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周小川在此前记者会上关于继任人选的一句“你猜呀”有了答案，1997年加入央行系统工作的易纲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央行行长。
与以往的一些央行行长比，易纲的经历有两点不同，一是有多年在美国深造、执教的经历，二是一直在央行系统工作。虽然易纲没有像戴相龙、周小川那样在其他金融领域工作的经历，但过去20余年他既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国金融改革工程设计的参与者、谋划者，又是这些政策、工程实施的推进者，加之在央行、外汇管理局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多年历练，同时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职务，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金融业以及西方经济、金融业有较深系统认识的央行管理者。中国央行行长由一位“海归”担任，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易纲的国际视野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话语权。
挑战一协调运用“两率”政策
易纲行长首先面临的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的挑战。
经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的多年挣扎、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迫使这些经济体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3月初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证词时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并提到了2018年将加息3～4次的可能性。美联储随后便加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的货币投放也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例如当占人民币汇率形成权重较大的货币启动加息进程后，人民币必然面临是否加息的压力，若不加息，自己的货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而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需要考虑因金融整顿所带来的资金盘面趋紧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这样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在经济、货币外向度提升的条件下实现货币对内及对外价格的平衡，对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挑战二金融发展与稳定
挑战三拟定金融业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三是面临央行承担起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职责的挑战。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把两个监管机构原来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样的安排从方向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了监管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程序失当问题，避免了监管机构可能出现的任性表现。这样一种在央行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安排，其实也等于明确了一项工作，就是未来一些金融业的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由央行统筹拟定，监管机构的职责就是一个：专事监管。这项分工改变给央行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拟定，二方面是对各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边际、监管效率的协调。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很多人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机构合并能提高效率，其实这有点一厢情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内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流程，对权力的运用有什么约束。在这两个机构的合并过程中，央行首先要解决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的重要制度设计问题，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保持和提升两个机构合并后的监管效率问题。
挑战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无疑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走过由区域化到全球化、由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存货币的过程，其实现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该国经济总量的大小，而取决于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该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稳定性、经济活动效率及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
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央行于国内应充分发挥自身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源管控和支配功能空前强化的优势，从效率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使用作出约束和引导，促进金融业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按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两会期间作出的表述，中国央行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常态化地动用基础货币，或常态化地动用信贷政策指引，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央行。如何做得更加深入、科学，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并加强力度。同时，希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央行于海外需要积极拓展人民币国际收支、结算的网络和系统，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人民币计入SDR、互联网金融应用技术领先一步等机会，鼓励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积极打造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海外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层次多端发力，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挑战五提高市场开放效率
五是央行将面临提高市场开放效率的挑战。在明确重要金融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由央行负责后，其实就等于明确了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规模及节奏也将由央行统筹负责。过往多年的中国金融业开放基本是通过增多金融机构数量来推动行业竞争，进而达到提升市场服务效率的目的。但由监管的法律基础和监管取向所决定，这样的市场开放很难在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和提高行业供给质量上有所贡献。在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今天，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水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应该成为未来央行考虑金融业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是要鼓励那些能带来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第二是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努力进入新的服务领域，致力提升服务供给层次。对央行来说，提升金融业开放效率还有一个进一步打通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及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以资本市场供给内容的完善及供给效率的提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直接融资支持。易纲在之前曾表达过金融业开放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金融业开放还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
挑战六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挑战七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
挑战八保持政策独立性权威性
八是央行将面临如何保持政策、制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挑战。央行功能的增加意味着自身要兼顾的方面在增多，要协调的利害关系也在增多，这一方面要求央行制定的政策、制度要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也要求央行各项政策、工具的运用要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要以自身的高效率运行来引领整个金融系统的高效率运行。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过程中，一些居于决策位置的人常习惯于把货币政策当成促增长的常规工具使用，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在强调货币政策中性稳健的今天，这是尤其需要改变和摒弃的一种习惯，不能动辄就搞“大水漫灌”，以“发票子”刺激经济增长。央行有责任明确：货币政策属事关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有利有弊，不当地运用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更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隐患，而飘忽不定或者过快、过大地调整货币政策更会引起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
综上，由易纲任行长的中国央行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职责范围上，以及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变化局面上，都与以往的中国央行所拥有的职能、所面临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同，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央行带来种种压力和考验，但也会给易纲提供极大的发挥专业才华和政治智慧的空间。挑战者乃使命也，希望中国央行运筹帷幄，不负使命，审时度势，见端知本，见危于无形，辨祸于未萌，精心谋势，相机取势，疾步行稳，全面开创工作的新局面。