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文化不仅曾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更重要的是今天它已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强调为他人着想和善待自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区域关系、国际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防止犯“左”或右的错误有借鉴意义;儒家的志与学结合,有助于人们从狭隘的境界摆脱出来;儒家的知与行结合,有助于人们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儒家哲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哲学的现代命运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儒学回应现代文明挑战,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努力,取决于儒学后代对它不断扬弃、有所创造的程度.只有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拿出深刻自省的勇气,认真研究儒学,彻底剔除糟粕,积极增补创新,儒学才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儒家伦理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对儒家的道德自律、家庭伦理、诚实信用、亲和自然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伦理道德.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国经济一片凋敝的情况下，中国扮演了将世界拉出衰退泥潭的“世界引擎”的角色。据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增长三个百分点，其中就有一个多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所做出的“世界贡献”受到各个国家的赞誉。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艾哈德所指明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像机器一样受机械的法则指导，相反它要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郑永年也认椋如果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那么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实现文明复兴①。
一、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某种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不是基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起来的某种均衡。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态却是经济现代化的“自律”地型塑。因此，伦理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并且规定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与形态。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看，学界普遍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儒家伦理的伦理与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使东亚诸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五种：“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论”、“情感价值内化论”、“价值观渗透论”、“逆向精神力量论”等。
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他将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至世界诸国，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伦理与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据此，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在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章海山批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重视“爱人”、“惠人”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们。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主义有助于抑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泛滥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③
徐吉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经济活动、情感价值。徐吉鹏举证说，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这种影响比比皆是，被誉为日本经营方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就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体现，它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观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则坚持“价值观渗透论”。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但是，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它们的国民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都要强大。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这种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现象之下，日本人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和说辞深信不疑，信奉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勤劳的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的土壤中。因此，赖肖尔得出结论说，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我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上述国家在经济现代过程之初儒家伦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所致。但是，黄秉泰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属于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儒家伦理才能够发挥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的独特作用⑥。
与上述学者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则持有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反而会影响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即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此，韦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出发，认为儒家伦理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反之，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与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蕴含了特定了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东亚诸国普遍都将富强和文明视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而我国也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主要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以陈嘉明和李伏明为代表的“伦理状态论”和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伦理指向论”。
我国学者陈嘉明认为经济现代化并不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目标指向，而是以某种伦理精神为指向。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诸多表现之一，实际上经济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并且以某种现代性观念为指导。简言之，经济现代化的目瞬皇悄承┦字，而是一定的伦理状态。在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⑧。
李伏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李伏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儒家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体服从整体、私利服从公共利益的伦理主张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和谐状态基本一致。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伦理指向，迎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著称的现代化国家，而儒家伦理中提倡勤劳和节俭的伦理观念不仅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还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劳和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认儒家伦理精神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具有巨大的贡献。对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就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来确定儒家伦理精神、法律规章制度和资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伦理精神应占5/10，法律规章制度占4/10，而资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量化评价虽然不具有科学性，但却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界主要持有观点：“转化动力说”、“内在动力说”、“伦理动机说”、“伦理资源说”。
我国学者夏振坤和张艳国提出了“转化动力说”，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却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及其生产方式，它固然不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儒家伦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则是现代社会所需。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化和改造可以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翔海提出了“内在动力说”，他在对比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一个非和谐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人们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和压迫下获得解放。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寻精神的安顿并且对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充满憧憬。李翔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这种自觉与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内在的动力，后者则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马克雷对儒家伦理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马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西方人而言，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种诚挚地忠诚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思想观念是无法效仿的，而这种忠实于集体和组织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它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独特之路。儒家伦理“在日本这样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力的动力”。
亚当斯密主张“伦理动机说”，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伦理秩序。亚当斯密承认伦理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作用，他将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转让等六种伦理动机视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另一些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人则主张“伦理资源说”。他们将伦理观念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伦理的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却是有边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是能够直观把握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用伦理这种形式来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伦理是节约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效率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重要。相比其他产品而言，生产像“虔诚”这一类的精神产品尤其依赖于伦理建设和意识形态积累。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伦理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伦理成为助力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注释：
①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联合早报》20xx年10月4日。
②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③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④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⑤埃德温棘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页。
⑥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⑧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9期。
⑨李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⑩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十分重视诚信,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在历史上,诚信思想对于提高个人修养,改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信用缺失的问题,成为我们进一步前进的阻力.为此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儒家的诚信思想,以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社会信用体系.
1儒家人本哲学的产生和形成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发情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3结论
浅析儒家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探究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引申出对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使儒家和谐思想真正的融入现代、融入我们的生活。
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内涵,现代价值,现代化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来讲，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天人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三个层面。
(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界应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明万物生长都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与自然界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天人和谐。孟子也主张保持生态平衡，反对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尊重自然界的生息规律，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和善、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二)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和为贵”思想
对于人际和谐的追求，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
“和”不仅成为了个人处事的基本策略，也成为了稳定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待人处事，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为了实现“人和”的价值目标，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孔子从义出发，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得思义”，在利益面前要经得起诱惑，不做损人利己这类不合乎“义”并有损“和”的事情，同时主张要守信义，重礼仪，这样才能构建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主张个人身心和谐发展，实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
先秦儒家认为“和为贵”的伦理思想要真正落实，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的言行符合“仁”的规范，“和”的要求，人们只有从“修己”做起，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推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要以提高个体的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此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三、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文明也遭遇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一些伦理道德的挑战。面对环境的恶化，人情的冷漠，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现实而深感困惑时，回溯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宝库，儒家“生生和谐”的人文境界早已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儒家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倡导的“和谐”代表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要予以新的解释，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1)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强调要有仁爱之心，要学会宽恕别人，尊重别人，信任别人，以此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能科学地理解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用以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用它整合现代社会及各种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弘扬，而且能使国家更加和谐和有序。
(2)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儒家倡导人生以立德为本，立功、立言为用，主张重义轻利，注重人的气节，推崇浩然正气，提倡理想的人格，与现代人急功近利的状态相比，儒家的义利观则更有价值，值得借鉴。
(3)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重民意，主张要富民、惠民，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相吻合。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淳朴民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儒家和谐思想与生态危机
人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譬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站在现代文明的新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价值。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我们如下启示：
(1)人类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要借鉴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万物的利益，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不能过度索取，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始终视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天人合一”，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当今时代，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要以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待自然界，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