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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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着《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一、创新普法理念，使普法成为公众的内在需求，从主观上推动普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树立大普法的理念，普法是全民普法。普法不只是普法职能部门和普法工作者的专利，普法的主体是全民，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各级组织、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更是最具说明力的普法。普法的客体也是全民，普法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普法教育对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实施，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加强学习，提高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文化素质，是每个公民必须认真面对和努力适应的现实。所以要树立一种新的普法传播理念，即普法不仅仅是普法工作者的事情，每一个公民既是受教者，又是施教者，普法不单纯是灌输，由一群人灌输给另一群人，而应是一种互动，一种双向交流和感染。公众在学法的过程中，了解法律，理解法治精神，接受法治思想的熏陶，逐渐有了法治理念，并用之去指导行为方式，其用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的极好传播。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人文与民本精神。需要才是根本，普法对象众多，内容广泛，普法教育要承认和重视不同对象人群的个性特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立足点，满足和服务于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需要，一切以适于公众掌握、满足公众需求为标准。普法只有成为人们的内在需要时，才能持之以恒和深化发展。从人的心理角度来说，当普法内容形式符合普法对象个人需要时，他就会对其产生亲和力、认同性，从而引发积极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公众对法律的兴趣，对法律知识、法律文化、法律思维的探索愿望，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主动参与，使普法有机地融入公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为了普法而普法。
二、创新普法手段，以切实增强普法教育的实效性为切入点，提升普法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审时度势，开拓创新，是新形势对普法工作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对普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普法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最基础工程应不断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新时期的普法工作更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认真遵循和善于运用其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增强普法教育的效果，确保其影响力和长期效应。一方面，要总结继承近20年来的经验积累，把一些较成熟的做法固定下来，形成制度，使之升华和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推进普法工作，在对形式主义、过时落后、效果不佳的方式方法坚决摒弃的同时，创新手段，使普法工作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不断有新的突破。
三、创新普法机制，整合社会资源，保障普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普法学法心得体会（二）
全国“六五”普法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新一轮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在过去20年里，全民普法教育在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法治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普法教育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还较明显。如何搞好第五个五年普法教育，我们认为：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重点、难点和盲点等薄弱环节上，通过攻克薄弱环节来提升“六五”普法教育的质量。
我国的普法教育通过20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普法教育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全民普法教育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经济转型、企业转制、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人流、物流、信息流成为各种利益调整的主要特征，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展的普法教育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势，因而在实施普法教育中就出现了对一些重点对象抓而不紧、对工作难点缺少办法和对盲点部位教育不到位等薄弱环节。一是领导干部学法抓而不紧。二是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三是流动人员法制教育难落实。四是中小私营企业法制教育存在盲点。五是农村法制教育工作还不到位。六是对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法制教育滞后。
普法学法心得体会（三）
通过认真学习“六五普法”，我深受启发和教育，对下一步普法工作的重点更加明确，完成任务的信心更加振奋。积极深入学习宪法，公务员法等各部法律，要严格按照要求，并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学法用法思想理念。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工作。自觉学习、贯彻和宣传法律，关键在于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公务员学法用法是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灵魂，是一切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其次是本职工作的需要。编制事业工作量大面广，涉及公务员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必须充分掌握才能保证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服务好本职工作。最后是自身建设的需求。党员干部首先应该是国家法律带头的执行者和遵守者，学法用法这个头带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成效，关系到工作的形象。
二、通过学习，进一步确保了学法的成效。
作为一名派出所党员干部，学法是用法的前提，但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法。我们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紧密结合起来，与编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解决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关心的编制问题和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特别是近些年在编制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的学法、懂法、用法才能合理合法妥善的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才能使人们满意。
一、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
（一）公权的概念及渊源：公权，也叫公权力，公共权力。公权是服务于私权社会，调整私权社会中的关系和矛盾的，公权的拥有者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和这些公民们选举，组织的国家。因为，私权社会中的公民和组织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好，如社会治安、经济秩序、纠纷仲裁、公共建设和公共福利等一大堆有关公民、组织的公共利益之事。国家就是为公民组织来做这些公共利益之事的，它的权力就是公权，包括立法、司法、治安和管理经济、文化、社会的行政活动。故此监狱（刑事司法）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它刑罚执行的权力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也即是公权力的一种。监狱权力的形成其实质是国家公民让渡形成的而又反作用部分公民（罪犯：本文所谈罪犯仅指正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与公权相应的是公法，《监狱法》是公法的一种。
（三）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和私权个体就可以为。国家的组成是公民出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管理者用于维护全体公民的福利和社会秩序，这便是公权的由来。公权来自于公众自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每一位公民对公权的尊重自然也就是对他人、对自己私权的尊重。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它执行的是一种特别的公权。而罪犯就是他行使权力的对象。监狱行使权力的内容前面已谈到它是私权让渡而形成的，这其中也当然包含了罪犯让渡的那部分权利。只不过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刑罚执行）下监狱执行的这部分公权反用于了一部分让渡者（即罪犯）。监狱的性质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但从另一种意义上它其实既是一种权力的执行者，又是权利的保护者。故对罪犯来讲，监狱即是刑罚执行者，又是其权利保护者。
二、罪犯权利主张的内容及我国监狱罪犯权利主张现状
1、基础性权利：罪犯的基础性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人格名誉权;财产所有权及婚姻、劳动权利(即按照有关规定获得劳动报酬、享有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权利)；受教育权;休息的权利；信仰权；父母子女、家庭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权利。
2、依法受限的权利：罪犯作为社会公民，也是一个私权独立拥有者，但因受刑罚惩罚，故其有些权力主张是不完整的，是受限的。这其中包括：通信权、会见权、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3、特殊派生权利：罪犯特殊派生的权利是指由于罪犯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处于刑事法律关系之中所派生出来的特殊权利。包括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揭发权，依法获得减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其在服刑过程中针对监狱的狱政管理主张行政奖励考核的权利、申请复议主张，这些都是属于罪犯的权利主张的范围。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所谓罪犯的权利实际上是公民权的一部分，是除了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外的不完整公民权。我国《监狱法》里明确规定了罪犯的多种权利，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监狱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罪犯的很多权利是没能完全实现的。
（二）我国监狱罪犯权利主张现状。
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特别是罪犯人身权方面；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会见、通讯、诉讼等权利方面；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等方面；财产权利方面总的发展态势显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但同时，笔者结合自已在监狱工作10多年的经历，看到了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方面的诸多不足：
1、对罪犯权利主张意识认知误区：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小小的案例：XX网讯光头一直似乎就是监狱服刑人员的标准形象，但记者日前在XX监狱采访时发现，部分服刑人员却留着板寸头。这是XX监狱日前出台的一项人性化管理措施的结果。从强制剃光头到服刑人员留着板寸头，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却折射出我国监狱管理的日益人性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罪犯自身的权利，我们执法者仅仅以管理者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他们本人一点，还美其名曰冠之以“人性化”？反之推理，我们不还给他们就不“人性化”了？目前，我们不少的监狱人民警察、监狱、甚至监狱的管理机关对罪犯权利主张在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单纯认为监狱就是以国家暴力机关的名义，惩罚罪犯，让其吃苦受罪。众所周知，监狱对罪犯最大也是唯一的惩罚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因此这种认知上的误区直接导致了对罪犯合法权利主张的淡漠或不积极作为。前面提到过监狱以公权的角度来说应是私权（罪犯）的权利保护者。
法工作带来具有理念上的指导。另一方面搞理论的不执法，执法的又不懂理论。
（2）罪犯权利主张在实体上的不完整：我国监狱法律体系不完整，在罪犯权利主张上不完整。特别是罪犯权利主张保障的直接法律《监狱法》，一是本身就不够完善，说法很笼统，又没有实施细则；二是《监狱法》已经颁布实施14年了，不适应现代监狱的发展和罪犯权利的保障的需要，罪犯权利主张的内容不完整，主体也不明确。
（3）罪犯权利主张在程序的不完整：既然谈罪犯权利主张，那么权利主张的主体就应该是罪犯，所以在监管执法活动程序上来讲，罪犯作为权利主体他们提出权利主张是排在第一位的，从行刑和受刑的关系，行刑权和受刑权的关系来讲，监狱行使权力与罪犯享有权利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冲突，他们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两者之间是具有派生关系的。
3、罪犯权利主张和监狱行使权力的具体案例，笔者从事监狱工作已10多年，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感悟以及对很多监狱参观学习，就很多管理中出现的典型案例略谈一、二。
（1）罪犯考核：罪犯考核的考核是和罪犯的改造最关键最常态的权利，说它是关键是因为他直接影响到罪犯的刑事奖励，说它最常态是因为罪犯的一切改造活动都可以通过考核来界定。在这里，我不谈考核的形式，因为每个地区每个监狱都因自己具体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相同的考核形式和办法，都可以称之为合理或比较合理的。这里所要谈的是考核的自由载量权和考核的效率。罪犯考核的自由载量权和考核的效率主导者是公权（监狱权力），落脚点是私权（罪犯权利）。我国目前罪犯考核的现状是自由载量权过大，考核效率过低影响公权（监狱行刑权力）的公信度从而损害了私权（罪犯受刑的权利）的具体利益。
（3）罪犯的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
《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罪犯劳动报酬是一种权利实现。一方面，罪犯劳动报酬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获得的回报且是参加劳动的罪犯的法定权利，只要罪犯参加了劳动，就应当获得劳动报酬；另一方面，罪犯劳动报酬是对罪犯劳动权利的完善。但实际上呢？“有关规定”概念模糊，无可操作性，直接导致监狱具体执法活动中绝大部分罪犯没有得到劳动报酬，仅有少数监狱是以奖金的形式象征性给罪犯一部分。在“有关规定”这点是《监狱法》应作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劳动保护“应是广义的概念，一方是指罪犯过程的安全防护硬件措施上的保护，二是劳动的保险保护（劳动过程中的意外、伤害等）这点上《监狱法》没有明文规定和细化的操作规定，这就导致了部分监狱在这块的不积极作为。三是《监狱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在这里“参照”应改为“按照”，“处理”应改为“办理”。近年监狱陆续退出高危风险行业，这种现状有所好转。
（4）特殊罪犯的权利主张：本文的“特殊罪犯”的范围专指“老弱病残犯”、“未成年犯”。监狱行刑应当满足人们的社会心理要求。对于“未成年犯”第六章第七十四至七十七条作出专门规定，这证明国家在立法上还是很有深意的。特别是七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条件”。事实上呢？轻言之：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我们是做得不够到位的。重言之：我们的有些做法是不符合《监狱法》精神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对于老弱病残犯，《监狱法》没有明文的规定。但监狱行刑应当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和宽恕性质，从而满足社会怜老恤弱的道德要求，符合社会的同情与宽容的心理。去年我省司法部门对“老弱病残”犯集中办理“减、假、保”正是符合了这种社会心理，让这部分罪犯能更好的老有所养、病有所治、残有所依、弱有所靠。
（5）罪犯身份权利的主张：关于罪犯“身份意识”的说法由来以久，在监狱日常的狱政管理活动过程中，我们总强调罪犯要有身份意识，即明白自己是什么人，监狱是什么地方，自己来这干什么。在罪犯的意识深处打下“我是罪犯”的烙印。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且仅有的身份就是“公民”（外籍犯除外），不存在罪犯的身份就是“罪犯”的说法，这其实与我们平时要求罪犯“认罪服罚，听管服教，按行为规范的要求自觉履行服刑义务”并不冲突。
（6）罪犯的其他权利主张（学习、发明创造、夫妻同居）
罪犯的学习、发明创造、受教育、亲情同居的权利主张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由于篇幅的局限，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但从以上倒举的案例来看，我国监狱不管是在行刑的理念和行刑的方式，还是在行刑的终极目的和效果上还没从“法”的理念做到“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式执法，对罪犯权利主张保障的缺失是不能使我们真正摆脱传统执法模式的。
三、如何从法的角度理解应对罪犯的主张
（一）从法的角度，刑罚的功能重新审视和界定行刑的本质：以往谈刑罚的功能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是对犯罪人的剥夺（自由、财产、政治权利、生产等）惩罚，教育改造功能，二是对被害人安抚功能和对社会的威慑与教育鼓励功能。德国学者施耐德曾说法：“刑罚不得将罪犯视为客体物和丧失权利的奴隶，刑罚应只限于剥夺其行动自由，除此以外，罪犯享有宪法赋予他们的一切权利”。其实，刑罚的功能和罪犯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并不是矛盾的。刑罚的功能其实也是国家公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基于对罪犯宪法赋予他们权利的保障和刑罚功能，我们不难重新审视和界定行刑的本质：行刑的本质不是创造好的受刑人，而是好的社会人。这与同志提出的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劳教工作的首要标准是一致的。而这一切工作的核心都归结于如何兑现罪犯的权利主张。
（二）在立法上保障罪犯对权利的主张：众所周知，《监狱法》已颁布10多年了，应客观的说：《监狱法》的颁布不论是我国监狱的执法工作，还是罪犯的权利主张，不论是对公权还是私权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牌的意义。但同时我们又看到《监狱法》受时代的局限，目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执行刑罚的要求，也没能完全保障罪犯的权利主张。故：一是重新制定修订《监狱法》已势在必行，强化规则权威。二是以《监狱法》为基础制定《监狱法典》把监管执法纳入法典之中。三是在管理上是否可以使监狱脱离行政，使监狱单纯的成为刑罚执行机关，减少行政干预，可能更有利对罪犯权利的主张。
（三）积极借鉴和探索新的行刑理念和模式保障罪犯对权利的主张。从站在国际发展的目光来看：一个好的、正确的理念，可以产生一个好的行刑模式，一个好的模式才能最终产生公平和正义。关于“刑行契约化”的探讨由来已久，现就借此来谈谈这个问题：行刑契约是一种全新的行刑模式，它可以有效地发挥与拓展契约的内在功能，激活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性，尤其是彻底改变罪犯被动受刑的局面，使一种强制的单向行刑演变成一种为广大罪犯所能接受的自觉行为，从而大大增强了行刑的功能，提高监狱行刑的效益。但更重要的体现在对罪犯权利主张的意义。在传统的行刑模式中，监狱在罪犯的权利主张上是不积极的，而罪犯因其法律地位其权利主张又是受限的，故罪犯往往处于被动受刑状态，罪犯缺乏主体意识，而行刑契约模式使行刑不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强制性措施，而成为一种罪犯权利的现实性选择。把行刑和受刑用权力、义务、权利统一起来，使公权与私权达成一种协议，形成一种契约。通过制定规则来支配，约束个体的行为，使罪犯自觉受刑成为可能，罪犯的权利主张尽可能的完整，同时这在提高行刑效率的基础节约了行刑成本。
（四）程序上的监督和引入是保障罪犯权利主张的必要手段。罪犯在服刑期间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但是当前我国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加之传统的执法思维和习惯这导致了罪犯的权利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监狱的刑罚执行行为和狱警的工作行为无法得到良好的制约。为罪犯提供及时合理的法律服务，不仅是罪犯及其亲属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监狱对罪犯的矫正，维护其合法的权利。
（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对罪犯权利主张的保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对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就执法者的自由心证来谈谈这个命题。众所周知：监狱警察是罪犯日常改造最直接的利益关系者，这包括罪犯的日常管理及考核、行政刑事奖惩、服刑过程中其他自然权利主张等。因此，所谓监狱执法者的自由心证其核心就是监狱警察去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些监狱警察对罪犯享有权利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对有关法律规定持模糊甚至否认的态度。他们在主观上认为罪犯既然是犯人，接受刑罚的惩罚，他的权利就完全被剥夺，这就在客观上直接导致了对罪犯权利主张保障的缺失。我们通常所讲的建立一只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仅从讲政策、懂法律、守纪律等几个层次来谈的，这已经远远不适应或不够适应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形式。我们更需要一只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精神、对法律忠诚的队伍。
结束语：从权利主张来讲，罪犯无疑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化进程是通过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与我们党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高度一致，是监狱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据此笔者认为：惩罚是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改造的核心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而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在于我们刑罚执行者（公权）在什么程度上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罪犯因人身自由被剥夺而被限制主张的那部分权利（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