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爻爻可太难了”投稿了14篇公共管理导论读后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公共管理导论读后感，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公共管理导论读后感
欧文E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提到许多管理理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它强调个人魅力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中的《军争篇》曰：“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意为既然士兵都服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单独前进，胆怯的也不会独自退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第一，强调了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一个下级只能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的统一指挥可以保证秩序，使员工能在准确的决策领导下工作，使得效率最大化。第二，体现出领导个人魅力的影响力。员工服从指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崇拜、尊敬领导者。要想开展有效的统一指挥，我认为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Facebook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其经营管理就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其中，其个人魅力尤为明显。不仅Facebook有明确分工，而且作为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的马克扎克伯格是十分具有创新头脑的，并且深受员工的尊敬。3月，知名职业网站Glassdoor公布了“20全球最受员工爱戴的CEO排行榜”,马克扎克伯格的支持率从的85%上升至13年的99%,成为“全球最受员工爱戴的CEO”.
“马克扎克伯格之所以被员工所喜爱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像其他公司高管那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他和其他普通员工一样，坐在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的工位中，员工们上厕所的时候都能经常遇见他。”招聘网站Glassdoor的发言人ScottDobroski表示，“如果不知道何为亲和力可以从此做起”.可见，只有受员工爱戴的领导，才能统一指挥员工工作，员工才别无二心、尽心尽力为企业出谋划策，这样企业才会迅速成长起来，才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管理基本问题初探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大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
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三是方式篇，主要内容包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从统治到治理：管理模式的转换；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绩效管理；新技术对管理方式的影响等。
我们相信，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共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为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的成熟与发展，也必然会为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的名字叫XX，我是XX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公共管理系的一名学生，今年七月份毕业。很高兴在网上看到你们的的招聘信息，冒昧呈上个人求职信，期待你们的阅览!
我学的是公共管理，但比较而言更喜欢酒店管理。大四上学期，我刚刚接触到酒店管理就被深深的吸引，之后就在网上搜寻这方面的信息，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发现这就是我想要做的。虽然有些晚，但是毕竟找到喜欢而又适合自己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酒店是带给人舒适和愉悦的地方，那种环境和氛围是我所向往的，而从事提供这一切的酒店管理工作更会让人感到骄傲和满足。酒店业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很有前景的行业，尤其是国内酒店高速增长，外资酒店纷纷进入中国，更使酒店业充满机遇与挑战。我决心把酒店管理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因此应聘贵公司储备干部岗位，希望在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发展。
虽然专业知识还有一定的不足，但我对酒店管理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四年的大学更让我具备了很好的学习能力，而且以后准备报考助理酒店管理师考试。既然选择了酒店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希望在贵公司从基层做起，使自己随着酒店的不断发展一步步得到提升。
感谢您阅读此信并考虑我的应聘要求，希望能够有幸与您面谈，衷心期盼您的回复!
此致
敬礼!
求职人：
XXXX年XX月XX日
附：开头
公共管理个人简历模板
中学时代起便热爱文学，较为擅长写作，中学时曾参加杂志征文比赛并有幸获得过奖项。在大学学习期间与同伴组成社会调查小组以“中国公众对公共关系的了解程度”为主题开展社会调查，最后作为主笔者撰写调查报告，题为《开放三十年，公关知多少——中国公众对公共关系了解程度调查报告》的社会调查报告在首届“公关杯”优秀社会调查报告评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在其后个个学期的'社会实践周调查报告撰写评分中也屡次获得“良好”的成绩。曾获得社会实践奖学金和“社会实践积极分子”称号。在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活动中与各位队友、同伴合作愉快，和谐相处，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通过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我的文字应用能力、人际交流沟通表达能力得到较好锻炼。
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学校粤语协会副会长，与协会其他成员一同策划“百蚊富翁”有奖问答游戏，该策划书在社团联合会经费投标竞投活动中获得社团联合会成员的认同和赞赏，最终标得活动经费，此次活动大获成功。亦曾在系学生会中与秘书处的各位同事通力合作，公共策划和组织举办了管理系量院之星选拔海选、初选、复选的活动流程和计分形式、场地布置等，有一定的活动策划经验。
在参加学生社团骨干培训班中担任组长职务，组织组员及时完成每次培训班任务及参加培训班活动，在其后的“优秀学员”评选中，我的工作获得各位组员的支持和认可，有幸被推选为“优秀学员”获得者。
为人随和谦逊，性格开朗乐观，与周围同学友好相处，待人友善热情，温文有礼。心理素质高，抗压能力强，自制能力强，生活自理能力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有明确目标，字迹工整，处事细心，为人正直，认真负责地完成他人交托的各种事项，诚实可靠，值得信赖。发展方向：其他要求：联系方式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
高校教学秘书岗位显然是公共部门的一种形式，有其运作的特殊性，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运用于高校教秘的日常管理活动中，是高校提高自身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必然趋势。
新公共管理学派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新公共管理”各有不同的观点，但其基本思想理念大体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激励。
激励是新公共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它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为了达到激励目的，必须明确目标，设置业绩目标，并且注重建立和运用绩效评估体系。
根据评估结果，从物质和精神上对管理人员进行奖励，从而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强调专业化管理。
一、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关于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存在内容空洞和方法机械的突出问题，政务信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主要分析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以及“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对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影响，并探索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
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专业和行业信息资源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教育部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方法、内容创新”，要“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帮助教师有效应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1］。，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2］。在这种形势下，国内高校开始探讨如何将“互联网+”与专业课程教学要素相结合的问题［3］。这种改革不仅是指在形式上采用网络课程、微课、慕课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处理好专业课程如何学、学什么等关键问题，也就是如何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专业和行业信息资源来改革和优化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改变专业课程教学“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问题。在本科专业课程中，“互联网+”专业信息资源给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带来的影响最显著。
一、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
（一）教学内容空洞
（二）教学方法机械
教学内容空洞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教学方法机械，我国任课教师往往单纯采用理论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学，较少使用案例式、启发式、探讨式等教学方法。由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同时部分教师对西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不是很透彻，导致教师在讲授时经常是机械地、苍白地对理论进行介绍，无法激发学生对我国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探究兴趣和深入思考。例如，在讲述《行政组织学》组织结构时，仅依据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讲解什么是“科层制”及其特点，什么是“管理宽度”，什么是“管理层级”等，而对于我国从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地区、盟）、县（区、自治旗）、乡镇（街道办）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的复杂结构及其职责配置不了解，导致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对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影响
随着政务信息进入“互联网+”时代，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级党政机关的方针政策、数据资源、管理过程甚至是核心的决策过程，已经基本全方位、关联性地通过网站、移动政务平台、政务微博等载体公布于众，真实的“公共管理活动”逐渐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展现。这种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活动及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将会对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产生积极影响，也为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困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
（一）“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拓展教学内容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优化教学方法
在“互联网+”政务信息时代，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教学方法的优化。首先，政务信息资源的丰富和获取方式的便捷，为教师广泛使用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探讨式教学等方法提供了现实条件。例如，案例教学的前提是必须有丰富的、真实的、可供讨论的案例，如果所需的教案案例都通过实地调查获取，一般高校教师不可能做到，但“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为所有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提供海量的案例原始信息。正如著名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专家LaurenceE.LynnJr.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指南》所指出的，政务网络信息资源在第一手调查资料之外，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公共管理案例的途径。其次，可以提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互联网+”政务信息时代打破了传统教学囿于有形教室课堂的局限，能够实现“课内课外”与“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并提供“永不下课”的课堂，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课堂上热闹一下，教室外就抛脑后”的状况。例如，无论是案例教学还是探讨式教学，丰富的“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促进学生在教室课堂外开展自主式和研究性学习，甚至能够吸引兴趣浓厚的学生进行长期深入的探究，从而大大提高这些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三、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我国自10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网站正式上线以来，已经持续实施了10多年的政府上网工程，尤其是近年来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互联网+公共服务”项目的推进，使我国从中央层级到省级、地市级、县区级、乡镇级的党政机关和公共管理机构的政务信息甚至是内部流程信息和数据公之于众，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而如何将“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有效运用于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是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探索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见图1），其包括持续循环的5个环节。
（一）分析课程教学对“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
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全方位调查，确定“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类课程中挖掘使用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情况，形成学生和教师在公共管理类各门核心课程、各章节教学中对政务信息资源的需求详单。
（二）“互联网+”政务信息教学资源体系开发
（三）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课程教学设计
运用教学设计理论和方法，在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中以基本章节为依据，重新设计和安排每门课程各部分的具体教学体系，形成系列规范性的教案或自编教材。例如，在讲述《行政组织学》中关于“我国政府结构”的内容时，可以引入各级政府的网站，在讲述基本理论的过程中，让学生通过网站直接观察不同层级政府的架构。
（四）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方法改革
互动教学是培养学生兴趣和启发学生思维的最好方法，而“互联网+”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互动式教学提供了技术手段［7］。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方法改革要以互动式教学为核心，探索“模拟现场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模拟现场教学”是充分利用政务网络信息资源，当场展示公共管理的“真实面目”和“现实问题”，并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任务驱动教学”是指引导学生自主挖掘政务信息资源，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其彻底改变了教师单方面灌输理论的方式。
（五）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效果评价
在公共管理类核心课程均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在线互动技术广泛征求学生、教师和专家的意见，并评估每门课程基于“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挖掘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为下一轮“互联网+”政务信息资源教学需求确定、教学资源挖掘和教学方法优化提供依据。
（一）
简介：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一、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3、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形而上学导论》之读后感
吴雪乔
序言
怀特海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的注脚。这番说法固然有过度简化西方哲学史之嫌，不过从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史来看，由于柏拉图主义及其后继的各种形式的、经改良的“主义”、思想的“保驾护航”，近现代似乎真的成为了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时代”。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在世界范围内的延烧方才真正揭露了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控制之下，影响全球的“欧洲理想”的疲软乏力和与之相应的传统的崩溃趋势。“西方文明的命运，其实质上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那么，二十世纪的战争和从西方扩散出来的种种世界性的不良事件便可被视为原有的西方文明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内在崩溃趋势的外在表征；当然，亦还可被视为长期以来摆在西方“思”与“诗”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存在的遗忘以及存在于遗忘处的重新显现与再次被遗忘。
1
原在
长期以来，我们不热衷于去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因为我们对于存在问题的探讨本身有着以下成见：认为“‘存在’是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所以它本身就反对任何下定义的企图；”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不断地用到它，并且已经懂得一向用它来指什么”，使得“那个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晦蔽者竟变成了昭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东西，乃至于谁要是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在方法上有所失误”。
在《形而上学导论》之中，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于physics一词本意的根深蒂固的误解便足以说明存在问题在哲学的视域之中暗淡已久：今天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先验于一系列诸如原子、电子等等自然事物表象的“物理”，亦即这一在知性科学意义上进行探究的学科。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外部理性视角对于原始本真的扭曲与阻塞。西方哲学最先的和决定性的发展是在希腊时代。对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发问，即对存在问题的发问也是真正肇端于希腊人。这个肇端是原始的，但是并不朴素――如果是按照理性主义兴盛之后对于physics一词的理解方式去看待那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的思想，那么这些哲学思想当然就落向了一种极不发达的自然主义哲学，落向一种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具有某种（些）存在或不存在的质料本性的“朴素唯物主义”。于是，希腊哲学的开端便依照我们所习惯的理性那样成为一种相对于无知与迷茫而言较高级的依托于基本物质的神学意识形态而已――当然，这是一个基于诸多值得商榷的预设的判断。
但现在仍然无法排除如下质疑：无论我们怎样区分在与在者，在只能是在者的在，似乎只能通过在者加以理解。而且依上述论证，如此对在的理解途径终归是一种基于对现成者的解释。另外，如果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更是流于表面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终归是人在受到动物性的存在方式的蛊惑但又心甘情愿沉迷于现象的托词。缺乏一种先验的、从形式意义到实质意义上的总领，这样的哲学探究难以有真理之果，更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终局性的解释。对此有两点回应：
第二，上述责难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的：“在”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同“类”（范畴）的普遍性是相同的，而我们要想真正地“原在”，归根结底是需要基于对作为在的诸种方式――在者的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应是在以一种“通过杨树来定义什么是‘一般的树（实体）’”的先天综合方法，试图通过各种在者去理解什么是“一般的在”，故而存在论与范畴论相仿，如其自身的“重心”（姑且称存在为存在论的“重心”）不能成为至尊，便都需以一种更具优先地位的存在者为尊。
这显然是成问题的。首先，即便“在”和“树”一样，可以是一个种类，可是在此情况中将任何一个例子作为解释的出发点都将是无从言说的，因为由此得出的在只不过是披着神性光芒的新在者而已，换言之，范畴论是一种“在者论”以范畴论的思维为存在论的框架其结果必然不伦不类；更何况这种假设根本不能成立，即“在”并不能是一种范畴，否则便混淆了在场与实体之间的分别，对存在的研究便再次回到了起点；其次，如前所述，存在论关心的并不是现象，而只是现象的本真存在，即所谓“次现象”，是“无-用处”，“无-意识”。也许它正是现象，但是它和现象本身有着绝对的区别：他是现象的自行出现。而形而上学的错误便在于，将次现象当作了另一个现象、另一个存在者、另一种生活来处理。事实上，以一存在者为至尊，不如以其为虚无，或者“非存在者”（思），使得各种特殊性得以一一地展现于其之中。
2
原思
“思”可以有很多形态：“图谋”、“怀念”、“描述”、“想象”、“抱有意见”、“静默沉思”等等。不论如何，从这些解释之中我们可知：第一，思可以将事物受约束地“意象”在我们面前，亦即所谓思的意向性功能；第二，思与在之间是有内在相属的关系的――当我们在前文论述存在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描述”存在或者对存在“抱有意见”，即思考在。所以，在对存在的考察之中，思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和在对立，而是变成考察的立足点，或者说通过使在从思之中获取解释，使在呈现在思的面前。
另外，在探究“思”的时候，针对探讨思之规律、思之形式的“逻辑”的考察是十分重要的。在《形而上学导论》之中，海德格尔认为“逻辑”一词即是简化表达的“λγο之学”。而λγο（“逻各斯”）自柏拉图开始，到近代哲学的这段不断变化发展的期间内，先是由理念逐渐被赋予了宗教性之后成为了上帝，而后至今理性话语的代名词。
然而，自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成为“λγο之学”（逻辑）运作的范本之后，源始意义上的λγο便基本从哲学的视野中消失了。它转而操持起了一种客观冷峻的外部性视角；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愈发疏远――无论之后的哲学家是从什么角度来掌握逻辑、理解λγο的，λγο总是能摆出一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面孔，寻求高级实体的评判，而不再依靠其本身的原始兴趣而出现。不仅如此，基于这种来自古典时代末期的思维方式，“逻辑学家”们还希望从更古老的先贤（如巴门尼德）那里能够为此获得更多的支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更多的值得商榷之处：
Τγρατνοενστντεκαεναι――Παρμενδη
这句话出自巴门尼德残片5，一般被翻译为：“但是思（νοεν）与在是同一的”。若以此言观之，近代西方哲学似乎是相当“赞同”巴门尼德的：它将思与在（者）的“同一”解释为理性主体的活动（如康德、费希特）或者绝对精神的指引（如黑格尔）或者其他什么具有外部性的实体与形式的操控结果。换言之，总是“主体”的“思”决定着在（者）是什么，而在（者）只不过是“主体”的“思”的结果，思与在（者）的“同一”，在于更高级的“主体”之中。于是，从这种习以为常的理解之中，我们产生了对于主体的“理性”和作为理性运转形式的“逻辑”的依赖――λγο则变为了主体的代名词。我们将存在（者）和思想均设定成了主体附属品――如此理解之下，思也好，在（者）也罢，只是一种人向主体献媚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从笛卡尔到康德，人从“在思考处存在”走向了“在应在处存在”，而唯一变化的仅是唯心论由“独断的”变成了“先验的”，人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在者作为自己的主子的过程中定义着新的自由，而从未真正存在过。
与上述情况不同，为了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海德格尔认为要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εναι是什么意思？
2、νοεν是什么意思？
3、τατ和τεκα是什么意思？
首先，关于第一条所问，εναι即存在（being），已经通过在前文中谈到φσι的内容知道的足够清楚了。
其次，关于νοεν，海氏认为，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的原意本为“承认”，但在巴门尼德此语之中，该意却是晦暗不明的，特别是当我们贸然将其翻译为“思”，而且还把它规定为主体的言说的逻辑之意的时候，更是掩盖了该词的原意之妙。另据海德格尔的研究，希腊哲学之中另一重要概念νο（努斯）一词的原意，也不当是现如今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努斯一词……是指心灵，也泛指感觉、思想、情感、意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主体”，而认为该词原意本应为“讯问”，而且是在一种双重相属意义之下的“讯问”。至于这一“双重相属意义”，则来自于海德格尔对νοεν的本意，即“承认”一词的进一步阐发：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到，“承认”（νοεν）有如下两重意思：一方面，是接受、候教，亦即维持一种虚空的状态，以待“展示自身者、现象者之教”；另一方面，还指“听取证人，尊重证人而同时又接纳事实情况，一如事实现状及其情景去判定事实情况”；所以“讯问”（νο）在此双重意义之下便说的是，“候教，但却不是单纯地接受，而要面对展示者采取一种接纳的态度”。“接纳”在这里是指迎接面临的“对手”（展示者），又要使“对手”“至少止步不前”，换言之，使之维持在一种将来而未来的“应来”、“本是”（Ereignis）状态之中。“现象者之这种接纳起来的止步之妙就寓于νοεν之中”。
那么，“思”与在似乎由此便是处在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境地之中了：第一，若以“候教”之意解“思”，“思”之重心似乎在于前来“赐教”的“展示自身者、现象者”（在者）而并不在于海氏所一直鼓吹的“存在”，换言之，若由此解“思”，和以传统的形而上学视域中的“思”似乎难有二致，因为形而上学的“思”亦不过是在寻求先验存在者或者彼岸存在者之“赐教”的意向；第二，若以“接纳”之意解“思”，“思”之中心则似乎又转为对无法指定的未来，或者一种永远处于即将来临之状态之中，换言之，是一种纯粹的迫近或可能性之中，也并非存在。所以，巴门尼德残片中“思”与“在”的同一指的是“思”与“在”是“作为归属一起而同一的”。从整体格局上来讲，这一对于矛盾概念的归拢的方法，正是前述λγο之意涵的典型体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巴门尼德之所以说τατ和τεκα，也正是因为“在与思（讯问）是在互相排斥的意义上一致”。
既然互相排斥，然则何谈“一致”？巴门尼德在残片8中说：“思（讯问）与思（讯问）为之而出现的事是一致的。”于是，海德格尔认为，思（讯问）就“为在之故而出现。”“这个在只活跃为现象，只有当无蔽境界出现时，当展示自身之事出现时，这个在才活跃而进入无蔽境界”、“在起作用之处，就一同起作用而且作为归属于在之事一同出现下述两件事：讯问；常驻于自身之中而又展示自身者因接纳的态度止步”。
存在来临，存在通过不停退却、不停使自己成为可能才得已来临。存在不仅显现在存在者中，同时还显现在某种表明它无可避免的退却的东西之中，显现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之中，显现在比存在多或者少的东西之中――这些既需要“形而上学超出存在者的追问”也需要以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超越形而上学，使此在不仅超越存在者，更将自身“嵌入‘无’中的境界”。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大二时一次去图书馆，偶然看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出于钱穆的大名我就借来看了，但是发现当中的《弁言》写得非常好，这次阅读让我对文化这一概念有了更深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解，下意识地想到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文化能以文明的形式传播世界，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为何失去了古代的生气？
首先，引用论述《弁言》内容，阐述我的理解：
1、“文明、文化……此二词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而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钱穆先生阐述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并且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关系。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文化是各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是文明的根本，而文明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一种文化只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以物质的形式成为那个地方的文明，但是它不是那个地方的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异地文化只能发展，不能创造。
2、“要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发展性和文化必须刺激，非刺激无以使中国文化得到承古开后的发展。”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在完整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源泉源于刺激。这里的刺激我理解为外部攻击性刺激和内部融合性刺激，比如近代西方科技就是攻击性刺激中国文化，而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内部融合性刺激。文化就是在这种刺激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之弊漏及我的想法：
1、当代中国错将文明当文化。其实仔细分析，能够知道，当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文明
古国，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甚至有些妄自尊大者认为世界文明源于中国。其实，我觉得中国文明那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相当缓慢，相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文化相形见绌，反而连文明的遗留也在快速褪色。所以不要将文明当作文化，而使自己失去危机意识。
2、当代中国对文化重视程度太低，文化竞争意识逐渐减退，在外来文化刺激下不仅没
有积极应对，反而持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接受心态。如韩剧、外国节日等对中国文化冲击越来越大，国家虽然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本身已经缺乏竞争意识，所以当代中国文化危机越来越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面对刺激，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认清文化形式，重视文化发展。
3、解放阶级文化思想束缚，结合现实推动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现代社会，
文化更多要在思想上创新，当代中国如果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阶级文化思想，大胆接受先进文化，将这些有利外来刺激当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如探索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等。
综述，钱穆先生对文化的阐述，让我不仅对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更让我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新的思考。我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化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文化就会让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初夏的五月，天空是淡蓝色的，温和的阳光洒在身上，暖在心里，我怀着无比的激动与憧憬，走进了北大校园，参加我局组织的第四期北京大学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的学习，公共管理学习总结。能成为北大燕园研修班的一名学员，我深感荣幸。通过短短一周的学习，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收获一：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思想和精神得到了升华。
跨进北大的校门，耳濡目染了未名湖畔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这里有百年的思想文化积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造福社会的治学思想。名校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博雅塔下一流的专家学者，为我开启了一道感悟之门。课堂上教授们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的教学方法，幽默风趣的精彩讲解，教学内容的丰富多彩，简直就是一盘享用不尽的文化大餐，使我在理念上完成了一次洗礼，在知识上得到了一次强劲的“充电”。他们广博的知识、活跃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使我逐渐构筑起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特别是对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解析、社会管理与体制创新、管理心理学以及对自我的正确认知等理论知识的学习，使自己茅塞顿开，对以前一知半解的东西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使自身的思想和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
收获二：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增强了不断学习的自觉性
收获三：掌握方法，学以致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周的学习，我们学到的与其说是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不如说是一些先进的理念或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老师为我们打开的是一扇知识和思考的大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把所学到的知识真正应用于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自己作为一名乡镇财政管理工作者，面对的是基层和普通老百姓，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将服务融入到社会管理层次，做好政策、服务的传递，好事要做好，时时处处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和看待问题，要想方设法替百姓排忧解难，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涪陵尽自己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