家秩序是何等的重要及有效。在这样一个法律信仰建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公民个人，而是执法主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可以说执法层面的法律预防犯罪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因为执法的过程是帮助公民树立法律意识，建立法律信仰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但正是承载着帮助公民建立法律信仰的主体本身没有真正的信仰法律，而是在给公民塑造一种似乎公权力赋予他们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造成了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信力的减退，进一步造成公民难以正确的理解法律，不知如何正确的对待法律。最近发生的两个典型案例正可以反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下降的现实状况。
案例一：河南永城案、浙江永康宿案。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涉嫌未成年少女十余名被刑事拘留，他的同案犯曾经是一名在校生，现在已经成年。她在与李新功发生性关系后，又帮助李新功物色了一些其他在校女学生，使这些女学生成为李新功诱骗、的对象。目前，警方正根据两人的供词，对李新功涉嫌的10余名女学生进行逐一调查。案件发生后，永城市委于2012年5月24日免去其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应该认为，任何制定公布出来的成文法律，比如制定法或者判例法，它们在法律的适用中均面临着解释问题。因此，美国学者TalcottParsons认为：“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现代性法律知识预设的民主与法治、正当与合法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较难克服的内在危机。由此观之，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期待，首先应置于其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的把握和权衡。在当下中国的法律语境中，这种把握与权衡似乎尤为重要。
在本文中，“话语”主要意指一种“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含有知识状态和价值理路。笔者尝试用三个法律实践分析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制约下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肌理纹路。
1、房屋合建。房屋合建在我国已是较为普遍的民事行为。通常情况下，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待房屋建成之后，双方依约定化分房屋产权，这便是常说的房屋合建。由于土地、资金和房屋等资源的相对稀缺，这种行为得到人们较为广泛的赞同或默认。一般而言，房屋所有权视土地使用权而定，没有土地使用权便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因此，双方约定合建房屋的行为实质上包含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根据我国若干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不得非法转让，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必须经由政府批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合建房屋的有效或无效。
2、企业间相互借贷。与房屋合建类似，我国企业（指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间借贷也是颇为普遍的，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借贷尤其广泛。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实施借贷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有关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经营借贷业务的机构只能是金融机构或国家批准的非金融机构。然而，人们总是认为，这类借贷行为是可理解的，当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又是真实自愿时，则更应当予以准许。目前的问题也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这类借贷行为的有效或无效。
3、“安乐死”剥夺他人生命。“安乐死”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已出现多起这样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使用无痛苦的方法使不治之症患者停止生命，而且这种行为通常经过患者本人同意。虽然在某些国家法律已明文规定允许这类行为，但在我国法律尚未准许。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这样，在大多数人对此行为持理解态度时，法律适用者必须解释法律本文以决定该行为是否应予准许。
在法律实践中，针对上述三个法律解释问题，人们可以发现，某些法律解释者的较为浅显直接的主张一般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以社会需要、经济发展或民众要求为根据，甚至以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为依据，认为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应当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这种主张通常暗示了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其潜在叙事策略在于主张法律本身就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和民众要求的集中体现，法律与公平正义应是同构的，法律的根本基础在于民众的愿望诉求。大众话语并不完全无视法律的规定，而是不大在乎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仅强调当法律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发生对立冲突时，应以后者作为规范要求的最终依据。由于这种法律解释是以法律的外在社会价值为基点，其结论通常便指向了单直观的大众目标。不难觉察，大众话语制约的法律解释暗含了一种法律范围内的“民主”与“正当”的元叙事。
通过各自的解释机制，两种话语试图解决法律解释的两个基本问题：解释方法的选择和这种选择的实质理由的确证。前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后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本体论。前者要求法律解释的表面技术学，后者要求法律解释的深层政治学。可以看出，在解释的实际过程中，两种话语都想取得方法上以及理由上的“霸权”地位，当两种话语导致的解释发生冲突不可调和时，这种“霸权”争夺尤为激烈。
参考文献：
《解释的难题》朱苏力著
《法律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著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文学艺术作品以它独有的方式不断提醒着法律人要以更高的视角、更长远的视野去认识法治,了解法治,看清这种制度背后的代价和缺憾。法治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慢慢的显示出它的副作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困惑,《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的悲哀,《女人不是辘轳》中深受家庭暴力者最终解脱的血的代价等等一系列的故事,不禁感慨,中国的法治边界在哪里,法治之路如何顺利走下去。
一、法律语境下的边界:法治边界
(一)边界的含义
边界(boundar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系统理论中是指不同系统间的标志,无论是对隐性规则的解释,还是对制度偏差的说明,都必须借助边界的概念。每个制度都有自己的内涵和边界,只有合理区分各项制度的边界,才能有效地发挥制度的功能。对制度等对象的认知,也主要是利用控制边界的办法进行。如国际法规定:国家的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线。边界适用于企业的经营边界、法治边界、道德边界和心理边界。
(二)法治边界的内涵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人治而存在的,它要求社会中的社会关系都要由法律来调整,按照法律规定形成法律关系,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界限由法律来加以明确,体现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平衡。“法治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宏伟的理想与一系列显示目标的具体过程的统一”。法治的边界正是法治本身的缺陷和所要调整范围的局限性,由于法治的他律性,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发挥制约作用,有一种外部强制力贯穿于各主体的内心世界,内化为法律的定向思维,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去边界和退边界的思考。
二、文学艺术作品:透析法治的边界
(一)法律不讲人情,造成法律的冷印象
(二)惩治违法者,却无法适用于违德行为
(三)强调事后的违法必究,淡漠了事前的感化教育
在有关我国妇女权益受侵害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家庭暴力的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在众多的有关家庭暴力作品中,往往看到的是类似的结局,丈夫最终倒入血泊之中,妻子在解脱的同时锒铛入狱。这应该不是法治建设所追求的结局。“在违法必究的原则下用法律武器惩治了违法者,却没能从源头上遏制犯罪过程的发生,违法者往往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最终为法律的条文买单。这样单独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只能是忙于‘修补’社会。”进行事后的处理,不能进行事前的感化教育,悲剧往往在结果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四)依据法律进行工作,却无法兑现权益承诺
在类似《我是农民》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农民工或者权益买卖下的受害者会鼓起勇气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经过一次次的奔波辛苦,最终取得了满意的胜诉结果。当不忽略法律带给他们的希望时,却也无法掩饰现实带给他们的失望。在有些情况下,违法者确实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受害者却仍是两手空空,法治震慑了他人,却没能挽救本人;中断了犯罪活动,却没能弥补已经产生的损失;完成了法律应负的任务,却没能做好事后的救济;当事人拿起了法律武器,却没能拿到想要的权益。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建设法治社会,而仅靠法治又不足以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三、法情博弈:如何做到两者衡平
(一)立法充分考虑文化背景
人的理性思维、道德标准、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都根植于他们所处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地方的秩序。由于区域的风俗和习惯,容易形成一些地方性的“法律”,它们可能不能成为普适的真理,却一般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和认可,这就是为什么秋菊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打赢了官司,法律似乎发挥了作用,公民的权利似乎得到了保障,却不是秋菊想要的结果,她反而陷入了迷惑之中,好像本来的有理变成了理亏,如果法律的制定忽略了这一现实,民众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势必会产生“厌诉”心理,法律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现实的文化背景,考虑中国社会中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已经证明有效的社会规范。
(二)行政执法充分考虑人情
由于法律重视人的智性开发,注重理性而忽视了人本性中的心性、灵性等方面的培养。在现实的执法过程中,往往过于追求社会行为的规则化、程序化,严格按照法条的规定做到依法办案,违法必究,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冷印象,甚至觉得法律的作用本身就是惩罚民众,而不是自己利益的保护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违法但还不足以受刑事处罚的人可以酌情处理,以更有利于社会和当事人的方法来做到“惩罚”,如有的国家使用做义工的方式,既可以缓解法制资源的压力,也可以给当事人一个赎罪的机会。在解决特定区域内,尤其是农村和一些偏远地方的民事纠纷时,可以提供一种在功能上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尴尬境地和诉讼要求,在执法过程中,不是用法条束缚执法人的思维,面队人情社会,不能不把社会关系网络和当事人的本来目的纳入眼前。
(三)普法工作建立一种混合型制度
在山杠爷的悲哀中,可以见得山杠爷对法律一无所知,当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他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可以从自身的观点出发谴责山杠爷的不懂法,可在那样一种偏远的宗族环境中,为什么要去懂离他的生活相距甚远的法,也不会清楚法律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和好处。秋菊不也同样是因为对法律的困惑导致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在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时,不能不去考虑他们的法治意识如何建立、如何让他们相信并依赖法律。法治的边界就在此人为的加上了条条框框,需要继续进行普法的老话题,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虽然日益增加,但增加不等于完全,信息不完全,就需要普法,可以考虑选择一种混合型制度,在依照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吸收一些民间法的空间,国家制定法并不见得都比民间解决的方式更优越。
(四)强调法治的同时兼用德治
如今,我们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否认法治确实是理性的表现,但实际上,不敢说人类完全就是理性动物,人在社会中,除了理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出现了法治的边界,只有在这条建设法治的路上,不断吸取、不断积累、不断探索,才能以法治为中心,实现各方面方针政策的殊途同归,最终得以建设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
[1]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法律出版社,2005
首先，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法律职业者在社会实践中运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而法律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正常运行，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这样，就要求法律人在掌握法学知识之外，还应拥有足够的社会知识，必须充分了解社会规则，否则将寸步难行。就以律师为例：由于任何法律事实都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那么一个合格的律师，只有在具备较为健全社会知识体系的前提下，才能详尽地分析案件事实，将案件事实转化为法律人擅长的法律事实，才更有利于找到辩护的最佳切入点。
二、法律职业的理想
职业理想与职业的角色定位、工作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鉴于法律职业者有着异于其他职业特殊的工作性质，法律职业者便也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理想。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安索尼·T·克罗曼在写《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律师政治家理想的本质特性就是审慎和实践智慧，并视之为律师最重要的美德。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追根溯源，“审慎”最早见于我国的《汉书·于定国传》：“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其本就出身于法律领域，有着法律的血统，它的字面意思是周密而慎重地仔细思考、反复分析。审慎作为法律职业理想的本质之一，在不同职业领域中对法律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作为法官，审慎要求法官首先要广听案件各方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法官收到的有关案件的信息量对于案件结果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其次，审慎要求法官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严谨的态度，运用周密的逻辑，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反复分析，得出最接近事实的判断，做出以正义为价值核心的裁判。法官践行法律，其实就是将法律文本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法律实务职业者的工作就是应用法律、实践法律。从法律三段论的角度分析，实现法律的过程，就是从大前提、小前提，即以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为依据，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即司法裁判的结果，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若前提属真，逻辑法则属于真命题，则结论必为正确的。由此可见，法律实践中法官审慎的态度直接决定着裁判结论是否能实现最终的正义。
美国近代著名大法官霍尔姆针对法律适用过程中逻辑与经验的相对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有名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经验的本质在就是归纳，其是与演绎完全相反的过程。法学家关于演绎和归纳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歇。而不论法律的生命是在于归纳还是在于演绎，笔者认为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归纳与演绎都必不可少，那么法律的生命归根结底就在于实践，演绎与归纳的智慧其实就是实践的智慧。在司法裁判中不限于使用演绎，适当地运用归纳的推理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大陆法系中机械地运用法条裁判，借鉴普通法系判例法的灵活，扩大法官自由裁判的空间，增加法官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案件中的作用，增加了成文法的灵活度，尽量减少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差距。归纳推理方法的运用对于法官的经验便有了更高一层的要求，法官只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归纳出符合法律原则、最接近正义的结果，法官的实践智慧直接决定了案件裁判的合理性，决定司法能否在维护正义的过程中发挥利剑的作用。
除此之外，笔者还同意伯尔曼的“法律本应该被信仰，不然法律将形同虚设”这一观点。对于法律理性主义、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世俗主义的争论本文暂且不做探讨，只是借用“信仰法律”的通说概念——法律信念，阐述其在法律职业道德中的地位。法律信仰首先要求法律人自身应该以法律为信仰，其次，法律职业者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给公众以信赖感、使社会大众普遍形成对法律的信仰是所有法律人使命。我国现在虽然法制建设初有成就，但由于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加上“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和“人情社会”的传统习俗在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降低了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即降低了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法律职业者的法律信念是其从事法律工作的前提。只有其以法律作为唯一的信念，才能保障不在价值的抉择中迷失，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终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只有法律职业者给予公众法律安全感，公众才会选择相信法律，才会逐渐形成遵守法律、坚信法律的信仰。
三、现实偏离理想
作为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各式的生活赋予其不同的角色扮演，每个角色面临不同的事实做出选择时又会有不同的价值要求，所以每个人在不同角色间转换，在不同的事实里分析利害，都要经历价值衡平和平衡价值的过程。例如，作为一名法官，或许他还是一名父亲，又是父亲的儿子，同时还是一名机关领导，又是普通有自己独立价值观的自然人，这样，他会面临各方的压力——生存的压力、舆论的压力、上一级领导的压力等，为了同时扮演好各种角色，他不得不在许多冲突价值中做出选择。而作为一名法官，工作属性决定其本来就与价值选择不可分割。这样，由于各种压力，这名法官很可能就会在本能的促使下，为了解决生存难题而舍弃法官的维持正义的使命，也有可能会因为面临舆论的压力而轻视法律的信仰。由此，法律人在践行法律的过程中便很可能使得现实偏离了理想。
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除却立法的因素，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便显得至关重要。法学专业的教育让法律人学会运用法律的本领，就如医生学习医术、技工学习技术一样。但所有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其自身本就拥有一套价值体系，其在面对法律实践中的各种冲突价值时，往往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则是教会法律人在万千价值里如何取舍，力争使其做出的选择最符合法律职业特有的道德价值判断。它是实现法律职业理想的最佳手段之一，正如一句话所说，“好律师若良医”，拥有高尚法律职业道德水准的法律人才是维护正义的使者。
四、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一种职业群体，他们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特定的法言法语、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一脉相传的实践传统，以实现社会正义为共同价值目标，群体内部自我约束、自主评价、自我管理。不同时期的学者，就此问题结合其所处不同的法治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不同观点：马克斯·韦伯认为构建法律职业群体是现代社会进行法治建设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Rhode的观点便截然相反，她是一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她在《为了正义：重整法律职业》一书中阐述了她对美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共同体内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机制的批判。Rhode教授认为，美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对于法律行业的调控，导致众多诉讼向富有的当事人倾斜，再加上群体内部自我监督排斥公众监督，最终导致许多正义迷失。
基于我国的法治现状，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必走之路。首先，现阶段我国由于行政权力范围过于广，导致司法受控于权力、不完全独立，此外，法官、律师、检察官之间互相通过关系解决纷争，彼此包庇枉法的实例不在少数，所以我国法律职业现阶段缺失的，正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机制。其次，我国应该适当提高法律行业的入业门槛，这其中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提高法学院设立的标准，注重法学院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充实的法学资源，注重对学生的实践培养；二是要严格控制成为法律职业人才的专业素养水准，运用合理统一的考试选拔制度筛选人才。
五、法律职业者的责任
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首先应当以法律作为唯一信仰，拥有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对待纯粹的法律问题本当如此，但作为法律人，在面对政治、经济问题甚至社会生活问题时，也都应当尽量以法律的普遍规则为原则，依据法律普遍适用的程序，将之转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加以调整处理。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各种因素干扰司法，但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应当尽量保持自己思维中的法律因素的纯洁性，在法律因素与其他各种因素较量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法律因素为指导中心，再依价值观权衡其他各因素孰轻孰重。法律不断地与时俱进，法律人就不应怠惰，终身学习法律知识，不断将法律与社会现实结合，赋予法律生命。
其次，法律人应当奉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工作有别于追逐私利的营业，应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为重心。法律职业者作为国家与社会大众的中介，是连接权力与权利的桥梁，其工作不仅仅是解决单个矛盾那么简单，往往单个的诉讼就对后期的诉讼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公众对于法律的信赖感与依赖感常常也源于单个案件。司法的正义是社会释放压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如若社会压力不通过司法正义正常适当释放，当社会压力积攒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动乱便不可避免。法律人应带着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中，只有这样，法律职业者才在保障社会稳定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
最后，法律人应当以是否在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的作为一项检测自身合格的标准。法律从业者作为社会生活的一员，由于其各自的生长背景和环境不同，导致必将拥有众多不同的道德体系，但这些道德体系都基于社会生活，又大同小异。但这些道德体系与法律职业道德又有着千差万别，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地指导人的行为。例如，在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人案”中，以一般民众角度来分析，辛普森犯罪事实很明显，罪大恶极，应立即判处死刑才能平民愤，才伸张了正义，才能使得受害者安息地下；但以一名法律人的角度分析，当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因属于非法证据被排除，导致最终辛普森被无罪释放时，无论是法官还是辛普森的辩护人都会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虽然如此明显违反一般人的道德理念，但对于法律人来说，这就是职业伦理。由此可见，法律职业者在工作时，必须间隔自身已经形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坚守法律职业道德的阵地，力争不在纷繁的价值抉择中迷失。
六、结语
法律职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特点的职业，有着异于他业的风险，法律职业者又肩负着其他从业者没有的伸张正义社会责任。由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压力与诱惑，法律职业有其理想，但现实往往与之相距甚远。任何一名法律职业者都应保持其在刚刚接触法律时化身正义使者的雄心，不忘理想，在法治建设和保障社会稳定的进程中发挥专属于法律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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