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赦罪制度从何而起，诸葛亮为何主张慎用
赦免制度起源非常早，大概在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雏形，《舜典》中有过“眚(shěng)灾肆赦”的记载，有的学者据此推断，赦罪。早源起应当能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出于扩充军力、增加劳动力以及巩固人心，纷纷突破《周礼》的限制，不同程度地实施赦罪制度，其中鲁国于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实行的大赦，被现代学界认定为中国最早的赦罪实践。
古代帝王大赦多选在重要庆典时，以彰显皇权的威严
秦朝奉行法家的治国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重刑且不赦”的政策，小罪重罚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一旦受刑，无论轻刑重刑，一律不予赦免。如此强硬的政策，并非秦始皇发现赦罪制度对国家刑律的消解作用而作出的修正，而只是单纯地示人以威、示人以暴、示人以酷。
法理与人情被刻意对立起来，刑罚被塑造成一旦实施永远无法追回的可怕武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心极度恐慌。
所以暴秦灭亡后，汉朝及时调整了策略，重新拿出赦罪制度，通过频繁的赦免来换取社会的稳定。两汉400余年，光是大赦就达140多次。加上其他局部、特定时段的各种赦免，总数居然达到280次。也就是说，平均一年多就要射一次。
如此频繁的赦免，自然是有点过火，所以汉朝的思想家们对赦免的议论和抵制最为强烈。诸葛亮任丞相期间，对东汉法治松弛痛心疾首，他把原因归结于过频过滥的赦免制度，认为赦免没有节制，会导致人们不畏法、不畏刑，轻于犯禁犯法。
所以他主政的11年，尽管蜀汉国力衰微、人力缺乏，也一直坚持慎赦理念，11年只赦了两次。
诸葛亮与蜀后主剧照，诸葛亮自223年至234年以丞相身份主政
晋朝以后进入大分裂大混乱时代，法治也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南北各国的统治者们忙于战争和兼并，赦免制度再一次走向泛滥，成为各国君主扩充兵员、收买人心、争取法统的工具。南北朝仇杀风行、社会秩序混乱，与赦免制度的随意性不无关系。
秦汉至南北朝800余年的反腐实践，积累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所以到隋唐帝国，赦罪制度终于走向规范。
隋朝国祚短促，我们主要说一下唐朝的赦罪制度。唐朝在南北朝的基础上，确定了慎赦的总体原则，但对赦罪制度进行了细化规范，赦的不同等级效力、时机、范围，都作出了相对明确易操作的规范。可以说，基本上确定了封建帝制时代赦的基本盘。
后来宋、明、清历朝，大都是在唐朝的基础上作出更细的调整。直到清末民国，社会政治逐渐西化，现代赦罪制度思想引入中国，赦罪制度逐渐与世界接轨，直到演化成现在的模式。
二、古代赦罪怎么操作？“大赦天下”并非全部免罪
古代所谓的“大赦天下”，就是把所有罪犯都放出来吗？并非如此。其实大赦只是赦罪制度的一种，古代的赦包括很多种。
隋唐律令中，都规定犯十恶之罪不予赦免
第一种是大赦
这种赦的效力非常高，对一个特定的时段内的——比如赦令下达的前一年，绝大多数犯罪者，不管案发与否、结案与否，对犯人或嫌疑人定下的罪名、刑罚，一律予以废除。
这种赦的等级最高，所以一般都是在最顶级的国家庆典时发布。皇帝颁发大赦诏令时，通常会同步发布一些赏赐、免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显示皇帝与民同乐、怀抚天下的政治态度。有人认为，这时的赦，其实是一种政治待遇，与实物赏赐、精神褒奖等共同存在。西汉最早推行庆典式的大赦，史料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一次大赦，是公元前165年汉文帝在郊祀（在长安的南北郊祭天）后实施的郊赦。
古代祭天是最高等级的政治活动，在这个时机和场合进行大赦，更能显示君权天授的合法性。
郊赦经过历代的演变，在北宋成为固定制度，宋朝每三年结合郊祀进行一次大赦。这种变成常规惯例的赦，称为“常赦”，级别比严格意义上的大赦有点低，有些罪大恶极的负刑者通常不能在常赦中遇赦。
《唐律疏议》对唐代刑律记载十分完善
《唐律疏议》卷第二《名例》中就规定，犯了“十恶等罪”的人，如果已经定案，遇到常赦也不赦免。“十恶”都是什么罪呢？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殴打或谋杀父母、祖父母等直系亲属）、不道（杀一家三人）、大不敬、不孝、不睦（谋杀五服之内的亲属）、不义（杀师长、官吏等）、内乱（乱伦）。
所谓的“十恶不赦”，正是指此而言。十恶罪基本上都是与忠、孝有关的，这是封建社会伦常的基础，所以赦罪制度轻易不向这种犯罪者开口子。
《水浒传》中曾真实再现过这一法理原则。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逃亡遇到宋江，宋江劝说武松到清风寨避难，遭到后者的拒绝。
宋江杀了阎婆惜，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七八口人，虽然同是杀人罪，但武松同时犯了十恶罪的“不道”和“不义”，属于逢赦不宥的重罪，所以他知道不管躲到什么时候也脱不了罪，干脆跑到二龙山落草。
第二种是特赦
特赦针对某一特定的群体，或者特定地区。这种针对性的赦罪，目的性都很强，或者是拉拢人心，或者是平反冤狱。
例如西晋武帝司马炎，曾经于泰始五年（269年）下令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这三个郡都在今岭南、越南国一带，是吴国的势力范围。晋武帝对那里进行特赦，一则是宣示晋朝法统的正义性，二则企图拉拢那里的少数族群，企图与他们联手对付东吴。
也有针对特定人群的，这种特赦多是平反或减罪。
北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后，一大批宇文护的党羽被囚禁在蒲州。周武帝当时正在筹划进攻北齐，为了减少敌对势力，便下令曲赦蒲州大辟以下的犯人。
还有一种特赦是赦免轻罪的囚徒，一般都是在国家急需大量人力的时候使用。比如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军进攻关中，秦二世兵力不够，便慌忙赦免了在骊山修筑陵墓的70万刑徒，让负责工程建设的章邯就地统领，去抵抗起义军。
第三种是减等
这种也可称为减刑。比如原来的定的是斩、绞、辟等死刑，皇帝可以开恩赦免为断趾、黥、徙等轻量级的刑罚。也就是俗话说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发布过一次诏令，将某年之前的所有罪犯减罪一等。
这种减等赦的法理精神，与现代法治中的减刑差不多，只不过现代的制度更严谨，减刑的标准更严。而古代的减等之赦，大部分是皇帝开恩或者收买人心时采用的。
正是因为这种赦免制度的随意性，减等之赦成为各种赦罪制度中最容易篡改的。
只可惜他犯的事直接触了宋徽宗的忌讳，干扰了艮岳的建设进度，所以才没达成所愿。
三、赦罪就不怕降低法律权威性吗？
定法是为了惩戒罪犯，赦却是抵消法律严肃性的手段。许多人不免都会有疑问，这两者岂不是自相矛盾？
事实上不光普通人会有疑问，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也都有过思想上的歧异。
法家思想主张重刑不赦。管仲认为，赦虽然给一小部分罪犯带来好处，但对国家刑法却带来很坏影响，会助长民众轻于犯罪的风气。
李悝、韩非、商鞅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大致都抱有和管仲相似的看法，崇尚以严刑峻法统治社会。
后来到了汉朝，匡衡和吴汉也都屡屡上书，主张废除赦罪制度。包括上文提到的诸葛亮，也对赦罪制有很深的成见。李世民、朱元璋等世之雄主，对赦罪制也没有太积极的态度。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典治国，在位31年只有3次大赦
明太祖对赦免更慎重，他在位31年只进行了3次大赦，明朝存续的276年中，总共也就赦了55次，平均5年1次，在历朝历代中是最少的。如此之少的赦，也要由朝廷律法进行明确而严格的规定，防止出现变乱之年随意用赦。
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待赦的态度就是如此矛盾：推行赦罪制，怕引发社会上轻于犯罪的不良倾向；不推行，又恐怕像秦朝一样引发全社会的抵制。
古代的赦罪制度，就是在这种纠结之中，一步步从秦汉时随意性很强的行政手段，到最后完善成明清时较为正规的法治行为。
存在即合理。赦罪制度作为古代法治的一种补充，体现了法理与人情的互补性，其实还是有相当的积极作用。
其一，赦罪可以彰显法统正确。赦免在现代都是国家的法律行为，但于古人来说，赦与不赦，都是皇帝的个人权力。因而赦的时机，大都也皇帝的个人行为有关。诸如新帝登极、册封太子、举行祭祀、更改年号等等。皇帝大赦，体现的是国家行政机器的更易，体现着国家之权在朕，体现着天子与民休戚的利益共同性——虽然有时这只是个表面说辞。所以如诸葛亮、唐太宗、明太祖等大政治家，尽管主张慎赦，却也不会走极端彻底废弃赦罪制度。
其二，赦罪可以缓解法治的严苛。古代法治名目相当繁琐，人们动辄获罪。秦朝人口不过2000万，单是骊山刑徒就多达70万。古代的刑罚也极其残酷，单是死刑就有车裂、大辟、凌迟、枭首、腰斩、斩首、绞、痤等，对犯人及其亲属实施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打击。
如果坚持以重刑治国治民，人们一旦背上罪名则无可逃脱，从长远和大局看，这是把人推向国家政权的对立面。所以，用赦罪制给人们留下一念生机，尽可能多地留住人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三，赦罪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影响古代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心向背，特别是国家出现重大政治波折时，争取人心是首要政治任务。唐朝武后夺位后，引发了强烈的抵制浪潮，唐朝故臣甚至发动了武装反抗。武则天镇压了叛乱后，在其执政的16年间，进行了21次大赦。虽说有些过滥，但通过这些措施，无论是朝臣集团，还是社会民众，都得到政治上不同程度的优待，武周时期社会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与赦罪制的积极作用，实在是功莫大焉。
结语：
人生于世，无不可恕之恶。
古代赦罪制的着眼点，就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仁爱，人不可不教而诛，犯了罪也可以用教化来挽回，这与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权，肯定人性光辉的理念是相通相符的。换用直白的说法，赦免制度的存在，给所有犯下过失的人留了一线生机，给他们留下了改过向善的机会。
这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思想理念，不论置于何种社会意识形态、何种历史阶段，都是有其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